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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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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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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记忆 ——都昌作家詹幼鹏的长篇小说《红船》读后札记

捧读《红船》,思绪仿佛是从历史的深处奔涌而来,令人心潮澎湃。

一艘红船,就是一部鄱阳湖的血泪史;一艘红船,就是这千年奔流不息的浩浩情怀;一艘红船,装载了鄱阳湖上太多的愁怨、哀叹、辛酸与无奈,同时,她更是承载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虔诚与顶礼的膜拜。

据史料记载,鄱阳湖上的红船,其实是一种用于在湖上救生抢险的船只。一直以来,由于鄱阳湖上的“老爷庙”水域,水深且阔,风高浪急,是船难频发的地方,时至今日,人们尚称其为中国的百慕大——魔鬼三角,可见其惊人的恐怖程度一点也不比北大西洋西部神秘的“百慕大魔鬼三角”逊色。

为了应对湖上特发的灾难,鄱阳湖水域不少有识的志士同仁及乡绅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捐资建造了一种专门用来湖上抢险救生的,红帆红桅船体通红的船只——红船,并配备了专门的搜救人员——红船水手。于此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红船局,亦称“同仁堂”。

据传,这个机构从明代开始成立起就一直维系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夕。

据悉,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曾行文至都昌县,令其按月给付拔款用于红船局的开支,蒋介石还曾亲自签发手令和布告禁止战时征用红船,手令和布告现亦已被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可见红船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也足以说明,远去的鄱阳湖上的红船——真正是鄱阳湖上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也可以这么说,这是除鄱阳湖以外,任何的湖泊都不曾拥有过的辉煌史实。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鄱阳湖上的红船并不仅仅是一条只会漂浮于水面上的船,她是正义与道德的化身,是“真、善、美”的集大成者。因此,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她,记住了她,我们就记住了一段鄱阳湖的历史。

故事,是从一个简单而具普遍意义的角度,人们常说的“见财忘义”开始着墨的。作者以娴熟的笔触述写了鄱阳湖上一段充满神奇恩怨情仇的传说。

故事的主人公三先生是古鄱阳——饶州城里“万盛烟行”的一个小朝奉。由于他聪明伶俐,善于经营,深得万盛烟行老板的赏识。有一次,老板派三先生出湖去吴城办一件机密大事,然而,在三先生到了吴城之后,一连几天未等来他所要见的人。就在某天的清晨,吴城码头上的挑夫意外地送来十二口皮箱的珠宝,原因是挑夫们错把“万盛烟行”的船当成了“万乘船帮”的船了。三先生见利忘义,乘机私自吞下了这十二口皮箱里的珍宝,并同时引发出了后来的一连串的恩怨情仇故事。

挑夫帮胡子挑的父亲因这十二口皮箱,被送上了断头台,胡子挑也因此流落到鄱阳湖上成了湖匪头子。三先生一家,虽因这不义之财带来了一时的荣华富贵,最终却亦是因这十二口皮箱,人伦遭到了屠戮,家庭被逼迫得家破人亡。而这一切的恶果,因是三先生种的,果是三先生的小儿子刘大河摘的。整个故事充满了以怨报怨,以怨报德的血腥,让人读来心灵颤栗不已。

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今天,让我们来读这样的一个充满血腥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想让读者从文字的反面能悟出些什么来吧?这也许就是作者创作《红船》这部长篇的良苦用心吧?我揣度着。

小说通篇以粗犷豪放的风格展示了鄱阳湖人的“湖佬”性格,是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的一种深层次挖掘。特别是在对小说人物的安排上,作者将三先生的大儿子安排进了红船局当水手,救苦难于水火,将屠夫刘大河的归宿,置放在抗日的民族大义立场之上,可说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人们常说文以载道,这文到底载的是什么道呢?说白了就是“道德”二字。这亦是本书的厚重之处,给人读后,心理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当然,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推广方式,不才尚觉有与作者商榷之处。那就是在地理意义的指向上,作者应该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地理概念,而不能使用模糊的指代,让读者产生错误的认知。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嘛,原本是虚构的,要那么苛求干什?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在地域文化的推广方面,特别是对人文山水的指向,应该且必须是要写个清楚明白的。

读《红船》犹如在读一篇鄱阳湖的苦难史,让我们留住这历史深处的记忆吧!

于长篇写作来说,我是完全陌生的。但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只能谈点个人读后的看法。以上的絮语,如有不当之处,尚祈作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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