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上

我曾经一度想着要站在南山上去写鄱阳湖，但我总觉得它的高度不够，故而放弃了那个念头。后来，我又想到了去爬鄱阳山，应该站在鄱阳山上去写鄱阳湖，但在我去过之后，还是觉得它的高度与广度也都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标准，便无奈地作罢了。故而，我只好选择将身站在鄱阳湖上去，并且还要将自己的书桌也搬到鄱阳湖上去，让天当帷幕地作帐，五大河流与六道大溪是上天赐我的神来之笔，鄱阳湖是一只巨大的墨砚，日月星辰是大地为我点亮的一盏盏渔火，照耀着我，任我在湖天深处，水云之上随性地阅读，率性地书写，才不会枉了我此一生。我要是如果真能够做到那样子的话，那么，我的身心就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地与鄱阳湖交融在一起，呼吸着她的呼吸，跳动着她的心跳，让我的生命与湖同在、让我的灵魂与湖同行。

其实，在追求鄱阳湖文学的这些年里，我还真的是一直在思考着该将自己的书桌，采用哪种方式，摆放在哪里才合适？又该怎样努力地、系统地去写一篇有关母亲湖——鄱阳湖的文章，来较为详实地解读她，以尽到一个鄱阳湖人的义务与责任，但是，我老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江郎才尽了，近乎是到了那种无从下手去写的地步。

不知我为何会陷入到这种状态？深究起来，自觉可能是以下三个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是在我这近一甲子岁月的时光里，平生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离开鄱阳湖，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对她的粗略印象就是“陌生的熟悉和熟悉的陌生”，这大概就是源于我日夜与她耳鬓厮磨，终日相守相望，太熟悉的缘故了吧？就像人们平时口头上常说的哪句成语一样，叫做熟视无睹吧？二是在这些年里，我已经就自己在鄱阳湖上的生活历程，写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散言短章，已经是有不少的篇幅了，前前后后算起来该有几百篇了吧？如果再写下去的话，恐怕会有重复写作之嫌，因此，我便在内心里有意识避开鄱阳湖，而不想再着墨于她，免得徒费自己的心力精力而画蛇添足了。其三，我还曾经花了近三年的时间，从鄱阳湖的历史深处，从鄱阳湖的人文深处，从唐诗宋词中深入进去，就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做过一些必要的解读与阐释，故此，便也就觉得更本没有必要再为鄱阳湖去伤精动脑地费神费力了。所以，这一直就没有动过笔来给鄱阳湖再写点什么。

那天，我偶然在卞毓方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卞老师写的一篇新散文，题目叫做《下一张书桌安放在什么地方》，继而便接着读了他的《书斋浮想》一文，不由得我情思涌动，激情澎湃，难以自抑。

是啊，关于一张书桌应该摆在什么地方，这应该跟做书桌主人的情怀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卞老师在文中说道，之前，他想把自己的那张书桌放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胸怀祖国，放眼天下。他说，他看中的是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方位和那个高度，他若是想要把文章写得中国些和写得炎黄些，更要紧的是写得堂堂正正些，那么他的写作就是需要那样的一个地方，因此，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样的话，他的文章就会写得炳炳麟麟地……

他还说，日月的升降，只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而已，而人潮的聚散，也只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罢了。因此，我们不难从这篇文章中读出卞老师的无私情怀与浩然大气。

基于卞老师给我的启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鄱阳湖人，一个打算倾半生心力致力于鄱阳湖地域文化挖掘与传播的文学工作者，我应该积极地向卞老师学习，将自己的书桌搬到鄱阳湖上去，写一些属于自己的关于鄱阳湖的文字。这应该是我的不二选择。因为我深知自己不具备卞毓方老师一般的学识与胆量，不及卞毓方老师的浓郁情怀之万一，但是，我只要学会紧抓住自己的内心，紧抓住鄱阳湖，让我的内心有所皈依就足够了，故而，我今天就试想在丙申年的酷寒时刻，将自己家里唯一的一张书桌给搬到鄱阳湖上去，因为在我的内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我只有把书桌搬到鄱阳湖上去，才能令自己努力去书写一篇真正属于鄱阳湖的，同时，它也是属于我所独有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有关我与鄱阳湖之间的文字。

今天，我站在这浩淼烟波的鄱阳湖上放眼眺望，仿佛看见历史的风烟依然激荡在鄱阳湖上，弥漫在水云深处的湖天之间。千古一帝秦始皇，叱咤烽烟一万年。天下一统山河壮，敢叫日月换新天。

春秋战国后期，公元前的253年至230年间，燕、赵、魏、韩、楚、秦、齐，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一向不甘寂寞，胸怀兼济天下的秦王嬴政，抱着一统天下，万里江山尽收囊中的雄心壮志，开始了他剿灭其他六国的战争。自公元前的230年起，一直到公元前的221年的十余年时间里，秦始皇在战略上不断地采用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战争策略，战略战术，逐步发动了消灭六国的大秦王朝统一之战。先后于始皇十七年消灭韩国（公元前230年），接着于十八年又消灭赵国（公元前228年），二十二年消灭了魏国（公元前225年）、二十四年消灭了楚国（公元前223年）、二十五年消灭了燕国（公元前222年）、最后在二十六年灭掉了齐国（公元前221年），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大秦帝国。

秦始皇在灭掉六国之后，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改设郡县制。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而各郡、县主要官吏的使用，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免。郡以下设守、尉、监（监察御史），郡守掌管和治里其郡，郡尉则辅佐郡守，并提典兵备之事，郡监则掌握郡内的监察事宜。大秦帝国建立伊始，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了三十六个大郡，以后又陆续增设到了四十一个大郡。当时的吴、楚、越等地，统一被朝廷给划分出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等十一个郡治。

那时的吴天楚地之上，浩渺烟云的彭蠡泽东，有一片柴方水便、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水美粮丰的大平原——番邑（读作poyi）。秦王朝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置设郡县过程中，于番邑置番阳县，治所在今天的鄱阳镇。那时的番邑因地处番水以北而得县名番阳，隶属九江郡管辖。番阳人吴芮急公好义，为善乡里，遂被乡人举荐之秦氏王廷，被朝廷任命为第一任的番阳县令，至西汉时，番阳县始更名为鄱阳县。

说起这鄱阳县令吴芮，他可是被誉为江西第一人杰的大英雄，鄱阳湖文化的奠基人。

吴芮，生年不详，殁于公元前202年，吴王夫差的后裔。自从吴国开氏始祖泰伯廿三世孙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亡后，勾践杀夫差于余杭山中的“卑犹亭”内，吴国的王子王孙们，先前早已四散避难开了。据《吴氏宗谱》记载：吴王夫差被越国灭亡后，越王勾践命人斩草除根，大量杀戮吴王夫差的后人，于是，太子鸿和王子徽的子女们，便分别从安徽的休宁出发，翻过虎头山和婺源的嶂公山，隐匿在了浮梁的瑶里、九龙、西湖、江村、兴田、金竹山、南安、寿安、鹅湖、蛟潭、三龙、福港等地，从此，吴国南溃的兵马与夫差后人得以保存了下来，并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赣东北这片广袤的鄱阳大平原之上。

我将视线收拢起来一直向东远望，水天的尽头是鄱阳，滑过鄱阳，我看见了那座叫做昌南的玲珑小镇，闻名世界的瓷都——景德镇。因为那里是制造了china,一个叫做“瓷器”而后演变成“中国”这一名词的村庄，至今，她都在令世人所景仰。

且观那，浙岭苍茫林深远，吴芮长眠在高岗。吴芮墓坐落在婺源县镇头乡的鸡山上，冈峦兀起，坐南朝北，神态安详，他静静地守望着鄱阳湖，那一片曾经令他心醉神往、令他痴迷眷恋的地方。婺水碧波舟横江，徽宣歙砚自流芳。徽墨流韵的吴楚古道上，欣欣然地从南宋走来了一位倔犟的老夫子，他头戴纶巾，脚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满脸风尘地穿透吴楚的风烟，踏碎了那浩瀚鄱阳湖上劲涌的波浪，带着“格物致知”，追寻源头活水的理念，走进鹅湖，走进了白鹿洞，他就是知南康军的一代理学名家、大儒，用儒风化雨过化了都昌的朱文正公朱熹老先生。

自古道，江右的书院文化秀甲天下。广袤而富饶的鄱阳湖流域，是我国古代书院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唐代德安义门陈氏的“东佳书院”和高安“桂岩书院”是中国设立最早的书院之一。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在宋代是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延四方讲席，名重学林。鹅湖书院首创学术自由的争辩之风，朱熹与陆氏兄弟在鹅湖书院展开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与“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的大辩论，流传青史，光照人间。从鄱阳湖上走出来的古心堂主、拒不降元，率全家百余口尽投止水而亡的江公万里丞相，他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学风优良，素以人才辈出、延续办学800余年而著称于后世，令人无限仰慕与崇敬。仅据我的肤浅所知，在鄱阳湖周边就有铅山的“鹅湖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这三座在历史上同样有着较高知名度的书院。

我还仿佛看见从鄱江口缓缓摇来了一叶扁舟，舟头上伫立着一位脸容瘦削，双眼明亮，左肩斜挎一把胡琴，翘着胡子向天吟诵的白石道人——姜夔，一路板着小橹摇着船桨从鄱江冲了出来，冲到了水天苍茫的鄱阳湖上，向着二十四桥明月夜，烟花璀璨不夜天的扬州城，一路慢慢地摇了出去。傲骨临风的姜夔，摇啊摇啊，最终摇出了一个与辛弃疾的豪放派、李清照的婉约派齐名的格律词派——骚雅词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宝库里独领风骚。我还看到了以节义名动天下，南宋出使金国被拘十五年，赤胆忠心，不忘故土，被后人称之为“宋苏武”的洪皓，站在了鄱阳城头之上，来到了鄱阳湖上，他气宇轩昂，长髯飘飘，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惊涛起于身后而不屈，一股强烈的凛然正气弥散开来，让人动容。尾随其身后是洪适、洪尊、洪迈，他的三个儿子，均是名动天下的人物。

我站在鄱阳湖上，游目四顾，但只见“风烟起处光华闪，节义文章耀眼明。” 我仿佛看见在鄱阳湖的人文深处，阵排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方阵，耸立起一座又一座的文学高峰。自古以来，鄱阳湖上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大家构成了一个较为齐整的文学阵容。

单单从诗歌的创作方面来说，康乐公谢灵运于都昌西山石壁开创的山水诗派，在鄱阳湖上刮起了中国的山水诗风；陶渊明于庐山开创的田园诗派，吹起了一股清新的田园泥土味道；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在我国的诗歌创作方面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同样，在元诗四大家中，鄱阳湖流域的虞集、范梈、揭傒斯便赫然在列，四人中尽占其三，这不可谓分量不重吧？如果以词作方面而言，在宋词的四大开山祖师中，鄱阳湖上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便名列其间，而晏殊更是有着“北宋倚声家初祖”的盛誉而名满天下。再者，若是以文章而论，闻名天下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仅我们鄱阳湖流域就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他们三人跻身在其中。而刘攽、刘恕更是协助司马光撰修了《资治通鉴》的大功臣，他们俩是司马光身边编撰《资治通鉴》的重要骨干和力量。鄱阳湖流域的魏禧，在清初是被人称之为“散文三大家”之一的人。那时候的魏禧、汪琬、侯方域三人，被世人尊为散文三大家。魏禧的文章大多是颂扬民族气节的人和事，表现出他内心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魏禧不仅善于评论古人的业迹，并且对古人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都有一定的见解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他强调做文章要注重“酝酿积蓄，沉浸而不轻发”。擅长将简洁的叙述和恰当的议论结合起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若是从英雄节义方面来说，在南宋时期，鄱阳的洪皓在出使金国之后，无端被金国拘押了15年之久，因此他被称之为“宋苏武”。宋末元初的时候，都昌的江万里率全家投“止水”而死，拒不降元，铮铮傲骨，气节浩然长存。更有江万里的学生文天祥，他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千古名句，慷慨赴死，以身殉国，万古流芳；谢枋得蔑视权贵，嫉恶如仇，爱国爱民，他一门忠烈，毁家纾难，用生命和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壮丽诗篇。

如果从戏剧方面的成就来论，鄱阳湖流域奉献出来的《临川四梦》，可谓是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水平，剧作者汤显祖被后世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清代铅山的蒋士铨，被尊称为“乾隆”时代的天下第一曲家。鄱阳湖畔的乡土文化气息浓郁，种类繁多。不仅有戏剧，还有民歌以及获得“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之称的傩舞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整个鄱阳湖流域，光民歌的种类就有号子、渔歌、山歌、小调、灯歌，等等的有几十种，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地列出来了。绘画艺术则多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如南唐董源、巨然首创宗画派。宋代扬无咎的墨梅在绘画史上影响深远，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是我国世界级的绘画大师，他的画作在全世界点燃了中国艺术的圣火。

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出土的青铜器来看鄱阳湖流域的青铜文化表明，在我国商周时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堪与中原媲美的青铜文明存在。北宋时期，德兴人张潜所著的《浸铜要略》，被大规模用于生产，成为了我国冶金史和化学史上的一大发明。鄱阳平原是我国乃至世界栽培稻技术的发源地，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址。明代科学界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使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巨匠。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整个鄱阳湖流域，这波诡浪险的鄱阳湖上，真的是：“流派与大家同在，文章与节义并重，科学以技术创新”，这是鄱阳湖人所遵循和追求的人生信条与高远的人生目标。

我站在鄱阳湖上，看到了远处的瓦屑坝，还看见了豫章城外的瓦子角，庐山东南的宫亭湖，还仿佛看见了从历史的烽烟深处远远投射过来的刀光剑影，传来的马嘶人吼，精钢打造的冷兵器的强烈碰击声，不绝于耳的枪炮声，震天动地，令人心惊胆颤。

鄱江口，有一个叫做瓦屑岭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制陶的工场，后来，因为一场无情的战火，剩下了一片瓦砾，一派荒凉。再后来，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大潮，那里成了江西移民的故乡。“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指的就是瓦屑岭这个地方。

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不少的姑苏制陶艺人看中了瓦屑岭村前村后的泥土和水质最适宜于制作陶器，便相携着在这里开场制作陶器，从此，无数的陶罐、陶瓦、陶碗、陶鼎，等等的陶器穿过鄱阳湖进入长江，走到了天南地北的世界各地，走进了万户千家，有的甚至走进了皇室宫殿，成为了至宝。于是，瓦屑岭处夜夜灯火通明，人气旺盛，歌舞升平，生意兴隆，市面繁荣无比。

唐乾符二年，公元的875年，王仙芝、尚让等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即今天的山东省荷泽市西南）与侄子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一同起兵造反，响应和策应王仙芝的部队进攻唐王朝的军队。

至广明元年，即公元的880年3月，高骈派骁将张璘渡江南下，狙击黄巢的叛军。那时候，黄巢为避敌锋芒，退守饶州城内坚守不出，以消耗对方。饶州，亦即是今天的江西省鄱阳县。张璘挟势而来，乘胜进军直逼饶州城下，黄巢无奈，出城迎敌，于鄱阳城头的瓦屑岭村前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战斗。这一战，刀兵过处是一片狼藉，长矛所至是无一生还，将好好的一片制陶工场，给焚毁殆尽，无一幸免，漫天之下，只剩下瓦砾一片，满目凄凉。

自从黄巢退守鄱阳后，瓦屑坝前那些从姑苏来的制陶艺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弃场逃生，他们经鄱江进入昌江，躲进了昌江边上的一座小镇——昌南，也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瓷都景德镇，开启了我国制陶业向制瓷业转变的崭新篇章。可惜的是，瓦屑岭这一曾经兴旺无比的制陶工场，经此兵燹之灾后，一日之间，便成为了一座废墟，一片瓦砾之乡。随后不久，黄巢退守到了信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无独有偶的是，元末明初的大明王朱元璋与南汉王陈友谅也曾在瓦屑岭前的大莲子湖上展开了一场鏖战，也就是那次的战争，最终彻底摧毁了瓦屑岭，使其形成了一片真正的废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被打碎的瓦砾经过鄱阳湖水的无情冲刷，横亘在鄱阳城头，成为了一道瓦屑筑成的堤坝，镌刻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让人心痛。

由于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长达十八年的漫长较量过程中，有大多数的江西富户，特别是饶州及九江一带的有钱人，他们在背地里暗中帮助陈友谅，使得陈友谅的“大汉”能够苦苦支撑下去，与大明王抗衡，这在内心里深深刺痛了朱元璋，因此，朱元璋在建立起了大明王朝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肃清“红巾军”的余孽，杜绝“红巾军”死灰复燃的情势发生，再加上结合当时国内因战事而呈现十室九空的国情，大明王朝在江西一带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洪武赶散”运动。

洪武赶散，指的是明朝初年，朝廷将江南的人口迁徙到苏北一带的历史事件，俗称“红巾赶散”，也称作“红蝇赶散”。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江西的富人，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运动，因陈友谅的部队人人头扎红巾，朝廷出于对这些降卒及帮助“陈汉”民众的不满，而将他们暗喻为红蝇瘟疫，故而需要将他们一律“赶散”才能永保天下太平的缘故，因此，在民间，亦被人们称作是“赶汉”运动，这是因为陈友谅建立的政权叫“大汉”的原因。其实，在这几次的移民过程中，从朝廷严禁移民带走老家的任何一本书、一张纸的事情背后来猜度，无不隐隐透射出朱元璋对江西富人的极度不满，是他施加给江西富人的某种必然的惩罚行为。

依据《明史》及《明太祖实录》等大量的史料查证：明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到凤阳；明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五千人到凤阳西南；明洪武廿一年，迁江西饶州移民30万到湖北黄州。又迁饶州、广信、九江移民12.2万到武汉；继迁9.1万到安陆。再迁10.7万到汉阳、丐阳。后又迁16万到荆州，迁1万人到襄阳；明洪武廿二年，迁饶州、九江移民27万到安庆，其中就有20万人是自瓦屑坝迁出的。继迁饶州、九江移民6.5万到池州。再迁饶州移民6.4万到合肥；明洪武廿五年，又迁饶州、徽州移民23万到扬州各府县，淮安府各县；等到了洪武卅年，再次迁江西移民65.6万分别至长沙府常德各县、岳州府、安庆府及郴州、零陵、衡阳、靖县、辰州；据统计，仅在洪武年间，江西就移民214万余人北上湖广，其中光饶州府就有近百万人，这些移民中除了一小部分人是从南昌的瓦子角迁出外，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鄱阳城头的瓦屑坝那里迁出去的。

我的目光滑过庐山望见了“双钟”挺拔竞秀的鄱阳湖口，那里曾经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二次革命”的主战场。1913年5月5日江西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并公然指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先生的罪魁祸首。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了李烈钧的江西政府都督职务。六月中旬，李烈钧由九江赶赴上海，临行前，叮嘱省议员杨赓笙急速回到他的故乡湖口县去做好讨袁的准备，李烈钧说道：“湖口的地形险峻，可以外襟长江而内带鄱阳湖，是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

李烈钧到了上海之后，立即会见了孙中山、黄兴等人，他们共同商筹反对袁世凯的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议上，李烈钧被大家公推为讨袁军总司令。七月，李烈钧便由上海回到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李李烈钧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运动。尽管“二次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表现了鄱阳湖人嫉恶如仇，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

我站在鄱阳湖上，我看见了以“上奉”为中心的古艾之地上空，灿烂的“山背文明”在闪耀着动人的光华。

山背文化，就其族属来讲，它应是我国古代“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存。“三苗族”俗称“苗蛮族”。这个氏族，大约是在尧舜时，被从中原赶回南方到达长江中下游来的。古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之史典为鉴。后有苗之裔叛入南海，建立“三苗国”，说的就是那么一回事。古籍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鑫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分析，他认为：“在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就是为“三苗文化”的遗存。而九江当属其列。考古资料表明，三苗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业为辅的经济活动，他们同时可以纺纱织布制作衣服，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条件，他们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杆做成墙，屋顶则盖上草或树皮，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比潮湿的山洞要温暖得多。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制陶技术亦大大提高，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好，能基本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用器的需要。

原始社会的考古表明，鄱阳湖上的先民们，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在鄱阳平原劳动、生息、繁衍。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制陶技术。据考证，新石器时代早期，山背的陶制品就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品有相似之处。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背遗址下层那种以有段石锛和夹砂红陶为主要特征文化遗存，广泛地分布在鄱阳湖滨和赣江的中下游地区，后人称这种文化为“山背文化”。

越过九岭群峰，我的目光停在了庐山东南的宫亭湖上，那里是一代三国名将周瑜教习和操练水军的地方。周瑜曾在当年联合刘备于赤壁大破曹操的80余万大军，从而名扬千古，彪炳史册的一代名将。苏东坡那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塑造了周公瑾多谋善断，勇武鲜明的英雄形象。遥望星子城头那座历经磨难与沧桑风雨的“周瑜点将台”，观庐岳高耸入云，鄱阳湖上苍茫浩荡，不由我感叹道：“万顷波涛观陈迹，人间俯仰叹兴衰”啊！

我站在鄱阳湖上，张开双臂，敞开怀抱，极目远眺：我似乎看见从遥远的天际，奔腾的赣江、动感的抚河、柔美的信江、静静的修河、浑黄的饶河，五河之水以自成大我的气势，仿若天上银河自高空倾泻下来，似万马奔腾般地一路来到了烟云苍茫的鄱阳湖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汇聚成风华绝代，泱泱大度的鄱阳湖。我还看见了环鄱阳湖依次阵列开的漳田河、潼津河、清风山溪、博阳河、候港水、土塘水等六道大溪，它们一路之上欢歌笑语不断，顽强不惧地走来，轻松自如地穿透鄱阳湖边的群山峻岭，越过高山，走过平原，趟过沟壑，潺潺奔流而来，忘我地注入云天浩瀚的鄱阳湖中，给泱泱大湖——鄱阳湖，平添了不少的神奇秀丽与娇俏妩媚，动感了人们脆弱的神经，扮亮了广袤的鄱阳湖大地。

我静静地看着脚下的鄱阳湖，赤着双脚站在鄱阳湖边的红土地上，用心地去感受鄱阳湖的温度和她的心律，顿时觉得有一股暖流通过脚尖直入我的身体，沁入我的心房。

追溯过去，沿着时空隧道搜寻，我们不难发现，古老的鄱阳湖平原的确是一座伟大的文化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文化财富，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珍藏。整个鄱阳湖地区，并不仅仅只是我国古代吴、楚文化重叠复合，融为一体的文化原乡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干越文化灿烂的锦绣华堂，光辉四射的人间天堂。干越，原称“邗越”，是我国古代扬越族的一支。早在西周时期，他们就在头人的带领下在古彭蠡湖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鄱阳湖地区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方国家，国家的都城就设立在今天的余干县那片地方，具体位置有待以后加以详细的考证。她还是山背“三苗文化”与吴楚文化、干越文化的多重复合的叠加区域，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独特的鄱阳湖地域文明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清清、亮亮，浩浩荡荡，万顷碧波、横无际涯的泱泱鄱阳湖，浸润这片沃土万年，洗涤这片沃土万年，冲刷这片沃土千年，她通过千百年来的激流涤荡，洗去了吴楚文化身上厚厚的的尘垢；剥去了干越文化身上那层朦胧的神秘外衣；揭开了山背文化中，三苗人脸上蒙着的那层神秘面纱，将她们有机地融会在一起，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相辅相成。从鄱阳湖地区干越一族首度被汉化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鄱阳湖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水乳交融，并融为一体的先河，完整地架构起了一座鄱阳湖独有的地域文化体系的理论大厦，一套完备的，独具特色的鄱阳湖地域文学理论体系，摆在了当代的鄱阳湖人面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今天站在鄱阳湖上，放眼远望而所看到的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画面，也是我今天站在鄱阳湖上，面对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所做的一些自认为是很理性的思考，其实，鄱阳湖这个文化的宝藏是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还有很多方面的文化与文学的遗产亟待人们去挖掘，去探索，因此，我觉得自己以后只有永远将自己的书桌摆放在浩瀚无边，风云变幻的鄱阳湖上，才不致会令自己迷失了追求鄱阳湖文学发展与创新的研究方向。

无论风雨多狂放，一叶扁舟勇驭浪。鄱阳湖上风波恶，水云深处铸文章。我愿意永远陪伴并站立在我的母亲湖身边——永恒的鄱阳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