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既是范文正公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也是他“先忧后乐”襟怀天下思想体系的灵魂。他这一思想的形成，无不镌刻了鄱阳湖上的深深历史印记。

范仲淹，字希文，一名朱说，一名范履霜，敕号文正，乃唐朝宰辅范履冰的后人。生于公元989年的8月29日，殁于公元的1052年5月20日。

翻开宋史，我们读到《范仲淹传》，第一段赫然这样写着：“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将以上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人。范仲淹在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迫于生活无着遂带着范仲淹改嫁给长山县的一个朱姓之人。范仲淹小时候跟从朱姓，名字叫做朱说。范仲淹从小就立有崇高的志向和节操，等他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伤感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离开朱家到应天府去了，他投靠戚同文求学读书，通宵达旦地读书是常有的事，在冬日里，他疲惫得厉害，用冷水浇脸；吃不饱饭，就每天喝稀粥度日，别人都不能忍受下去，惟有范仲淹不认为这很艰苦。范仲淹考取进士后，便很快地就担任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一职，在司理参军的任上，他迅即把母亲接回家来奉养。到他改任了集庆军节度推官后，这才改回原来的姓氏，将朱说改成了范仲淹。

大中祥符四年，亦是公元的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后，内心伤感不已，痛定思痛之下，他毅然辞别了母亲，前往南都的应天府，即今天的河南商丘求学，投师在戚同文的门下。数年的寒窗苦读生涯，让范仲淹博通了儒家的经典要义，胸怀有慷慨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

到了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015年，范仲淹便以“朱说”之名，登上了蔡齐榜，排在乙科第九十七名，一下子便由“寒儒”成为了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等事宜，官居九品。鉴于自己已经有了朝廷的俸禄，吃穿不用愁了，范仲淹就把母亲接回家来奉养。天禧元年，公元的1017年，范仲淹又以治狱廉洁公平、刚正不阿，被朝廷擢升为文林郎，当了集庆军的节度推官。这时的范仲淹觉得归宗复姓的时机成熟了，便乘此机会将自己的名字由“朱说”改成了“范仲淹”，算是认祖归宗了。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日：“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

这段话的意思是，到了天圣七年，亦即是公元的1029年，章献太后要在冬至日做寿，天子准备带领百官在朝堂上给太后拜寿。范仲淹便极力谏阻这件事，他这样劝导皇上说：“皇上在家侍奉母亲，讲的是自家的礼数，如果你在朝堂之上带领百官之人一起给太后祝寿的话，这会有违了朝廷的政体，是会在百姓的心中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的，因此，他恭敬地上书奏请太后取消这次活动，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太后与皇上的回复，最后等来的是朝廷将范仲淹逐出了朝城，让他当了一个叫做河中府通判的官，将他贬谪到陈州去了。

由此可见，范仲淹为了维护朝廷政体的稳定，他全然不顾自身的得失，抱着不惜开罪章献太后，得罪皇帝的危险，坦诚进言，陈述利弊，充分表明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无私宽广胸怀与远大抱负！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以下的文字中读得出来。

“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日：“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日：“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日：“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日：“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把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范仲淹被朝廷授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给召回了京师，先是担任国子监判官，继而调任吏部员外郎并代理开封府知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使用的人大多是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便画了一幅《百官图》呈献给了皇上，并用手指着画面上的每个人物依次向仁宗皇帝解释道：像这样是按顺序提拔的，像这样的就不是按顺序来升迁的了，像这样的提拔是公正的，像这样的提拔是偏私的，何况提拔或降格任用大臣都是有序可循的，凡属越级的权力，皇上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全部都交给宰相去处理。“吕夷简听了就很不高兴。后来，在讨论建都的事情上，范仲淹又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建都，如果在战时，就一定要将都城建设在洛阳。还应当逐渐地扩大物资的储备，适当地修缮宫室。皇帝就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道：“这是范仲淹个人不切实情的看法”。范仲淹很是替皇上担忧，于是，他写了四篇论文呈献给皇上，大抵是谴责当时的政务之论。他在文章中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便有了王莽的祸害。我恐怕今天也会有张禹，损坏陛下的家法呢。”吕夷简愤怒地驳斥道，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他推荐任用的官员，都是朋党（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文章中提到的所谓“朋党”，指的是北宋朝廷内部那些专门排斥异己的政治小团体）。范仲淹便更加急切地与吕夷简对奏起来，因此，最终导致自己被贬，从而被放逐到鄱阳湖东岸饶州当了个知州。

就这样，在宰相吕夷简的从旁中伤之下，促使仁宗皇帝在景佑二年的深秋，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将他贬到了饶州做知州。那时候的饶州就是我们今天的鄱阳，而当时的饶州府治所之地，便是我们今天的鄱阳县城。正是那一次的被贬，范仲淹离开了皇城，那个令千万人仰慕的权力中心，但却也是个人人自危的地方——庙堂，走进了江湖，来到了江湖之上的小城鄱阳，陷身在了湖深水远的江湖深处。而正是范仲淹在饶州的那段时日里，逐渐丰富和完善了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建构。随着他去国怀乡的忧思愈积愈浓，最后，竟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净化、升华到了“先忧后乐”的无上境界，逐步形成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体系的雏形。

范仲淹于景祐三年春，公元的1036年春到鄱阳，一直呆到了景佑四年的年底，也就是公元的1037年年底。从范仲淹于公元1036年被贬赴鄱阳任上起，到公元1037年底离开鄱阳时至，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埋头处理手头上的政务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与友人赋诗唱和的，他得空就穿梭在鄱阳、都昌与庐山之间，游历在浩瀚苍茫的鄱阳湖上。他经常驾一叶小舟东西穿越鄱阳湖，这令他饱看了鄱阳湖上阴晴云雨的百般万千变化，惯看了江湖之上风波险恶的万千气象，深刻地体会到了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政治忧患意识是多么地重要，而自己肩上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是多么地紧迫，因此，范仲淹在这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惊人之举，创作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灵乌赋》《郡斋即事，饶州作》以及《芝山诗》、《游庐山》等等的一些作品了。

在鄱阳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饶州人一向有种茶采茶的习惯，尤其是在浮梁一县，百姓们普遍种植茶叶。有一天，范仲淹带领一众随从，从饶州城里出发，长途跋涉来到了鄱阳县东北部的铁炉冲村访问故旧胡光先生。村民听说范大人来了村里，顿时便围拢过来了。大家仰慕范仲淹是个大清官，是天下的第一大好人，便不约而同地回到各自的家中，在梨树上挑选最大的梨子摘下送去给范仲淹吃。范仲淹拿着百姓送来的大梨子说：“这个村种了这么多大梨子，以后就叫大梨胡家吧？”范仲淹的话，当场就把村民们给逗乐了。当范仲淹问到村民的生活状况时，胡光先生直率地对范仲淹的言道：“村民由于茶税过重，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民不聊生啊。现在就已经有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去了。”范仲淹听了后，心里十分地沉重。在回城后的当晚，范仲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民生的疾苦令他心痛。救民于苦难的信念促使他披衣起床，伏案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张减免百姓茶税的奏章写，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仁宗皇帝阅读了奏折后，内心也甚为震撼，着即准奏减免饶州的茶税。从此以来，饶州百姓再无茶税重负。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德，铁炉冲村的茶农们便自发地将村名更名为“大梨胡家”。至今，在胡氏的谱牒上还有该村村名为北宋景祐年间范仲淹所取的记载。当时，在鄱阳乡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章奏免贡新茶，惠及饶民千万家。”

尽管范仲淹被贬黜远在江湖深处的饶州任上，但是他仍然改变不了他率性直言的秉性，时不时地写诗著文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时任建德县令，范仲淹的好友梅尧臣便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言下之意是叫范仲淹谨言慎行，不要乱说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梅尧臣的《灵乌赋》是这样写的“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鑚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范仲淹在一时之间搞不清楚梅尧臣送来的《灵乌赋》，到底是出于他的好心劝告还是幸灾若祸的冷潮热讽，是对他的恶意人身攻击还是善意的提醒？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范仲淹读着这样的文字，心里又很不是滋味，他不明白，自己的好友梅尧臣怎么会给他寄来一篇这样的赋作呢？

于是，范仲淹就在想，张嘴说话，应该是每人的自主行为，哪能被别人所左右呢？特别是作为一介朝臣，就应该时刻记得向皇上建言献策，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只要说的是肺腑忠言，哪怕让人听上去觉得逆耳难听又有何妨呢？因此，范仲淹便不管梅尧臣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不会置之不理，他是一定要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的。于是，范仲淹在沉思之后，写了一篇和梅尧臣的《灵乌赋》出来。

范仲淹先是在《灵乌赋》的题记中这样告诫自己道：“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途）矣。”继而作赋如下曰：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范仲淹在这篇《灵乌赋》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襟怀天下、心系朝政、忧籍苍生、剖心带血的观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宁可嘶声竭力，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哪怕为此而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绝不做一只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的平庸之人。这就是他身处江湖之远的强烈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与浓烈情怀，以及他宏大、广博的伟人胸襟。

说过了以上的这几件轶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粗略地学习一下他在饶州任上做的这几首诗文，借以剖析范仲淹是怎样在饶州系统完成他忧国忧民思想体系建设的。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郡斋即事，饶州作》诗文如下：“三处变成鬓如丝，斋中萧瑟过禅师。每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尚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这首诗，作者用短短的几十个字，就将他在饶州任上的经历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强烈地表达了他自己穷且益坚的凌云壮志以及对人世间祸福不定的彻悟。其实，在这首诗的背后，他所表达的还是一个“忧”字，他在忧虑朝政，忧虑天下苍生。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他的《芝山寺》与《升上人碧云轩》这两首诗作。他的《芝山寺》是这样写的：“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这首诗是范仲淹在芝山寺内的碧云轩写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他能够静得下心来忘却烦恼，以禅意佛性的智慧悟出自乐的坦然心境。 

芝山，初名北罔山，又名土素山，位于江西省鄱阳县城西北。山顶上建有一亭，名唤：芝亭。每到晴朗之日登上此亭，并不仅仅只可饱览近处的湖光山色，并且还能够远眺西北深处的庐山五老峰，因此，芝亭还有个名字叫做“五老亭”。在芝山的南麓建有芝山寺。寺后有“碧云轩”，是范仲淹在任知州时读书歇息的地方。

从“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这一句来看，他将尘俗间的过眼浮华，借用唐朝龙朔年间“三茎灵芝”的故事来加以趣说，可见他的胸襟之开阔无人能比。“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一句，是说佛的法力之大，就是连乌鸦，老虎之类动物听了佛经都能够被其感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范仲淹的身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佛仙的境地？他已经在强迫自己把世间的一切荣辱与争斗统统抛在脑后，一心只向往并追求“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的人生境界。

以下是他的《升上人碧云轩》诗文：“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祇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表达了范仲淹的某种闲适情怀，而事实上，诗的背后依然透露出他的心头上那一个大大的“忧”字。他不是在忧虑自己的前途，他忧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未来。

这样的一个“忧”字，同样在他的《游庐山作》一诗中读得出来：“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在这首诗里，看起来范仲淹是将自己置于山水之间而自得其乐，而其实是他把自己忧国忧民的悲戚与愤懑以及满腔的报国情怀，统统都化作在了“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那一句诗里了。

纵观范仲淹在鄱阳期间写的《和谢希深学士见寄》、《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酬叶道师卿学士见寄》、《依韵酬黄灏秀才》、《望庐山瀑布》、《瀑布》等等的一系列诗作，无不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心头上悬着的那个巨大的“忧”字。

一路说到这里，不妨回过头来再接着读《范仲淹传》：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乏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吕夷简的意愿，请求写下范仲淹的朋党，把他们的名字在朝堂上揭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丞余靖，便向皇上进言说：“范仲淹是因为一句话而触犯了宰相，就立刻将他加以贬谪、放逐外地，是不是处理得太重了？更何况他之前所议论的事，不就是陛下母子及夫妇之间的事吗?陛下已经宽容他了，我请求改变先前的命令。”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宰相，从此关于朋党的议论就流行开来。吕夷简第二次入朝担任宰相时，皇帝特别告诫范仲淹，要求他消除先前的怨恨。范仲淹给皇帝磕头道歉说：“臣先前争论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对于吕夷简个人并没有什么怨恨。”

从这里不难看出，吕夷简被罢相之后，范仲淹于1038年底回到了京城，又由身处江湖之远的饶州任所，高居在了庙堂（朝廷）之上。

宝元元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上称为西夏，定都在兴庆，即今天的银川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后又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康定二年，亦即是公元的1041年，元昊又进兵渭州，今天的甘肃平凉地区，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在好水川遭遇伏击被夏兵围困，任福等十六名将领尽皆阵亡，损兵万余。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042年闰九月，元昊又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至定川寨，宋军又遭遇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死伤9400余人。李元昊获胜后，立即挥师南下，进逼到了潘原。此时，整个关中震动。自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国，也在1042年遣使来朝索求关南之地，并且兵聚幽燕，扬言南下"。这就导致了宋仁宗遣富弼为使，以岁增银两、绢匹各十万维和才得以解决此事。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的阶级矛盾两相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大宋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欧阳修带头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随后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是开始行动起来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在山书中所说的那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时有盗寇出没。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性，富弼就曾说: " 自此以往， 只忧转炽， 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也!"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 ，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从此拉开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序幕。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积贫积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仁宗即位元年，举国上下的土地兼并现象特别严重，大量的农民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庆历三年的九月，也就是公元1043年的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明确的措施出来改变当前的局面。

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书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的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年零四个月后，曾经慷慨激昂，一心想要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突然下诏废弃了庆历新政的一切改革措施，将范仲淹和富弼同时撤去了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庆历各项新政，纷纷被取缔。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不仅在转瞬间便付之东流了，而且他还差点因为石介和富弼的案子再次受到牵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去做了知州。而与他交好的富弼也被贬到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做知州去了，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天的安徽省滁县那个地方。在知滁州的那一时期里，欧阳修在一次从醉翁亭游历回来之后，身心被环滁的绝美景色所迷，回到衙署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挥毫泼墨写下了不朽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滕宗谅，也就是滕子京被贬知岳州，即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

滕子京在知岳州后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重修岳阳楼，修好之后，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请他为岳阳楼作记。随信还附上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欣赏，目的是让范仲淹借眼前的美图来了解岳阳楼周遭的环境与形胜，便于他给岳阳楼作记。

由此可见，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一文时，他并没有实地登临过岳阳楼，而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洞庭晚秋图》的一点粗略印象，凭借着他对泱泱大湖——鄱阳湖的深度了解写作出来《岳阳楼记》的。庆历六年，亦即是公元1046年的9月14日的夜晚，他把《洞庭晚秋图》挂在了墙上，看着图上美丽的岳阳楼及其无边的风景，放开了思绪，凝神构思了文章来。于是，这些年来一连串的人生坎坷际遇令他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流放，想到了戍边，想到了庆历革新变法的失败，想到了在饶州任上的日日夜夜，于是，眼前不由浮现出昔日鄱阳湖上浩瀚无垠，波澜壮阔的瑰丽画卷，记忆中的鄱阳湖，那一平如镜澄澈清明令他的内心变得轻盈空灵起来，鄱阳湖上的波诡浪险催生起了他内心的万丈豪情，总之，他当时想到了很多很多，因此，他在沉思之后，便很快地蘸墨挥毫，一挥而就地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给书写了出来。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从他的《岳阳楼记》原文中去找出鄱阳湖的影子来。例如，从原文中范仲淹对洞庭湖的描述“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一句来看，他就把四至的方向搞错了。站在岳阳楼上四顾，应该是南极潇湘，北眺汉楚，西连巴蜀，东接皖赣的形态。所以，巫峡是处在洞庭湖的西面而非北面。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置身在鄱阳，置身在鄱阳湖的东岸，因此，万千气象的鄱阳湖就很自然地从他的心底走了出来，于是他便将鄱阳湖当作了洞庭湖，将鄱阳湖北入长江，溯通巫峡的情形在文章中给描绘了出来。故此，我们在这两相的比对之下，就不难发现在《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中，是不是有着太多鄱阳湖的痕迹在里面了呢？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于岳阳的。例如，我国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就认为范仲淹是在到了岳阳之后才写的《岳阳楼记》。他说，如果写一篇优秀的文章，作者没有亲临现场，怎么会写出文章中的气势，又怎么能够将感情熔铸到文章中去呢？”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是从来就未曾涉足过岳州那块土地之上的，这可以从他人生旅途留下的足印中读得出来。同时，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大家，对于散文的写作，我们可以采取虚构和非虚构的创作手法来运用，所以，在进行虚构状态下的写作时，作者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进行写作。更何况，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的眼前不但是有一幅《洞庭晚秋图》可以借鉴，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内心深处保留了一幅实实在在的，鲜活的，鄱阳湖的四时美景图画。

自初唐以来，文人雅士对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表述，向来把他们一个比作是男性，而另一个比作是女性。洞庭湖具有的是一种野性的豪放与粗犷，而鄱阳湖则是温婉和柔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的如此表述中，明显地将鄱阳湖的气质与风韵，嫁接给了洞庭湖，是典型的散文在场主义写作方法的运用和体现。

所以，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范仲淹在鄱阳的一段日子里，鄱阳湖的沉静与温婉，壮阔与柔美，感染了范仲淹，促使他想通了很多很多人生中的道理，也让范仲淹从忧郁中悟出了与命运斗争，奋发向上的志气与勇气，树立起来了襟怀天下，心寄苍生的远大抱负。

当范仲淹派人将《岳阳楼记》送到岳州后，滕子京看了大为感动，即命人刻石立碑，镌刻于上。其中那两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是不胫而走，迅速在全国各地传诵开来。就是宋仁宗在听闻此事之后，亦是不由得慨然地称颂起范仲淹来。

由此可见，如果在范仲淹的生命里缺失了鄱阳湖上那段处江湖之远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那么，他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思想体系就不会健全地构建、发展、成熟起来，达到完美的和谐与统一，成为他思想的灵魂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之中做人的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精确概括。如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民，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高高地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儿女们的心中。

范仲淹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品德代表。“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一看似平淡的句子，虽然是范仲淹写在自己饶州任后的邓州任上，但却是他在饶州（鄱阳）任上时的智慧与思想的结晶，是他一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体系的最后建立，应该说，波澜壮阔的鄱阳湖是功不可没的。他那“先忧后乐”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拼搏进取的精神，给我们后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辉耀千古的精神写照与拼搏进取力量的源泉所在。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你是江山社稷的坚强捍卫者；处江湖之远，你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忠实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