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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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鄱阳湖西岸古柴桑的庐山东林大峡谷内，有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诗人，辞赋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靖节”先生陶渊明曾经在此隐居的草庐，诗人曾经就是在这里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将一番“乐拥湖水悠田园”的怡然情趣，表达得是淋漓尽致，快意酣畅。一千多年来，他不知影响了多少的文人逸士们去放飞心中的想象，去追求那一份难得的惬意。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号五柳先生。祖籍都昌，名家之后。曾祖为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司马、长沙郡王陶侃，他的祖父陶茂与父亲陶逸，曾经都做过太守的官职。陶渊明出生在古浔阳的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也是我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田园入诗的杰出诗人。他在东晋时名渊明，进入南朝刘宋王廷之后，方改名为潜，被后世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的鼻祖。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他的身心和脚步，都走得并不太远，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母亲湖——鄱阳湖。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令我们纳闷，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以彭蠡湖或者是鄱阳湖为题的诗文及词赋作品，这对于后世来说，简直就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一个让人怎么猜也猜不透的谜。
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他的仕途走得不长也不顺，算起来，也只有十来年的时光。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时候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些祭酒、参军、县丞之类的底层小官，在变幻莫测的仕途上，他不仅无法施展自己满怀的雄心壮志，而且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苟且与迎合中，降节屈志地在官场上的群体中虚与委蛇，让他感到浑身好不自在。他三十九岁的时候，仕宦上的庸碌及盲从无为经历，使他的思想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促使他的心灵开始转向，以躬耕农桑来达到自给自足，追求自我的田园生活，达到心灵的宁静与淡泊。
此后，他又继为彭泽县令，上任才八十余天，就因不满督邮的虚妄做派而挂印辞官归去，从此，结束了他在仕途上的一番努力和曾经对仕途寄予的期望，毅然地终止了在政治上的踌躇与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隐居川野，自由吟咏的田园之路。那时的陶渊明，年龄也仅只在四十岁左右。
也许是古彭蠡湖上的黑风恶浪与仕途上的百般变化与沉浮，有着太多的相通相似之处，虽然，陶渊明一生为官的足迹，并未曾远离过鄱阳湖，这鄱阳湖，是个既让他难舍，又令他心中充满不安的所在，可以这么说，他虽然坐拥了鄱阳湖，生活在鄱阳湖上，但是他对鄱阳湖，是持了一种熟视无睹的心态，鄱阳湖没有能将他推到一种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去，让他有所作为，所以，他才懒得去体会鄱阳湖，书写鄱阳湖。这就是在他的作品中，见不到他以鄱阳湖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因。
陶渊明在刚刚步入仕途的时候，是一个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且才气横溢，睿智聪颖的士子，他的心里总想着要借助一个更高级的平台来表现自己，实现他济世救民的抱负，可事实上是事与愿违，一个连家门都迈不出去的人，怎么能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呢？怎么能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去呢？让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张呢？鄱阳湖上汹涌的波浪，一波又一波，猛烈地冲刷着他的壮志与抱负，将他的壮志与抱负漂洗得是那样地苍白与孱弱。他虽然坐拥了一个鄱阳湖，却没能够从鄱阳湖的身上学会沉稳与淡定。
陶渊明出生在仕宦世家，对于官家的规矩与做派，他应该是非常地熟络的。从他的父亲开始往上数，官是愈做愈大，要想到他的曾祖陶侃可是东晋有名的大司马，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陶渊明的骨子里，流动着的自然是一腔高贵的，滚烫的热血，你说，他在彭泽令上的时候，能受的了一个小小督邮的窝囊气么？他要是不走，那才难怪呢。
陶渊明在少年时期，就曾经立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图大志。在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即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官场上的门阀制度森严，他觉得被人轻视了，就立马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辞职回家之后，州里又来召唤他去当个主簿，他婉转地辞谢了。到了安帝隆安四年，也就是公元400年，陶渊明茫然地到了荆州，盲目地投到了桓玄的门下做起了属吏。这时候的桓玄，正控制着长江的中上游，窥伺着要篡夺东晋的政权，陶渊明的祖辈是东晋的旧臣，他当然不肯与桓玄之流同流合污，做野心家的心腹。于是，他便慨然地舍恒玄而去，并言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心中对自己去桓玄帐下做官，有了深深的悔恨之意。也因此，让陶渊明对俯仰、沉浮由别人来操控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无奈又无助，深长的那声叹息。
那天，当我游走在武山山脉，天山脚下的古彭泽县衙前，徘徊在洗墨池边，徜徉在茂林与修竹的绿影之间，在他当年翻耕的田头、地块上，我依稀看到了他躬耕的佝偻身形；当我踏着千年的青石小道，翻山越岭，穿溪过涧，行走在古彭泽的大地上，仿佛是行走在了历史的隧道中，穿越了时空，与陶渊明走在了一起，感受到了那一份醉心的田园气息。难怪他在任上的时候，是那么毫不犹豫地起身，拂衣离任而去，脸上没有丝毫留恋与痛苦的颜色。
他知道，他不具备鄱阳湖的深沉与稳健，他更不具备鄱阳湖的蕴涵与沉静，所以，他不再强求自己，他的身上已不再具备父辈、祖辈的那种血性与霸气，因此，他体面地退出了，从鄱阳湖的东北岸回到了鄱阳湖的西岸，那生养他的匡庐深处，将自己给隐藏了起来。陶渊明，他发誓要做回一个完整的自我。
回到家里之后的陶渊明，真正过起了农耕自足的生活。每日于地头田间，一边吟哦一边劳作，自得其乐，乐乐悠悠地将全付身心融化在了趣兴盎然的田园之中，阡陌之上。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陶渊明终于彻彻底底地放下了心中所有的羁绊，利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农家气象，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成就了他一代田园诗宗的美誉；成为了人们追求田园情趣的无上境界；成为了乐悠田园的群体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
陶渊明在东晋时的名字是叫“渊明”，他为什么在进入了南朝的刘宋政权后要改名为“潜”呢？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对当下的时局有着太多的不满与怨愤。他忘不了他们一家是东晋的旧臣，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潜”，就是藏起来的意思，可见陶渊明在对政治绝望了之后，亦复对后来家国的破碎，感到了深深的痛恨，他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上不能为家国尽自己的一份绵薄心力，下不能保全自己，做了一个亡国的役民。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归隐，躲到一个再也没人知道的地方去，他无颜见父、祖于地下，无颜见旧臣与新宠。每日里只是借酒浇愁，醉卧在山野之间。这是他的一种无奈的心性表露。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一文中读得出来，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严正地表明了与上层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与肮脏的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他从此坐拥鄱阳湖，蛰居在匡庐，潜在山野事农桑，乐悠田园觅奇趣，在文学的田地里开创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