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理学的布道场

纵观鄱阳湖的前世今生，细细地梳理她的文化脉络，以及她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站立的位置，我们不难透过文化的历史时空，发现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鄱阳湖，称得上是儒学的集散地，是宋明理学的布道场。是一块诞生思想的宝地，是一座文化的风向标。

我今天在这里说这样的几句话，绝不是耸人听闻，故弄玄虚。也许会有人感到我在说这话时很惊讶，也许会突感茫然，这一点也不奇怪。众所周知，因为“理学”一脉是缘起于我国北宋初期兴起的北方“关洛”学说，亦即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及其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伊洛学”学派的统称。虽说“关洛学说”是程朱理学的基础，但真正能够做到将“理学”无限放大，弥散至全国的布道场和推广地，应该是在我们今天的鄱阳湖上，鄱阳湖是功不可没的。这也就是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想要阐明的一个鲜明的文化观点。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是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在《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哲学地位，是这样论述的：“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遂大昌矣。”

纵观理学的发展与成长，“关学”也好，“伊洛学”也罢，他们承继的都是以孔、孟的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将释、道两家的教义溶于其中的学术思想流派，亦即是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系统较早的哲学流派。

一般意义上的“关学”，代指的是关中(自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的那一片地方)之学，这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言的。无论是在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也好，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人也罢，他们悉数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一脉被后人称之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与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一般意义上的“伊洛”学说，实际的意义指向上，说的就是以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颐程颢为代表的“伊洛渊源”之学。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殁于公元的1073年，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尽管他的理学主张提出来是要比张载晚了一些时日，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就远比张载要高的多。古语云：自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作品《爱莲说》就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文化意义。

“伊洛学说”是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借以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二程的主张是保守和唯心的，但其中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在内。他们提出的“万物莫不有对”，“动静相因，物极必反”，的观点，就承认了事物是相互制约、发展和变化的。周、程的“伊洛学说”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这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是占有及其重要地位的。其后，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继承和发展了理学。因此，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支撑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伊洛学说”则开创了“理学”一脉的先河。

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生于公元的1020年，殁于公元的1077年。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则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在创立“关学”之初，便有不少的关中学子紧紧地追随其后加以学习，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积极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第一个站出来唱和他的人就是吕大钧这个人，其后，吕大钧的兄长吕大忠、弟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在了张载门下。后来，在这蓝田吕氏兄弟中，有五人登科及第，这么一来，蓝田吕家就成了闻名遐迩的天下名门望族，这为“关学”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得“关学”与二程的“洛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在张载病逝后，蓝田三吕却投奔到了程颢、程颐的门下，一下子靠近了“洛学”，致使关学在一段时间里给冷落了下来。好在，还有后来的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在坚持进行不懈的研究，才致使“关学”没有被中断下去。但这比起三吕来，因为李复等人的著述较为稀少，没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三人的《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著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大，因此，“关学”在一定程度上，就稍稍地势弱下去了些。

但是，横渠先生却以其个人独特的视野和眼光，以其敞亮开放的豪迈胸襟，坦荡无私的热切思想，昂扬奋发的斗志豪情，坚定不拔的人生信念，以一个文化大儒纳天容地，心寄万民的旷世情怀，大声地向世人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间绝唱，犹如洪钟大吕般在华夏文化的历史时空里回荡，经久不息，绵延不绝，万载流芳。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后，他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学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的“八娼九儒十丐”所说道的就是此事。元代对儒学的这种隔膜、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就很难登堂入室，去替政治服务，成为文化的主流。因此，在那一个时期，只有当时的奉元人，亦即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人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共三代人一同站了出来，极力倡导张载的“关学”精神。通过杨家祖孙三代人的孜孜以求和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以讲授“关学”为生来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的“气节”。因此，后来便有了“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的文学家姚燧，曾经大加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人的努力，终于使得“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明朝是以理学开国的。致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的振兴开辟了一条通坦的道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吕柟先生。他利用“关学”与统治了明代百年的“阳明学”相抗衡，致使“关学”出现了复兴局面。吕柟极力盛赞张载、周与二程及朱熹的学说。晚年的吕柟在辞官回乡后，便建立解梁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继张载之后的“关学”集大成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述，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也为弘扬“关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以上，所说的内容，是理学在完整地形成思想系统之前的大致基本状况。下面，我们不妨再来就理学在鄱阳湖上的发展与成长及传播过程进行一番梳理，并简略谈谈自己的几点粗浅认识。

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也就是公元的982年，朝廷置南康军，隶属江南东道，把江州的都昌、洪州的建昌（明代析分安义县）、江州的星子纳入统一管辖之下，将治所设在之前的江西省星子县，亦即是今天的庐山市，隶江南路。到了真宗天禧4年，亦即是公元的1020年，朝廷又将江南路划分为东、西两路，南康军属江南东路。

北宋天圣九年，就在周敦颐14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骤然病逝。于是，他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卢敦文一起，随母亲投靠在衡阳做官的舅父郑向家中。公元的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负责疏理蒜山漕河，周敦颐便同母亲一起，跟随舅父郑向迁到了润州的丹徒县居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因郑向素爱莲花，他到了丹徒以后，就在自家门前西湖畔的一座凤凰山下构亭植莲，用来怡情观赏，陶冶情操。周敦颐颇有乃舅之风，常常负笈莲间，参经悟道，乐此不疲，终于慧智灵开，撰写出来名传千古的名篇《爱莲说》。据清代邓显鹤的《周子全书》《年谱》记载：“嘉祐八年，先生四十七，正月七日，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希颜游岩题石，并有诗刻石。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五抟篆额。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每至盛夏之夜，郑向常携周敦颐徘徊在莲池边，驻足畅谈，观池莲怒放，沐沁人香气，喜不自胜，乐而忘返。

因周敦颐生性聪慧仁孝，深得舅父郑向的喜爱。于是，就在宋景佑四年，也就是周敦颐20岁的那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037年，周敦颐经时任龙图阁大学士的舅父郑向推荐，被朝廷授予了分宁县的主薄一职，也就是担任了现在的江西省修水县主薄。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周敦颐便远离了中原，双足结结实实地踩踏在了广袤的鄱阳湖流域之上。从此，他的生命就与鄱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周敦颐来到了鄱阳湖大地之上以后，他曾经为官分宁、大余、南昌、南康、于都等地，他的所到之处，尽皆被儒风所拂，令愚顽开化，铁树开花，民智尽皆被启迪一新。

特别是在宋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71年，周敦颐被朝廷指派，到治所设在鄱阳湖西岸星子城内的南康军任上担任南康知军。这为他推广理学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

如此，我们不妨来翻看周敦颐的传略：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避英宗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冤泽物为己任，刑部不惮劳苦虽瘅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将原文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推荐，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他到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敦颐就扔下笏板回了家，打算辞官而去，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

周敦颐改任郴州桂阳县令，政绩尤其显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对他说：“我想多读些书，怎么样？”敦颐说：“您年龄太大来不及了，请让我给您讲讲吧。”两年后，李初平果然有收获。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是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起来，不仅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时，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理，老百姓也不愿意。当时，赵抃被一些毁谤他的话所迷惑，对他的态度很严厉，周敦颐处之泰然。后来，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赵抃是虔州的知州，仔细观察了他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熙宁初，担任郴州的知州。由于赵抃和吕夷简第三子吕晦叔（吕公著）的推荐，做了广东的转运判官，后任提点刑狱，他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因为有病请求改任南康军的知军，于是把家安置在庐山的莲花峰下，屋前有条溪水，下游与湓江合流，于是就借道县老家的濂溪来称呼门前的这条溪流。赵抃第二次担任成都知府时，打算奏请皇帝重用他，可是还没有等来得及使用周敦颐，周敦颐正好在那年就死了，死亡时才不过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与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周敦颐在履职期间，不仅尽职尽责，尽心竭力为大众服务，而且他的行为与做派还深得民众的欢心。工作之余，周敦颐常常利用余暇的时间大把读书，并开始研究起《周易》来，由于周敦颐通过广泛的大量阅读，使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绽放出了自己的思想火花。凡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周敦颐尽皆有所涉猎，这为他日后精研中国古代的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来，他终于花费数年的时间撰写完成了其人生中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太极回·易说》，全面提出了“宇宙生成论”这么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

周敦颐的学问、气度，曾经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颢、程颐俩兄弟了。程颢程颐俩兄弟能拜在周敦颐门下读书，这得益于他们的父亲程珦慧眼识人。

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是第一个发现和欣赏周敦颐这个人才的人。

程珦，原名程温，字君玉。任官职后改名为珦，字伯温。十八岁时，程珦的父亲卒于湖北黄坡任上。他从此便承担起赡养母亲、教抚弟妹的责任。后来，朝廷录用旧臣之际，他得到了一个“社郊斋郎”之职，但实在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太重，他不能离家到远处去赴任，见此情形，他的族兄弟程琳便据此向朝廷替程珦申诉，而后，程珦得以就近在黄坡县担任了县尉一职。就这样，程珦一直在等到弟弟为官娶妇，妹妹出嫁之后，才开始外出任地方官。

程珦在出任兴国县令的那一年，就是宋仁宗的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44年。那一年，程珦是带着年仅13岁的程颢与12岁的程颐兄弟俩一起到兴国的任所赴任。

当时，兴国“素号难治”，特别是县东的衣锦乡，即今天的古龙岗、梅窖那一带更是难以管治。在程珦之前的县令，采用的是严酷的打压政策，欲以严严峻刑法和高压的态势，来达到威服民众的目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程珦到任以后，他采取安抚的办法，在对待衣锦乡的问题上，做到与其他的地方一视同仁，所以，很快就平息了衣锦乡一带的民愤民怨，给衣锦乡送去了一片清明。

程珦在兴国期间，积极推行礼义教化，建立县学，兴办书院，鼓励私塾。一时，礼义渐兴，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人文蔚起。程珦在兴国那不到两年时间里，便使得“狱空者岁余”。这牢里都没有了犯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兴国是被治理的何等清明？因此，后世的兴国县志称程珦治兴时，是“惟时政教大洽，人文特盛”。

程珦“慈恕而刚断，居官临事孜孜不倦，温恭待下，率以清慎”，所以他不管到哪里做官，属下从人都不敢贪污、骄纵。

程珦不但是个有着大情怀的人，而且还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有着伯乐般锐利眼光，识人之明的人。周敦颐就是程珦在虔州的南安军，也就是在今天的大余县任副职时给发现的人才。当时，周敦颐还只是南安军的一名“狱掾”，是一名管理狱刑事务的低级属员，还很年轻，不为上级所赏识。程珦到南安军后，一看这个人“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对他的人品与学问都非常欣佩，由此，程珦和周敦颐两人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于是，自那时候起，程珦便让程颢、程颐这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学习，求学上进。

在历史上，程珦的名气远不如两个儿子的影响大。程颐十八岁时就曾经上书给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后来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他们开创的理学学派，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洛学”。

程颐曾经在后来的回忆这样说，他年少时，就是因为听了周敦颐先生讲道，所以他才厌倦了对科举仕途的追求，从而立志学习和探索，如何能将“儒家”奉为圣王“道”的。

在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颢、程颐对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地显扬开来。南宋时，有许多的地方都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了与孔、孟先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因此也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而周敦颐生前也的确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其著作《爱莲说》就是他哲学思想的精到表达，因此，他的人品与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与崇拜。

我们在通读了《周敦颐传》之后，就不难看出，他自从踏上了鄱阳湖上这篇广袤而深情的土地，就再也没能舍得离她而去，他将自己灵魂的归宿，选定在了鄱阳湖上的庐山脚下莲花洞里，从此再未走远。

二程的“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就是北宋到南宋在学统传递上的主流学派。

朱熹称北宋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的“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敦颐、邵雍的学说，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的学说也由兴盛而趋向衰落，其著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加以改造后，广泛地被吸收了进去。

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北宋理学的顶峰。

在二程的“洛学”中，程颢、程颐的学问，又分别创立和代表了两大学术方向。南渡之后，程颐的理论，由朱熹完成，后世称其为“程朱理学”，即客观唯心主义学说；程颢的理论，则由陆九渊发展，至明代的王阳明才得以建构完成，后世称之“陆王心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在二程时代，尚未析分为两大学派，仅仅只表现在二程兄弟间的学术趣旨上，有着某些的不同点而已，但是，一到了南宋时期，在朱熹与陆九渊于鹅湖书院的思想大论战其间，便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的尖锐对立，成为了当时知识社会中最为突出的不同依归现象。

二程的“洛学”，是以天理概念为其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最后确立起“存理去欲”的社会生活价值原则，从而形成了一套较前人更为成熟的理学理论。他们的这一理论，适应了北宋中期之后，由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变化和社会等级关系矛盾的新形势，为赵宋王朝长治久安，奉献了一套政治伦理的价值理论。它一旦为封建政权所认识，便会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这一点已为南宋之后的封建历史所证明。同时，二程的“洛学”，又是北宋社会理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这一点则为南宋理学所体认，并确定为理学发展的既定方针，被朱熹和陆九渊从两个方向不断推进和发扬光大起来。

程颢的理学，是在经谢良佐传给张栻后，最终在陆九渊的身上凝结成“心学”一派的。

陆九渊是何许人也？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生于公元的1139年，殁于公元的1193年，世人称其为“存斋先生”，是鄱阳湖流域抚州市金溪县的陆坊乡青田村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鼻祖。

陆九渊于宋孝宗乾道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172年中进士，调任靖安主簿，后历国子正。有感于靖康时事，遍访勇士，商议恢复大略。曾上奏五事，遭给事中王信所驳，遂还乡讲学。于绍熙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191年，知荆门军，创修军城，稳固边防，甚有政绩。至绍熙三年十二月，亦即是公元的1193年卒，时年五十四岁，谥号文安。

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但与朱熹的见解多不融合。他主“心即理”说，他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明代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成为了后世的“陆王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而程颐的理学，则是由杨时传给其弟子罗从彦，再由罗从彦传给李侗，经由李侗传给朱熹的。故《宋元学案·山学案》称：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可见，程颐理学，中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后至朱熹处才得以集“理学”之大成矣。

理学的成就，在南宋进入巅峰状态，当从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朱文公开始。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谥号为文，又世称朱文公。生于公元的1130年，殁于公元的1200年。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的婺源县，也就是今天鄱阳湖流域的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在南剑州的尤溪，即今天的福建省尤溪县。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文化大师。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自小聪颖，但家境穷困。于宋绍兴十八年中进士，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后于建阳云谷筑草庐，名曰“晦庵堂”，他在此开堂讲学，因此，后世尊称其为“考亭学派”，亦称朱熹为“考亭先生”。朱熹的著作甚多，经他编辑定稿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都成为了后世的教科书。

“程朱理学”得以广泛地弥散与传播开来，风靡华夏，这得缘于在鄱阳湖上先后开展过的两次学术大辩论，第一次是在鹅湖书院，第二次是在白鹿洞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信江上游，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山麓，其名始隆于我国的南宋时期。她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曾经一度成为了我国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那是公元的1175年，即宋淳熙二年，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他想促使朱熹和陆九渊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达成他自己能够兼总众说，另辟蹊径，自成学派的目的，于是，他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与朱熹见面。

那一年的六月初，陆氏兄弟应吕祖谦之邀来到了鹅湖寺，与朱熹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朱熹站在穷理的立场上，极力强调“格物致知”的功用。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并且这样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一论”，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他主张人应该多读书，多观察事物，然后根据经验来加以分析事物，通过综合与归纳，得出对事物的结论。

陆氏兄弟则是站在“心即是理”的角度上，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乎本心，发明本心”，他认为人只要拥有一颗明白的内心，则对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就自然贯通，可以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去考察外界的事物，一个人只要去掉心之所蔽，就可以通晓世间事理，就会尊德性，养心神。他认为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不一定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人一旦变成了读死书，就会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了。

在辩论会上，朱熹与陆九渊他们双方各执已见，争议了数天，并未辩论出个子丑寅卯，分出个输赢胜负出来。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朱熹与陆象山之间“鹅湖之会”所讨论的焦点，无非就是“致中之论”的推演罢了。这就有如人性的“善”“恶”之说，即使争论了五千年，也还是不会有结果出来一样。

因此，站在我们今天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说，那一次的辩论大会，就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大辩论而已。不过，这在当时，的确是为我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故此，“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了我国书院会讲之先河，成为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著名的一次学术盛会。

自从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在鹅湖寺进行完那次大辩论之后，鹅湖寺便开始被天下人所知晓，声名震动于天下。朱陆的的鹅湖之会，后来亦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因此，在宋淳熙十年，皇帝赐鹅湖寺名为“文宗书院”，并在书院内立起了一座“斯文宗主”的牌楼。“鹅湖书院”一名，是后来的人们为了纪念那次闻名天下的“鹅湖之会”才改名为“鹅湖书院”的。

宋淳熙八年，亦即是公元的1181年，朱熹知南康军的第三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堂。陆九渊给学生们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朱熹还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并将其讲义刻于石上以作纪念。在南康之会上，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讲的核心问题是“义利之辨”，而这正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

陆九渊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

他慨然指出，多少年科举制度的沿袭，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于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他愤然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

陆九渊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的区别，以说明自己为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讲人事，那都是为了“经世”；而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他说：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以所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陆九渊讲“义利之辨”，是要人在做人的根本目标上进行一次价值的转换，确立人生价值观；并用此价值观去指导读书求知和道德践履。他以为，在这一“本心”的发用下，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这样，他便从确立道德的价值观方面，找到了维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方法的共同理论支柱。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之所以得到朱熹极力赞赏，也正是因为了这一点。

然而，陆九渊的“义利之辨”这堂讲习，只不过是在朱、陆的不同为学术方法上找到了一个暂时的统一点，使得双方对立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较大的缓和，但在学术的本体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根本性地解决。

就这样一直到了明代，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创立了“陆王心学”。

王阳明是何许人也？王阳明就是王守仁。他生于公元的1472年，殁于公元的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即今天的宁波市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被后世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精通儒、道、佛三家教义。明弘治十二年，亦即是公元1499年得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军功卓著，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故后人又称其为王文成公。

王守仁是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四子的中华文化大儒。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是“王学”，也叫做“阳明学”。是我国明代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他的学术思想传遍中国，甚至远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王阳明系统承继了陆九渊的“唯心主义学说”，在陆九渊“心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论述。

王阳明一生注重“立德、立言”于一身，因此，他的弟子众多，后世称其为姚江学派。

明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了礼部的会试，因他的考试出色，被举了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不久，便因病请求归乡去职。在过了好一段时间以后，又被朝廷起用为兵部主事一职。

到了明武宗正德元年冬，也就是公元的1506年冬天，宦官刘瑾擅政专权，一下子就逮捕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一共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因而触怒了刘瑾，被杖责四十，谪贬到贵州的龙场，今天的贵阳市西北七十里的修文县治，在那里担任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了北京，调任为南京吏部尚书。

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上，王守仁曾经被刘瑾给派人追杀，他凭着伪造跳水自尽的一幕，才躲过了那致命的一劫。逃过追杀后的王守仁，暗地里去南京面见了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王阳明听从父亲的劝告踏上了路途，到了贵州龙场驿后，他见那里是“万山丛薄，苗、僚杂居”，还是一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王守仁信心百倍，丝毫没有气馁，他根据当地的风俗，适时地开化和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的极力爱戴。也就是在那一个时期里，王阳明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全新的领悟。它使王阳明深刻地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故此，王阳明在龙场驿的那段时期里撰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教义：“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人将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疑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在历史上，人们习惯性把王阳明在龙场驿教条示诸生一事，说成是他的“龙场悟道”。

至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初，王守仁的谪戍期满，复官庐陵知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县。同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给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了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正德十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516年8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是十分地赏识有加，后在王琼的极力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的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了浰头，且各自称王，他们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再起兵祸。前任的巡抚文森无力处理眼前的困境，便托病去职，一走了之。

王守仁到任后，恰逢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的主簿战死。他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便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吓得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实情，都如实地坦白了。王守仁便赦免了他们的过错，并让他们积极打探叛军的情报，借此掌握了盗贼的基本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等地，会兵一处，讨伐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期间，在假装撤退，竟出敌不意地发起了进攻，连破盗贼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了七千余人。他向朝廷上疏称，因权力太小，无法命令手下的将士。王琼接报后立即上奏皇上，给了王守仁旗牌，让他可以便宜行事。七月，王守仁进兵大庾。至十月，攻克左溪、横水，破盗巢八十四处，斩杀、俘获六千余人。战后，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即师还赣州，回过头去讨伐浰头的盗贼，又斩杀了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到了明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519年，分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发动了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尽皆震惊不已，只有兵部尚书王琼却十分自信地对大家说：“有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的。”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去平定那里的叛乱。当他行至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时，得到了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给平叛打来一定的困难。

就在宁王发动叛乱的时期里，王守仁因为已经平定了境内的盗贼，将手中的兵符上交给了兵部，且手中无一兵可用。于是，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听从王守仁的召唤，都前来帮助王守仁，并在袁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聚集各府、县的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以备应战。

王守仁先是假装传檄至各地，号召大家来江西勤王，并在南昌城里到处张贴假的檄文来迷惑朱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一共来了八万多人，将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大军，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大量的时间来集结军队，王守仁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去攻打南京，随后，又故意泄泄密给朱宸濠，令朱宸濠对李、刘二人起疑心。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发兵南京，使得朱宸濠心下大疑，遂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这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两城，逼近了安庆。就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过头来救援南昌。当时，曾有人建议王守仁一心去救安庆，他没有采纳别人的建议。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说：如果是去救安庆，那么就将与宁王的主力相持在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的后背，让我们变得腹背受敌；如果我们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而南昌的守备恰好空虚，我们的军队又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洪城。到那时，宁王必定来回救南昌，到时我们就在鄱阳湖上迎头痛击他，肯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的所料一样，奇迹，竟然就真的发生了。

当时，王守仁的大军已集结完毕。朱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去了，留守南昌的兵力着实空虚，王守仁率兵攻打南昌，朱宸濠急忙回兵来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上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历时35天的宁王叛乱宣告失败。

然而，王守仁的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明武宗的首肯与认同。其时，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太多，他们平时都与宁王交往密切，一时的心态极端复杂。有些佞幸之臣，暗地里希望王守仁能将朱宸濠给放了，然后再让已经率兵南巡的武宗去亲自擒获起来，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在当时尚属正直的一个太监张永之后，断然称病，以避免将自己卷入到更多的政治事件中。所以，王阳明在终武宗一朝之时，并没有因平叛之功而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明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得以加官晋爵。

明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疏离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且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明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522年，因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去世，他按例回乡守制去了。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开初是承继了于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后萌生于贵州的龙场驿，到最后，他的整个“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得缘于他在鄱阳湖上的那一场平叛之战，使得他的内心朝着“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主旨靠近。

在王守仁54岁的那一年，他决意辞官，回到家乡去讲学，在绍兴、余姚那一带创建了书院，宣讲他的“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此，“陆王心学”进入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

无独有偶，在明代还有一位叫做胡居仁的人，曾经两度执掌白鹿洞书院。这为“程朱理学”在明代的承继、传播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今江西省余干县梅港乡人。他出生在明宣宗的宣德九年，即公元的1434年。明宪宗成化20年的3月12日，亦即是公元的1484年4月7日，先生病逝于社庚乡的古塘村家中，享年五十岁。

在先生致力于教育的一生中，他曾经两度执掌白鹿洞书院，忝为洞主，为白鹿洞书院的兴旺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贡献，因此，这就奠定了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史上，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早在元朝的至正十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351 年时，白鹿洞书院曾经被毁于一场惨烈的战火之中，书院中所有的殿堂、斋舍全都被大火给烧成了一块平地。

这样，就一直拖到了明朝的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438年，时任南康府知府的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倡议捐俸修建礼圣殿等建筑，力图恢复宋元时期的原貌。翟溥福的这次重建，使“白鹿洞书院之名始重新名动于天下”。

接下来，到了成化元年，即公元的1465年，时任江西提学佥事的广东潮阳人李景龄与当时的南康知府何浚一起，又再次倡议修复书院建筑，并扩增了学田、祀器、书籍、房舍，召集学生。在成化三年春，即公元的1467年春天，聘请余干名儒，布衣先生胡居仁为山长，主持书院的全面工作。自此以后，白鹿洞书院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这是胡居仁先生第一次来执掌白鹿洞书院，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不久之后，他即离去了。

十三年之后，亦即是明宪宗的成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480年，胡居仁再次担任了白鹿洞书院洞主一职。在这一任期内，胡先生重新修订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即广为人知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统共有六条：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纵观以上的六条，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对待教育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对天下莘莘学子的期望与期待。胡先生认为，读书人首先要能够立得下大志，并且还要致力于学习圣贤之学，要立志成为非圣即贤，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人。

其次，他认为读书修身的关键在于“存乎于心”，而修身的关键主要是以“诚”与“敬”作为人的根本的。他认为，人心本应备通万理，而只是由于受物欲的蒙蔽和陋习的影响，才会迷失其本心。因此，要用诚与敬来修身明理，把“敬业用心”当作修身的工具与本原。

其三，他曾经在教学中这样强调说：“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又于日用之闲，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之人在熟读、精思、明辨之后，一定要去亲身参与到事物的实践之中去，在亲身体验事物的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微妙变化，掌握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才能让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不至乱了方寸，失了尺度。

其四，先生认为每一个人，在待人接物和处事上，都要保有自己的底线，也就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参透并遵循事物的规律。他强调人要慎独，在接物之初，本心未萌之初，多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应了天理还是人欲的故意膨胀，是善还是恶，是恶就要去恶，是善就要存善，这样的话，才能在待人接物处事时，不违背天理，才是正道。

其五，胡先生强调个人修身的要领在于要克已力行，要克服自身不断膨胀的私欲，不为形形色色的物欲所蒙蔽，才能认得清天理，才能获得真知，否则，仅仅只是知道事物的表面而已，断不能将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效法老师吴与弼先生，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在家侍奉高堂双亲，以聚徒讲学为业。虽然身上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嘴里吃着粗劣的饭食，他同样是怡然自得，身心愉悦，并无半点羞愧之意。他一生从不因窘困而辍学，更不因贫贱而丧志。

最后，他要求学生们懂得，做人就得要有宽广的胸襟，更要具备大公无私的品行，尽量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去想想别人，这样才能做到律己修身。

以上通过对胡居仁先生《续白鹿洞学规》的解读，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想，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胡居仁在客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大大地将朱晦庵的“格物致知”理论，作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延伸性探索与详尽的阐述。

尽管，胡居仁在经历了“土木之变”的残酷与血腥后，一下子就看淡了政治，遂远离了官场，终生甘愿淡泊名利，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弃著述与讲学。他始终以布衣自处，平日里的生活是十分地俭朴，唯有以著述和讲学来完成肩负的责任。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在二十余年的从教生涯中，治学的态度严谨，常常在教学中亲自制订学规和讲义，务求学生必须做到学以致用。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和丰富自己，并不只是专门为了博取功名和求得闻达而来的。他一生的著述甚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以及《居业录续编》等作品流传于后世。

总之，先生他一生恪守心性，修身自律，以布衣、凡体之身，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栽培学生，在他为学和从教的一生当中，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和教育理念，都给后世带来了非常深远的积极影响。他是我国明代时期程朱理学重要的继承人和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明万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585年，胡居仁被皇帝追谥名号为“文敬”并昭告天下，将其崇祀在孔庙，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在一起，共同接受后人的祭奠与跪拜。

一路叙述至此，我们不难从“理学”的兴起与振兴和发展的过程来窥见到，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的“关学”“伊洛学派”缘起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始，随着周敦颐踏足在鄱阳湖上之后，整个理学的发展趋势便相跟着周子的脚步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在鄱阳湖本土人士朱熹、陆九渊等人加入其行列，接过理学的衣钵之后，经王阳明，胡居仁等人的全面承继与发展、提高，使得理学不断得到壮大，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石来看，我们实不难从中看出这广袤的鄱阳湖流域，那一汪明明静静，浩浩汤汤的鄱阳湖，真的是一座诞生思想的光辉摇篮；那一片充满深情而又蕴涵深重的红色土地，她的的确确是一块非常宝贵的儒家学说集散地，难得的一座理学的布道场，是华夏文明自北宋初期以来，在近2000年来的这一段漫长时期里，儒风鼎盛，理学沸腾的风水宝地，是一座中华文化永恒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