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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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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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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都昌朱门四友

宋淳熙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78年,史浩东山再起,再度为相之后,他极力地向朝廷推荐了朱熹。朝廷于是派朱熹出任南康府知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庐山市。朱熹初时,是屡辞不属,后迫于朝廷的压力,才于翌年到任。朱熹刚上任不久,南康府一带就发生了很大的灾荒,朱熹便给朝廷上疏,要求减免南康一带的赋税并开仓济民。同时,还请求朝廷要着力兴修长江大堤,一方面要解决长江大堤久未修筑维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雇用饥民来做工,借此解决饥民们缺少粮食的那个大问题,这样的话,既帮饥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广大饥民的就业问题,因此,他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饥民的无比称赞。

朱熹在出任“知南康军”一职之后,尽管是重入仕途,但是他却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的身份。朱熹在公务之余,深入到唐代李渤隐居在庐山的旧址,白鹿洞书院遗址去察看,察看过后,朱熹这个智者大儒,面对残破的山河,虽然是身在半轮如血的残阳里,他也要尽去颓废,力倡理学,拼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的规制,亲自担任洞主,置学田、编课程、订学规、聚图书、聘大师,并将书院的情况向朝廷报告,恳请朝廷拨专款重修白鹿洞书院,用来进行讲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动手制定了一整套的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科目”来开展教学活动。

朱熹在重开白鹿洞书院之初,曾经在任上发出过这样一道榜文,《知南康榜文》:“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民力日困,深可哀怜。今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处置,可以宽恤,并请仔细开具着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切待面加询问,多方措置。庶几户口岁增,家给人足。”号召治下民众,随时都可以来到知军府交流和探讨学问和修身之良策,向民众宣明读书、教化的重要性。

此榜文一出,便立即引起了南康本府辖属的都昌文士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等人的重视。他们先后带着自己的论著与学术疑难来找朱熹,谦恭地要拜朱熹为师,向他请教学问,或者是直接来白鹿洞书院读书,接受朱子的教诲。

冯椅曾经手执自己解读的经书前往拜见朱熹,并自动行了朱门正修弟子礼。冯椅的诚挚心意感动了朱子,朱熹不肯以师礼受之,坚持要以朋友之礼相待。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切磋,领悟经义,探讨治学之道,并共同提出了“注疏经书,考证古籍”的读书主张。朱熹曾经在读过冯椅的某些著作之后,给冯椅写了一封信:“某衰晚,疾病待尽,朝夕无足言者。细读来示,备详别后进学不倦之意。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

死为究竟法耳?余正文、博学、强志,亦不易得。礼书中间商量多未合处,近方见其成编,此旧无甚改,易所谓独至无取者,诚然,然渠亦岂容它人之取也。

此间所集诸家杂说,未能如彼之好,然仪礼、正经,断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颇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李敬子坚苦有志,尤不易得。近与诸人皆已归,只有建昌二吕在此,早晚讲论,粗有条理,足慰岺寂也。”

从朱熹在信中说到的“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而已”这段话来看,朱熹与冯椅之间的交流是放在平等的立场上的,而态度是诚恳与真挚的,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师尊味道。

朱熹同时还在信中提到了冯椅的同乡黄商伯(黄灏)近来写的一本书“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告诉冯椅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书,在一起就近切磋学问,提高自己。

黄灏,字商伯,南康府都昌县人。幼时敏悟强记,肄业于荆山僧舍三年,后入太学,擢进士第。朱熹知南康军时,经常伴随朱熹出游而自称为弟子,质疑问难于朱熹左右,常自言“不敢轻为人师”。朱熹便告诉他说“以所知语人可也。”因此,黄灏每与朋友在一起讲学时,遇到了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在那里,过后,就必然要手持书本,亲身往来鄱阳湖上,行走于庐山的石泉之间,不管是风雨霜雪,他都要到白鹿洞书院去向朱熹讨教,借以来解除心头上的疑惑。即使是在黄灏辞官归里之后,他也一刻都没有放松学习。黄灏还会不定期地去到朱熹远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之中,去聆听朱熹的教诲,跟着朱熹一起研究学问,他一心要从朱熹那里接过传播理学的重任。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朱熹的《答冯奇之椅书》一文中读得出来。

彭蠡,字师范,号梅坡。在家庭的薰陶下,他是从小刻苦攻读,并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涉猎多科,大凡诗文、音乐、书法等,尤其对乐律研究颇有造诣。朱熹知南康军时,彭蠡经常慕名从游在朱熹身侧,或是泛舟于鄱阳湖上,或是畅游匡庐山中,每日里诗词唱和,相聚相交甚欢。朱熹在游鄱阳湖时,曾经写过一首这样的诗: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东西捩柁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少年轻事镇南来,水怒如山船正开。中流蜿蜒见脊尾,观者胆堕予方咍。衣冠兮日龙山路,庙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学饭飞,买田欲弃江湖去“。这首诗,朱熹并不仅仅只是对鄱阳湖上变幻不定的景象进行了单一的描述,我们还不难从“老矣安能学饭飞,买田欲弃江湖去”这句诗中,可以隐隐窥见到朱熹心中透露出来的丝缕忧愤与无奈、感伤的痕迹。

在白鹿洞书院建成后,朱熹特意聘请彭蠡为白鹿洞书院的经谕,负责讲解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和《西铭》。彭蠡在白鹿洞书院教授时,经常在与朱子释难问答时,总能够辨析疑义、见解精僻,因此,彭蠡的才学深得朱子的赏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彭蠡不光是朱子的学生,也是白鹿洞的先生。朱熹在调离南康军后,对彭蠡仍然是念念不忘,时刻记挂在心头。有一次,朱熹的老友甘叔怀来游庐山时,朱熹曾经写了一封书信给甘叔怀,请甘叔怀代他自己过鄱阳湖去看望彭蠡,他在信中说:“吾友彭师范胜士,在隔江都昌,可为一访。”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朱熹与彭蠡两人之间,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曹彦约,字简甫,号昌谷。他是都昌朱门四友中唯一的一个,朱熹在白鹿洞的亲传弟子,正宗的门生。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曹彦约高中进士,历任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尉、桂平军(今湖南桂阳)录事参军、司法参军,知乐平县,江西安抚司京湖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权知汉阳军事。开禧年间,金兵“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而郡兵寡弱,形势危急。曹彦约登高一呼,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招募乡勇,加强水陆防御,制定周密作战计划。他先派赵观迎战金兵,在渔民大力配合之下,“斩其先锋”,“焚其战舰”。接着又遣党仲升偷袭金营,杀敌千余,“民赖以安。”

曹彦约不但是一位干练的将才,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和著名的诗人。

在庆元元年到庆元三年,即公元1125年到1128年间,曹彦约担任常侍,每每于讲筵之上,“殚心启沃”,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迹为宝训,反复阐明,以为效法。他将所讲内容辑为一书,名为《经幄管见》,共计四卷(已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中)。他“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很高:“其间奏议,大都通达政体,可见施行。所论兵事利害,尤确凿有识,不同于摭拾游谈。

曹彦约还是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名已经收入在《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一书中。在《偶作》一诗中这样写道:“此天然处不亦妙,费尽思量却不到。有时父召急趋前,不觉不知造渊奥。此时合勒承认状,从古痴顽可不晓”。他教人要读圣贤之书,信孔孟之说。他在《赠杨伯洪》诗中这样说道:“扁舟下峡七经年,犹忆西民困备边。已病一夫空有议,误谋元帅本非贤。公朝虑蜀天常近,之子忧时火未燃。遇合却留经济用,此行应不愧登仙。”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情状和心中的忧虑。在一些迎来送往的题赠诗作中,却充满了情义和友谊。比如他在《祭刘仲明文》这样悲叹道:“二十余年,手足弟兄。有财共用,有田共耕。”“生不同姓,居不同州”。“慰我寂寥,问我穷愁。别久不见,贻书置邮。”冯椅辞世时,曹彦约就写了《亲友冯仪之运干挽章三首》的诗来祭奠冯椅。关于这个轶事,我已在前面的篇章里有过陈述,就不再展开了。

由此可见,曹彦约不愧是一位真文士,真名士,真侠肝义胆的豪杰也。

我们从朱熹与都昌朱门四友之间的关系来看,都昌不愧是一个文风学风繁盛的地方。难怪后来的元代大儒吴澄先生在写给都昌先贤祠的《先贤祠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南康,偏垒也。传道二大贤,尝过化焉。都昌,南康属县也。畴昔仁风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遗润,世犹未冺,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他说都昌是一块“先儒过化之地”是的确非虚的了。

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记载说:“都邑汇彭蠡之奇观,钟南山之秀色,前朝名辈林立,为人文渊薮。而北控浔江,东连饶郡,水陆冲要。所以志其险隘形势者,不特修文教也,抑具备武略焉。”可事实却恰恰与志载的相反,正如曾经的邑令陈嗣清说的:“登著述之堂,搜理学之薮,而知士有宗盟;吊止水之魂,溯开辟之勋,而知人多正气。况为国未过化之属也,则流风善政具在。且宦游于斯者,又皆鸿儒硕彦。”

都昌,也就是从朱熹知南康军的那个时候开始,在朱熹的帮扶下,走出了与朱熹亦师亦友的文化名家黄灏、彭蠡、冯椅,走出了名重一时的,朱熹的弟子曹彦约,后世称他们为都昌的朱门四友。在他们的带动下,都昌呈现出了一派兴旺强盛的读书之风,使都昌开始真正地走上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还能够保持了下来,致使都昌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各门类出色的人才辈出,不胜枚举。

朱熹有缘知南康,重修白鹿立学堂。都昌文风自此盛,朱门四友美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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