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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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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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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作家有一种品质叫真实

今天是五一长假第二天,没有出门。一个人窝在床上,看着眼前的电脑,一直想动笔写点什么,却无从下手。百无聊赖之际,顺手拿起了那本1953年的《人民文学》。看着主编、副主编、编辑委员里出现的那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茅盾/丁玲/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突然间一个问题冒了出来——六十多年前,我们眼里的文坛大家都在编一本杂志,那今天的作家又在干什么呢?

打开电脑,百度搜索余秋雨,结果栏里出现了一个题目:我的朋友莫言——是余秋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到当代文学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名字,余华。

余华两个字对于我一个很少看书的人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说陌生是因为我没看过他的文学作品,甚至在电视上都没见过他本人。说熟悉是因为,我知道有一部葛优老师的电影《活着》,他是电影剧本原作者。好奇心作祟,在百度搜索框里敲下了这两个字:余华。

和其他著名作家老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上很少有他的新闻报道,采访视频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了一个朗读者的片段。而就是这短短十六分钟的现场采访,让我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感动:原来作家也可以真实如普通人。

采访中,董卿以“作家和故乡”开篇,引出了作家余华的儿时回忆。两个人就像是老朋友,从北京聊到故乡,从牙医聊到作家,从《人民文学》聊到《一千零一夜》,从茅盾聊到马克思。他调侃似的讲他的退稿经历,讲他的湿疹因为回到故乡海盐不治而愈,不娇柔,不造作,没有一句废话,每句话简单中都透露着真实。突然有种相见恨晚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作家。在我心里,真正的作家有一种品质叫真实:真实生活,真实写作,真实做人。

余华原来是个牙医,当他讲第一次给别人拔牙的经历的时候,诙谐而幽默,让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的一次拔牙经历。

有一天,有一颗智齿疼的实在睡不着觉,没办法,只能找个医院去拔牙。邻居介绍了一个区级的口腔医院,但是赶上周末,她熟悉的那个医生不在,我和老公就挂了一个专家号。

拔牙的是个老头儿,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当我问他疼不疼时,他没搭理我,钳子进口的时候才说了一句:马上就完事儿了。

打完麻药没多久,只听见钳子在我嘴里一顿捣鼓,几分钟过去,他来了一句:你这个稍微有点麻烦,上扳子吧,这个工具我一般都用不到。在我还没顾上紧张的时候,工具已经进了嘴里,一分钟过后,他告诉我:完事了,带了点牙根肉出来,不碍事儿,可以自愈,你们俩可以走了,按照我说的养一周就好了。我和老公一顿蒙,赶紧问:不用开两盒消炎药吗?不用。我还想再确认一下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了:下一位。

就这样,两个人慌里慌张的出了医院门口,一路上我还犯嘀咕:这就是所谓的专家吗?不都说专家开一堆药的吗?一盒药也不开能好的快吗?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吧!

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周,结果自然是伤口痊愈了,但是每每想起来,总觉得心有余悸。拔了一颗牙,除了医保卡报销的部分,花了不到100块钱,如果不是我告诉你,你会信吗?不禁感叹,原来,在大城市也有这样的医生:能给你省一分是一分,活的真真切切。

这就是我和牙医的故事。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作家可以给你打开一扇窗,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而余华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从他的讲述中我看到了生活中自己的影子,他的每句话,每个字,看似很简单,却透着生活的真谛。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

之前很多年,写文章都是在写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文学作品,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又高于生活,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的文字肯定离文学作品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因为虽然记录了生活但是没有提炼,更谈不上高于生活了。用董卿的话说:

余华的文字冷静里透着力度,就像是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从小他生活的南方小镇。

采访最后,余华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朗诵了他自己的散文集中的片段。听完他的朗诵,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原来文字也可以这么简单而有力量,原来不多费唇舌也可以说明白一件事情。我终于明白了,这才是我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最适合我走的一条路。

整个采访过程中,余华就像我们楼上的邻居大叔一样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一字一句,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就像他的作品。他让我忍不住想起了一个人:朱殿封——我们老家的一位作家前辈,我的忘年交。

认识殿封叔叔源于疫情刚开始的那几天。刚来头条的时候,空闲时写了几篇文章,给父亲打电话想让他帮我参谋参谋,看看文字有没有进步。父亲告诉我,他觉得还可以,但是他自己水平有限,便把朱叔叔微信给了我。

第一次打交道,是我给他打的电话。他看了我发的几篇文章,没有急于表态,只是说让我沉下心来再写两天看看。后来我明白了,他是想看看我能坚持多久。他是大众日报社的高级记者,写了一辈子的新闻稿,有个道理他很明白:写作不是心血来潮,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是个长年累月的活儿。

后来再次聊天是半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半个小时聊下来他大概觉得我还有点那个意思,虽然不是很有灵性,但是孺子可教也,从那以后我们就正式成为了朋友。

每次我打电话给他,他有时间就会及时回复我,教我写作技巧的同时还时常叮嘱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看问题要看大方向,有些问题暂时有些争议很正常,要客观看待,不能以偏概全。文章要有底线,做一个正能量的人,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用自己的笔描述这个真实而伟大的时代。话语虽简单,但是很受用。

他刚刚退休不久,但是每天还坚持给报社写专栏,主题是中国的节气文化,一个节气写一篇。慢慢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头儿真的不简单。他从来不说自己是作家,非常谦虚谨慎,实际上这些年他已经出了很多书,前两天在我的要求下,他邮了三本给我:《燃烧吧,冀鲁边烽火!》、《月影沙韵》和《走进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收到书后才突然间想起来,中学时候,我就读过他的另外一部作品《不了情》,是写我的家乡乐陵的。这篇文章收笔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帮着提提意见。他用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告诉我:今天他在表叔家做客,晚上回来打给我。

无论是余华,还是我的作家前辈,都告诉我同样的道理:要真实生活、真实写作、真实做人——生活因为真实而伟大,写作因为真实而美好,做人因为真实而不朽。

电视机前的余华就像那个我熟悉的前辈,用他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告诉我怎么做一个真实的人,怎样过真实的生活,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不知不觉十六分钟的访谈就这么结束了,《在细雨中呼喊》一书中他这样写到:

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

我突然发现,我身后也多了一个人,他在冲我微笑,好像在和我说:思你所思,写你所想,简单明了,也可以成为文章。

真正的作家有一种品质叫真实,余华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纯粹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想未来的我也必定可以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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