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鄱阳湖及鄱阳

每当我们捧读《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时，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文章的作者范仲淹老先生，被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襟及高尚情怀所感动、所激励、所鼓舞的了。

《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六年，亦即是公元的1046年写成的。不过，从文章中所表述的内涵来分析，则是范仲淹在贬谪饶州期间的思想认识与精神建树的写照。

宋仁宗景祐二年，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任人唯亲，将朝政弄得腐败不堪。便在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036年，根据调查所得来的结果，他绘制了一张吕夷简用人的“百官图”，呈递给了仁宗皇帝，对宰相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料，遭到了宰相吕夷简的严重反扑，吕夷简反过来讥笑范仲淹这人太过迂腐，不明白事理。范仲淹便接连向皇帝上了四道奏章，斥论吕夷简的狡诈与图谋。吕夷简更是在皇帝面前极力诬蔑范仲淹在暗地里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关系。其实，在当时的朝廷中，范、吕之间的是非曲直，有不少的人都是看得清楚分明的，可偏偏那时候，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善于巧妙利用君主之势并笼络人心，最终将范仲淹贬谪出了朝廷，放任做了外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就这样，宰相吕夷简的从旁中伤，最终促使仁宗皇帝在这年的深秋，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将他贬到了饶州做知州。那时候的饶州就是我们今天的鄱阳，而饶州府的治所之地，便是我们今天的鄱阳县城。就这样，范仲淹在鄱阳一呆就呆到了景佑四年年底，亦即是公元的1037年。从范仲淹于公元1036年被贬赴鄱阳任上起，到公元1037年年底离开鄱阳时至，共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除了处理手头上的政务之外，大部分时间用来与友人唱和赋诗，再就是穿梭在鄱阳与庐山之间，游历在鄱阳湖上。在这段时间里，范仲淹创作了不少的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郡斋即事，饶州作》以及《芝山诗》、《游庐山》等等的一些作品了。

我们不妨来粗略地学习一下他的几首诗作。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郡斋即事，饶州作》诗文如下：“三处变成鬓如丝，斋中萧瑟过禅师。每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尚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这首诗，作者用短短的几十个字，就将他在饶州任上的经历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强烈地表达了他自己穷且益坚的凌云壮志以及对人世间祸福不定的彻悟。其实，在这首诗的背后，他所表达的还是一个“忧”字，他在忧虑朝政，忧虑天下苍生。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他的《芝山寺》与《升上人碧云轩》这两首诗作。他的《芝山寺》是这样写的：“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这首诗是范仲淹在芝山寺内的碧云轩写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他能够静得下心来忘却烦恼，以禅意佛性的智慧悟出自乐的坦然心境。 

芝山，初名北罔山，又名土素山，位于江西省鄱阳县城西北。山顶上建有一亭，名唤：芝亭。每到晴朗之日登上此亭，并不仅仅只可饱览近处的湖光山色，并且还能够远眺西北深处的庐山五老峰，因此，芝亭还有个名字叫做“五老亭”。在芝山的南麓建有芝山寺。寺后有“碧云轩”，是范仲淹在任知州时读书歇息的地方。

从“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这一句来看，他将尘俗间的过眼浮华，借用唐朝龙朔年间“三茎灵芝”的故事来加以趣说，可见他的胸襟之开阔无人能比。“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一句，是说佛的法力之大，就是连乌鸦，老虎之类动物听了佛经都能够被其感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范仲淹的身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佛仙的境地？他已经在强迫自己把世间的一切荣辱与争斗统统抛在脑后，一心只向往并追求“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的人生境界。

以下是他的《升上人碧云轩》诗文：“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祇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表达了范仲淹的某种闲适情怀，而事实上，诗的背后依然透露出他的心头上那一个大大的“忧”字。他不是在忧虑自己的前途，他忧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未来。

这样的一个“忧”字，同样在他的《游庐山作》一诗中读得出来：“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在这首诗里，看起来范仲淹是将自己置于山水之间而自得其乐，而其实是他把自己忧国忧民的悲戚与愤懑以及满腔的报国情怀，统统都化作在了“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那一句诗里了。

以至于到了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038年，西夏国调集了十万军马来侵犯我大宋朝廷之时，范仲淹便又立马奉旨披挂上阵做了副元帅，当上了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保家卫国，血战疆场。可见，在范仲淹的心里，国与家，国与民，是他心头总也放不下的牵挂。

纵观范仲淹在鄱阳期间写的《和谢希深学士见寄》、《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酬叶道师卿学士见寄》、《依韵酬黄灏秀才》、《望庐山瀑布》、《瀑布》等等的一系列诗作，无不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心头上悬着的那个巨大的“忧”字。

所以，当他在邓州接到滕子京请他为岳阳楼作记的时候，他借为岳阳楼作记的机会，便将自己对事业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那一腔远大抱负，忧国忧民的思想给吐露了出来。

范仲淹靖边之后，受到了朝廷的重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 庆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的年初，曾经慷慨激昂，一心想要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突然下诏废弃了庆历新政的一切改革措施，将范仲淹和富弼同时撤去了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庆历各项新政，纷纷被取缔。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不仅在转瞬间便被付之东流了，而且他还差点因为石介和富弼的案子再次受到牵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去做了知州。而与他交好的富弼已贬知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知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也就是滕子京被贬知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

滕子京在知岳州后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重修岳阳楼，修好之后，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请他为岳阳楼作记。随信还附上了一幅《洞庭晚秋图》给范仲淹看，目的是让范仲淹借图来了解岳阳楼四周的坏境与形胜，便于他写作。

由此可见，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他并未亲身登临岳阳楼，而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洞庭晚秋图》的一点粗略印象而写出来的《岳阳楼记》。庆历六年，亦即是公元1046年的9月14日夜晚，他把《洞庭晚秋图》挂了起来，看着图上的岳阳楼放开了思绪，凝神构思了文章来。于是，这些年来，一连串的人生际遇令他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流放，想到了戍边，想到了庆历革新变法的失败，总之，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因此，他便很快地下笔一挥而就，将《岳阳楼记》写了出来。

之所以他将《岳阳楼记》写得那么地好，那么地情景交融，这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范仲淹完全得益于他在鄱阳的那一段经历；得益于他在鄱阳湖上的那一段游历；得益于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对鄱阳湖的充分认知与细致解读。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岳阳楼记》原文中去找出它的破绽来。例如，从原文中范仲淹对洞庭湖的描述“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一句来看，他就把四至的方向搞错了。站在岳阳楼上四顾，应该是南极潇湘，北眺汉楚，西连巴蜀，东接皖赣的形态。所以，巫峡是处在洞庭湖的西面而非北面。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置身在鄱阳，置身在鄱阳湖的东岸，因此，万千气象的鄱阳湖就很自然地从他的心底走了出来，于是他便将鄱阳湖当做了洞庭湖，将鄱阳湖北入长江，溯通巫峡的情形在文章中写了出来。故此，我们在这两相的比对之下，就不难发现在《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中，是不是有着太多鄱阳湖的痕迹在里面了呢？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于岳阳的。例如，我国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就认为范仲淹是在到了岳阳之后才写的《岳阳楼记》。他说，如果写一篇优秀的文章，作者没有亲临现场，怎么会写出文章中的气势，又怎么能够将感情熔铸到文章中去呢？”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对于散文的写作，我们可以采取虚构和非虚构的创作手法来运用，所以，在进行虚构状态下的写作时，作者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进行写作。更何况，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的眼前不但是有一幅《洞庭晚秋图》可以借鉴，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内心深处保留了一幅实实在在的，鲜活的，鄱阳湖的四时美景图画。

自初唐以来，文人雅士对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表述，向来把他们一个比作是男性，而另一个比作是女性。洞庭湖具有的是一种野性的豪放与粗犷，而鄱阳湖则是温婉和柔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的如此表述中，明显地将鄱阳湖的气质与风韵，嫁接给了洞庭湖，是典型的散文在场主义写作方法的运用和体现。

所以，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范仲淹在鄱阳的一段日子里，鄱阳湖的沉静与温婉，壮阔与柔美，感染了范仲淹，促使他想通了很多很多人生中的道理，也让范仲淹从忧郁中悟出了与命运斗争，奋发向上的志气与勇气，树立起来了襟怀天下，心寄苍生的远大抱负。

当范仲淹派人将《岳阳楼记》送到岳州后，滕子京看了大为感动，即命人刻石立碑，镌刻于上。其中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是不胫而走，迅速在全国传诵开来。就是在宋仁宗听闻此事之后，亦是不由得慨然地称颂起范仲淹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之中做人的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精确概括。如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民，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高高地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中。

范仲淹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品德代表。“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一看似平淡的句子，虽然是范仲淹写在自己饶州任后的邓州任上，但却是他在饶州（鄱阳）任上时的智慧与思想的结晶，是他一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正是：范公因贬放饶州，鄱阳湖上将心逐。去国怀乡忧思远，但叫精神永不朽。以上便是范仲淹与鄱阳湖以及鄱阳、庐山之间的一段，千古不了的旷世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