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研究

何谓“鄱阳湖文学研究”？今天，我在这里就鄱阳湖的历史变迁以及鄱阳湖文学的发展变化来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地理层面上，富含历史意义的真实鄱阳湖；第二、文化层面上，文学意义的文学鄱阳湖；第三、新时期里，生态文学意义上的鄱阳湖。我想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详细陈述，呈现给大家一座与之前不一样的鄱阳湖，让大家来细致了解一下，我们大家常常在口头上议论的鄱阳湖及其鄱阳湖文学。

一、地理层面上，历史意义的鄱阳湖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从四个方面来谈起：地理意义上的鄱阳湖；历史意义上的鄱阳湖；鄱阳湖上几个不同的时代；彭蠡湖是如何易名为鄱阳湖的。

1、首先，大家听我来笼统地，简单地谈一谈地里意义上的鄱阳湖。

准确地说，真正地理意义上的鄱阳湖，当是以松门山为界往东的大片湖区，是真正的鄱阳湖。而我们眼前看到的现代的鄱阳湖，是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南部宽阔，湖水较浅，为主湖；西部狭窄，为入江水道区，是古老彭蠡湖的历史遗存。现在的鄱阳湖，全湖的最大长度173km，最宽处70km，平均宽度16.9km，入江水道最窄处的屏峰卡口宽度仅约2.8km，湖岸线总长约1200km。湖盆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高程一般由12m降至湖口约1m。鄱阳湖湖底平坦，平均水深约6.4m，最深处在蛤蟆石附近，高程为-7.5m；滩地高程多在12～17m之间。鄱阳湖湖区地貌由水道、洲滩、岛屿、内湖、汊港组成。鄱阳湖水道分为东水道、西水道和入江水道。赣江南昌市以下分为四支，主支在吴城与修河汇合，为西水道，向北流至蚌湖，由博阳河注入；赣江南、中、北支与抚河、信江、饶河先后汇入主湖区，为东水道。东、西水道在渚溪口汇合，成为入江水道，至湖口注入长江。

在距今约12000——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到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的时间里结束），古彭蠡泽的东岸是一片广袤且富庶的地区。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类在此居住。他们用湖草蔽体，栖茅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并且，他们还早就在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石器来帮助生产，烧制陶器来改变生活。于公元1998年，在鄱阳湖中的“乌山岛”上出土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镰以及一些陶罐、陶片等文物的出现，便是早期人类在鄱阳湖平原活动的最有力的佐证。

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古代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南岸，万年县的大源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是当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址之一。这里稻作文化元素的发现，并不仅仅只是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它还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是中国，也是世界水稻栽培文化的起源地和中心地区，它将世界栽培稻作文化的历史上溯到了12000——14000多年前。由此可见，东鄱阳湖，之前是一片阡陌纵横，物产富饶的平原地貌，而非是今天的水世界。

“乌山”，是东鄱阳湖中的一座小山，古属“番邑”。“番邑”，是春秋时的楚国地名，主要指今天的赣东北一带，中心地域在今鄱阳县鄱江一带的整个鄱阳湖盆地。《史记》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取番，楚恐，去郢（ying）徙鄀。秦时置番县，吴芮为番令，俗称番君。到了汉代，改为鄱阳县。高祖十二年，追斩鲸布于番阳乡民之所，即今天的江西省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

现代鄱阳湖的雏形是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形成的。亦即是公元的421年，也就是南朝刘宋武帝时的永初二年。那时候，一场强烈的地震，使鄱阳湖盆地内的鄡阳和海昏两个县治淹没了。所以历史上曾有“沉鄡阳泛都昌、落海昏起吴城”之说。目前，一座在我们周溪泗山挖掘出来的“鄡阳古城”遗址，一座今天出土的汉废帝刘贺墓，以及之前在永修县境内出土的南朝海昏县古粮仓遗址，便是对这一传说的最好注脚。

2、其次，我再来谈谈历史意义上的鄱阳湖。

一直以来，似乎生活在鄱阳湖区的人们，对自身的文化渊源总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像那鄱阳湖上的浮萍，成了无本之源，无根之木，不知是身自何处而来，源自何处而生，长期处在一种迷茫、惶惑、混沌不开的状态之中。这就好像是公元421年的那一场地陷山崩，在一夜之间，将广袤的鄱阳平原淹在了鄱阳湖底下，永无见天日似的，从此，鄱阳平原上的原住民（土著部族）也随之在鄱阳湖区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有的番（读po）文化就从此绝迹了。因此，当代的鄱阳湖地域文化，是由南下北上的移民在湖区定居下来之后形成的渔耕文化。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多湖区的作家们对于自己是不是番地的原住民以及对番君、番人后裔的探索与论证。

特别是在阅读了已故的都昌作家，杨廷贵先生的长篇叙事散文《番人后裔》以及《遥望先民渐行渐远的背影》的时候，这种感觉来得尤为强烈。杨先生认为，既然一个县令被人称道为君，那么这个地方之前就肯定是一个番国，即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番邦。不然的话，一个县令怎么会被老百姓称为“君”呢？在这里个人认为，杨先生的这种反思与溯源，客观的东西不多，主观的论述盖过了客观的存在。但是，他在另一个方面，表明了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与继承的冲动是来得如此地强烈，是值得人们高兴的一件事。这也是当代鄱阳湖区广大的学者和作家们，经常用来进行自身文化反思的一种地域性思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姿态和文学理念，是值得人们去赞赏的。

但是，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朋友们，对于文化的追思与反刍，一定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进行有效的探究，而不要仅仅只凭着一种感性的粗浅记忆，便做出几乎简单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提起番君及其番人后裔，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鄱阳湖文化的奠基人，中国历史上的番邑第一任县令，被尊誉为江西第一人杰的长沙王吴芮。

提到吴芮，那么就有人会这样问我说，吴芮到底是何许人也？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翻开《史记》及一些《列传》来加以研读，就不难得出一些我们需要的答案。

吴芮的父亲吴申，是楚考烈王手下的一个谏议大夫。楚考烈王（公元前290年―前238年），姓芈(mi)，名熊完立。他是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之子，楚国的国君。吴申是吴王夫差的第十世孙。公元前的 248年时，吴申事楚考烈王，曾经因为谏议春申君黄歇图谋不轨，有纂国的野心，因而得罪了楚王，被流放到了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给闲置了起来，让他谪居于此，以保耳根清净。

据《史记》说，楚考烈王有三子，但均未有下文。而《战国策》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春申君娶赵人李园之妹李嫣，待李嫣有了身孕之后，遂献于楚考烈王为妃，生子后即被楚考烈王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楚幽王。吴申为了这事，曾经反复多次向楚考烈王进谏、并冒死而谏，楚考烈王被李嫣的色欲所迷，就是听不进吴申的逆耳忠言，反而将吴申贬出了朝廷，放逐到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去做了一个逐臣。在这里，我将上述的情况进行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战国策》所载比较接近现实的真像，因此，这应该就是吴申来到番邑的缘起与过程。

这在当时，吴申的身边就曾经有很多的朋友为吴申的遭遇抱不平，大家都劝他到齐国去做官，那样的话，他会有个更好的前程。但是，吴申坚决不肯背叛自己的国家，遂躲开了那些好事者的怂恿，举家迁到了与番县相邻的干越之地，馀汗的善乡龙山南麓（今余干县的社庚乡）定居。吴芮就是在龙山出生的。传说在吴芮出生的当天，整个龙山上空呈现出五彩的祥云，因此后人遂将龙山改名为五彩山。这就是余干县五彩山的来历。

五彩山，位于余干县城西南的社庚乡邓墩村，与李梅岭的白云峰相连，山上林木繁盛，一年四季苍翠如岱，群山绵延如带，林壑幽深，巍然如耸，似一条俯卧的苍龙，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无怒自威。

到了秦始皇的二十六年，亦即是公元前的221年，朝廷置番县，县治在今天的鄱阳县镇，朝廷任命当地的贤士吴芮为番县令，也就是后来人们称道的“番君”。由此可见，吴芮的祖籍是汉人，但是因为他出生在干越之地，所以他也应该算得上是越人出身。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说吴芮也可以算得上是越人呢？个中缘由，暂且留待于后面补叙。

吴芮自小聪慧敏捷，急公好义，喜读百家之书，文成武就。长大之后亦颇有胆识，在地方上颇得民心民意。特别是在他任番邑县令的十年间，大力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社会稳定，治县有方，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甚得江湖间民心”，深得番邑属地百姓的爱护与拥戴。

到了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反秦时，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响应的秦吏，就是当时的番邑县令吴芮。吴芮出兵横扫赣、湘、桂一带，威镇江南，各地民众纷纷投奔到他的身边，秦朝的一些旧官吏也率部众归附在他的身边。比如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驺摇，皆领兵归属吴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敢于起用刑徒（脸上剌字的犯人）带兵，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的淮南义军的首领鲸布，便是一个刑犯，脸上是被刺了字的。他带着数千且作战英勇精兵前来投奔吴芮，令吴芮是如虎添翼，力量大增。吴芮为了笼络住鲸布布这个良才武将，遂将女儿嫁给了他。

这在当时，吴芮敢于收留一个脸上被刺了字的犯人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见吴芮的胆识与谋略是何等的宽广与深邃？与此同时，时任百越长的梅鋗也正在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反抗秦廷，当他得知吴芮也反了秦王时，心下甚是大喜，鉴于他早就对吴芮这位同乡是仰慕有加，遂留下副将庾胜兄弟守梅关，他亲自带百越兵马前来投奔到吴芮的麾下，加入到了反抗秦王朝统治的斗争行列。

吴芮的麾下，自从添了英布和梅鋗之后，真的是如虎添翼，更加的是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再加上他的仓库里粮食充足，物资丰盈，凭着他现有的实力，足可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是，他没有因为一己之私去那么做，而是积极地加入到了以项羽和刘邦为首的反抗暴秦，救民于水火的正义斗争之中。时人感念吴芮为民请命，维护百姓的利益，便打心眼里拥护他的统治，遂开始自发地称呼他为“番君”了。

在随后的反秦斗争中，吴芮派部将梅鋗领兵助刘邦西征咸阳，入关灭秦。秦亡后，项羽尊楚怀王为楚义帝，胁令其大封诸侯为王。封项羽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以吴芮战功卓著而封他为衡山王兼百越长，统领百越之地，建都于邾（今湖北省黄岗县西北）。封其女婿英布为九江王，部将梅鋗为十万户侯。

在推翻秦王朝后，项羽一味地独断专行，不仅残暴，而且刚愎无能，不久之后便与刘邦之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的战争。当时，吴芮尚居在鄱阳，还没来得及建都于邾地，便在张良的劝说下投靠了刘邦助其灭楚。不久之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后，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汉。刘邦在登基之后，遂论功行赏，拜相封王。在此次封王过程中，吴芮被刘邦改封为长沙王，诏书曰： “故衡阳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王，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以芮为长沙王偕百越”。越人均听从其号令，亦尊称吴芮为“番君”。这就是番地及越地的人们，普遍地尊称吴芮为“番君”的由来，也就是我在上文中说到的，吴芮他也可以算作是越人的来历。

一路叙述至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从地理的意义上来回望一下这脚下的土地以及面前的这个泱泱大湖——鄱阳湖。早在公元的421年之前，在古彭蠡泽的东岸，松门山以南的广袤地区，是一望无际的鄱阳平原。在鄱江以北的鄱阳平原上座落有原楚属的番邑、鄡阳，海昏等几个古老的县治，而在鄱江以南是古百越之属的干越之地。因此，我们不难认定鄱江以北的原住民为楚人，亦即是汉民族的后裔。而鄱江以南的原住民则是古越人的后裔。但是，自从梅鋗投了吴芮之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展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先例之后，同时，也拉开了我国少数民族被汉化的序幕，其中的百越族，就是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早被汉化的一个民族。因此，可以说，到今天为止，鄱阳平原上原住民依然是存在的，古老的鄱阳文化是有史可查的。

故此，当代鄱阳湖区的人们，站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无任是汉人还是越人，我们大家曾经都是“番君”吴芮的属民，因此，我们就是番人的后裔。是华夏民族的一个综合型的个体体现。站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吴芮被后世的人们称颂为江西第一人杰，的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称谓。

更何况，公元421年，发生在彭蠡泽东岸那场巨大的地震，也仅仅是让彭蠡泽东岸的松门山在地震中发生了大面积的断裂和沉陷，尽管让彭蠡湖水冲过松门山，淹没了鄱阳平原的大部分土地。但有失必有得。在那一次的地震中，虽然沉没了鄡阳与海昏两个县治，但同时也在鄱阳湖的北岸浮起了一个新的都昌县，在鄱阳湖的西南边浮起了一个吴城镇，有了后来的新住民。因此说，古老的番邑文化并没有被湖水给完全冲走了，给淹埋了的，是没有绝迹的，而是依然存在的，并且还被人们不断地承继了下来。这就是历史的鄱阳湖。

3、我来谈谈“ 鄱阳湖上几个不同的时代”。自远古至今，我给鄱阳湖划分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其一是前鄱阳湖时代；其二是后鄱阳湖时代；其三是现代鄱阳湖时代；其四就是鄱阳湖的新时代。

由于近十几年来，随着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古老的鄱阳湖终于迎来了她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科学、环保、回归的时代，鄱阳湖迎来了她自我回归到变革与发展并重的一个崭新时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发展、创新、自我提升的大好机遇期。因此，我们把当下这一时期，称之为鄱阳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亦即是鄱阳湖的新时代。

其实，早在2007年的“第三届江西环鄱阳湖文化论坛”上，我省知名作家赵青先生就以他超前的眼光，给我们提出来了“关注后鄱阳湖时代”，这么一个振聋发聩的倡议和浓情深意的嘶声呐喊。赵青老师在《关注后鄱阳湖时代》的一文中就“后鄱阳湖时代”这个议题，语重心长地给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应该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第一是要关注鄱阳湖由过去的“渔歌唱晚到渔歌不唱晚”这么一个基本的改变问题；第二是要关注鄱阳湖中“由水上到陂上、由漂泊到安定、由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这么一个生存方式转变的问题；第三是要关注鄱阳湖区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又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这么一个发展过程；第四是要关注鄱阳湖流域“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到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的碰撞与融汇，这么一个彼此接受改造的过程。

基于以上的所述，我在这里试着借用赵青老师的观点来大胆地提出以下的这么一个建议，那就是将古老而的鄱阳湖，依据她所处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态，给她划分为以上的四个不同的时代。亦即是，前鄱阳湖时代；后鄱阳湖时代；现代鄱阳湖时代；新鄱阳湖时代，这么四个各具特色的时代。

首先，我来简要地谈谈前鄱阳湖时代。

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往回溯，并由此而上溯到因公元421年的那一场地壳的运动与地质的变化，形成了鄱阳湖的东部水域，从此，东鄱阳湖与远古的彭蠡泽合二为一，浑成了一体，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形态，因此，我们将那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统一叫做前鄱阳湖时代。在此一前鄱阳湖时代，鄱阳湖带给我们的是浩瀚、空明、悠远、无边无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最原始的、是最纯净的、是最静谧的、是原生态的气象。那时候的鄱阳湖上，蓝天碧水相映成趣，云飞浪翻竞相追逐，白帆水鸟舞动湖天，桨声橹唱，渔歌飘飞，落霞与旭日并美，州草与船楫同卧的怡然宁静画面。那时候，鄱阳湖区的人民，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纯粹的渔耕兼农耕的生活；人们出湖行走，总是要先看看天，再看看湖汛，然后确定时机来乘坐脚下的舟船在鄱阳湖上扬帆起航，用风源作动力，借助灵桨笨橹来坚持行走信念的原始航行。在那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鄱阳湖上到处是桨欢橹唱，渔歌响彻湖天的纯真时代，真可谓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渔歌唱晚的时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前鄱阳湖时代。

其次，我再来谈谈后鄱阳湖时代。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鄱阳湖时代，指的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一时期里，鄱阳湖开始了自身的肢体革命。鄱阳湖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肢体革命中，被人为腰斩和肢解了，使他的主体形态变得瘦小了许多。被分离出去了很多大小不同形状的人造水库。使得鄱阳湖的水资源，一夜之间失去了自我，从而受制于人类意志的管控。原本是属于自然形态的水，被人类硬性地给它带上了一道道的枷锁，失去了它的自由。与此同时，那一场鄱阳湖的肢体革命，还从根本上破坏了鄱阳湖中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有序的分布，使得鄱阳湖上的渔业资源逐渐变得匮乏而至枯竭，鄱阳湖的身体也变得千疮百孔，肢体零落，一片苍夷。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设定，走出了后鄱阳湖时代的鄱阳湖，随之就进入到了现代鄱阳湖时代。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鄱阳湖上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力革命。现代的鄱阳湖时代，是鄱阳湖上由原始的渔耕文明向机械渔业文明转变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次的重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鄱阳湖上的动力革命。这一次的动力革命，虽然给古老的鄱阳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同时，也给鄱阳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深重苦痛与灾难。

在这一次的工业变革中，它促使鄱阳湖区的人们由水里来到了岸上，由原始的网捕渔猎形式，一举变革为机械与电力的绝捕猎杀，由风帆及桨橹作动力的自然环保的船业运输，一举变革为机械动力的大型行业运动。几乎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个时候的，鄱阳湖上的点点白帆，突然在一夜之间悄然地隐去，成为了今天的人们心中一个美丽的想象和回忆。代之而起的是高高的钢制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以及星点的油污漂浮在水面之上的污秽画面。各种机械船舶行驶在鄱阳湖上，浓烟遮蔽了蓝天，机器的轰鸣声彻底打破了鄱阳湖上那迷人的澄明与宁静。各种各样的大型运输船舶，大小不等的挖沙船、淘金船，充斥在鄱阳湖的深处以及港汊里，比比皆是。放眼鄱阳湖上，可谓是：天上有天网；船上有电网；水中有迷魂网。高效有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水横流，肆无忌惮地注入鄱阳湖中，给鄱阳湖带来了锥心的痛。

这就是鄱阳湖人，由水上到坡上，由飘泊到安定的一个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的过程。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到工业文明下的喧嚣与浮华的过程。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叫做现代鄱阳湖时代。

说完了鄱阳湖的前面三个时代，我再回过头来来说说那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新鄱阳湖时代

2009年的12月12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复了江西省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这既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对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是鄱阳湖从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遭遇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以鄱阳湖为核心，以鄱阳湖边的城市圈作为依托，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的经济特区。国家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世界性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就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以前因为盲目上马而给鄱阳湖带来的各种致命的危害与破坏。还鄱阳湖一个原始的况味与风韵。

自从进入了新鄱阳湖时代以来，人们回过头来实行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湖、退林还湖、退库还湖，以及治污与环保并重，鄱阳湖湿地保护项目等一系列的鄱阳湖回归运动，希望藉此让鄱阳湖走出昨天的迷茫，重新进入到那种自然的祥和与宁静的状态，找回自我。让鄱阳湖用纯真、纯净、纯情的自我光彩，去招徕世界注视的目光。这既是鄱阳湖从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的思考；也是鄱阳湖区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的明证；更是鄱阳湖由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回归到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而应该走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其中有我们人类的渴望，更是我们广大湖区人民心中永远的梦想，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共同努力，去为了这个美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为了梦想而战。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如今的人们已经在观念上，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鄱阳湖的模糊认知，清醒地认识到了还鄱阳湖一个纯净的世界的重要性，在各个方面都兴起了保护母亲湖的热潮，我们有理由相信，鄱阳湖将在不远的明天，真正地进入到她的一个崭新时代。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鄱阳湖四个不同时代的粗浅认识与简单的阐述。在此，我想说的是，鄱阳湖是我们的母亲湖，我们作为鄱阳湖地域文化以及鄱阳湖文学的传播者，就有责任和义务给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做一个深度的探究，并以此与大家共享共勉。

这正如赵青老师在文章中告诫我们道：“我们要立足于鄱阳湖，我们更要超越鄱阳湖，我们要像托那斯•沃尔夫说的那样，寻找故乡的办法，就是到自己的心中去找她、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她，一个好的作家，总是站在历史的拐弯处迎候大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自觉地去关注鄱阳湖，关注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关注鄱阳湖的每一个不同时代，关注鄱阳湖的过去、现在以及她的前途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4、彭蠡湖是如何易名为鄱阳湖的

鄱阳湖里有座鄱阳山，又名长山岛，别名犟山，强山。是东鄱阳湖中最高大的一座群峰绵延起伏的岛屿。整个鄱阳山脉，是由狮子峰、绣球峰、龟峰、卵子峰、小印山、鼓山、横山及其下山等一系列的小湖山和小岛屿组成，自东北向西南方一字排开，阵列在茫茫的鄱阳湖中，岸然挺拔，静静地注视着鄱阳湖上的风云变幻，日起月落。当我们站在鄱阳山的峰顶上环顾四望，那可当真是“四望疑无地，一水接天愁”，给人以一种“雾海苍茫不知路，水到尽头见鄱阳”的感叹。

鄱阳山坐落在东鄱阳湖上的东南方向，与都昌县一衣带水。它身处漳田河和饶河进入鄱阳湖的主河道上，自古就是景德镇的瓷器，皖地的徽宣、徽墨、徽砚以及木材等水上贩运时的必经之地。

自从我开始进入到挖掘和探究鄱阳湖文化的序列，走到以鄱阳湖为文学载体的文学创作队伍中来以后，尤其是在编辑和发行以鄱阳湖命名的《鄱阳湖文学》，这么一份大型的纯文学刊物以来，我的思维常常停留在“鄱阳湖”一词这个名字上，让我陷入到一种非常纠结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在针对“鄱阳湖”这一名字出处及由来，在专门的研究过程中我突然觉得手上的资料与证据不够，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我必须要再去找到一些证据出来证明我的推断和假设，是不是真的成立，因此，有两个地方是我必须要去的：首先是我要深入到鄱阳湖中的鄱阳山去，我要到那里去找到“鄱阳湖”一名诞生的理由，找到属于她的，让人信得过的注脚。其次是要去永修，去博阳河的入湖口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博阳河的壮丽与秀美。

关于鄱阳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不妨将搜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见解逐一地来作一下甄别。不过，在做这个甄别之前，我们要给它确立一个点，那就是现代鄱阳湖成形的时间节点：公元的421年。

首先，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传说。传说在大隋朝的某年某月，隋炀帝杨广南巡天下，有一天，皇帝乘坐龙舟打鄱阳湖上的鄱阳山前经过时，见船边有山巍峨，巍然壮观，遂手指群峰若黛的鄱阳山对身边的众臣问道，湖中的那座山是叫做什么山呢？众臣齐声朗答道：那山叫做鄱阳山。皇帝听了之后，不由用手一指眼前的大湖对众臣说道，那山叫做鄱阳山，这湖还不就是叫做鄱阳湖么？众臣一时之间跪倒在皇帝面前，山呼万岁之后，赶紧谢恩道，谢主隆恩。从此，这无名的湖泊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鄱阳湖。从此人们在皇帝金口玉言的感召下，开始称东鄱阳湖为鄱阳湖了，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将彭蠡湖的遗存一起融合进来，形成了一个当代鄱阳湖的整体理念。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我们在唐诗宋词中去找到她出现的记录。

我们只要翻开唐诗宋词，不难在诗家的作品里去发现鄱阳湖这一名词出现的过程。在初唐乃至中期，诗人描写鄱阳湖的诗句，大多提到的是她的旧称彭蠡湖，而只有到了中唐以后，才逐步在韦庄的《泛鄱阳湖》、释贯休的《春过鄱阳湖》和《鄱阳道中作》、徐铉的《移饶州别周使君》、杨万里的《舟次西径》等作品中见到“鄱阳湖”这么一个准确的提法，但是这类诗作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到了两宋期间，鄱阳湖这一称谓才逐渐地多了起来，直到明清时期，鄱阳湖这一称谓才名声大震。

也正是由于鄱阳湖这一称谓大盛于明清时期，这才不由让我们关注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浪潮。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关注移民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古彭蠡湖上一个重要的河流及水域——博阳河。因为无论是南下北上的移民，他们都要打彭蠡湖上属于博阳河的这块水面通过。

“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这是一句流传了一千多年的顺口溜，意思是大槐树和瓦屑坝是中国移民的根。特别是明洪武年间的几次移民风暴和清康乾时期的移民潮，仅在江西一地就移民近四百万人北上湖广，再填四川及云贵陕等地。他们在鄱阳湖上的瓦屑坝乘船出发，经过鄱阳山，渡过博阳河，出湖口直入长江北上，在他们的记忆里，鄱阳与博阳这两个音近相谐的名词总是在打架，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正确的，也许是因为有了鄱阳山站出来为鄱阳湖这一名字助了力，在北上的移民意识里，鄱阳湖一名逐渐地占了上风，因此，鄱阳湖一名便开始风糜天下，扬名于四海了。在南下的北方士族以及逃避兵连祸结的灾民当中，他们从长江以北逶迤而来，在乘船进入彭蠡湖后的第一块水面，就是博阳河水域，继而进入鄱阳湖，因此，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由于博阳与鄱阳在读音上相近，让他们难以区分其本质意义的不同，便也就只好人云亦云地称路过的彭蠡湖为鄱阳湖了。故此，鄱阳湖这汪年轻的湖，虽然只有近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但是，她却借了古老彭蠡湖的光，一下子将自己的历史上溯了好几万年。

加上唐宋时期，李白、杜甫、刘长卿、张九龄、朱熹、苏东坡、范仲淹等人，相继来到鄱阳湖上游历，他们穿梭于饶州与浔阳之间，游历在鄱阳与鄱阳山以及鄱阳湖北岸的庐山之上，于是，鄱阳湖这一名词便慢慢地被诗人和政治家们充分使用上了，通过他们的作品在民间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最后，鄱阳湖这一名字就被他们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金色册页之上。

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在《全唐诗》来理清一下思路，翻开《全唐诗》，真正以鄱阳湖为题目的诗歌只有两首，第一首是韦庄的《泛鄱阳湖》，第二首是释贯休的《春过鄱阳湖》。另外，还有一首是徐铉的《移饶州别周使君》诗，诗中有 “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这样的一句诗语，是在直接地称呼鄱阳湖的。到了宋代，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以鄱阳湖为命题的诗词作品了。

我们首先来读韦庄的《泛鄱阳湖》诗，诗的全文是这样的：“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迸鲤似棱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从“四顾无边鸟不飞”来看，到了唐代，鄱阳湖已经是快要成熟的湖泊了，她的泱泱大气已是初具规模了。

韦庄，约生于公元836年─910年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的第四代孙，曾经任过前蜀国的宰相，谥号文靖。他还是唐朝的花间派词人，善用白描的手法，清丽的词风，来描写自身的生活体验以及上层社会的游乐生活与离情别绪的哀怨情感，一生著有《浣花词》流传于世。

说过了韦庄，我们再来谈谈贯休的《春过鄱阳湖》以及《鄱阳道中作》两首诗作。《春过鄱阳湖》是这样写的：“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从“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来说，他对鄱阳湖浩瀚与壮阔的描写与认知，大体上与韦庄一致。再从“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来看，那时候的鄱阳湖北湖，已经是完整地与南湖有机地连在了一起，形成了现代的鄱阳湖。

贯休的《鄱阳道中作》是这样的：“鄱阳古岸边，无一树无蝉。路转他山大，砧驱乡思偏。湖平帆尽落，天淡月初圆。何事尧云下，干戈满许田”。我们亦不难从诗中读出他当时对于眼前大湖的称呼使用的是鄱阳湖一名。从鄱阳古岸边到“湖平帆尽落”，他巧妙地将鄱阳湖一名有机地嵌入在了诗作中，提高了诗歌文字语言的张力

贯休，生于公元823～912间,俗姓姜，字德隐，江西进贤县人，唐末五代著名的画僧。7岁时投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贯休记忆力特好，日诵《法华经》1000字，过目不忘。贯休雅好吟诗，常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或吟寻偶对，或彼此唱和，见者无不惊异。贯休受戒以后，诗名日渐誉隆，仍至于远近闻名，成为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

在《全唐诗》中，有徐铉写的一首诗：“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睆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移饶州别周使君》，各位看官可以在《全唐诗》中去找来读一读的。诗题中的饶州，指的就是过去的鄱阳。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来看，诗人表达的是面对政治的一种无奈选择。这首诗，是在徐铉舒州遭贬之后的保大十四年，即公元956年春，元宗下诏让他量移饶州时所作的，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读出徐铉当时无奈又无助的心境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诗人已经在诗中直言不讳地直接称呼面前的大湖为鄱阳湖了。他再也没有了前人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与矜持，完全脱下了头上戴的面纱，真真切切地将鄱阳湖推到了世人的面前。可见，徐铉无意在彭蠡湖易名鄱阳湖的过程中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这在他的另一首诗《送表侄达师归鄱阳》：“故乡禾黍世亲稀，中表相寻只有师。惆怅离怀向何许，鄱阳湖上叶飞时”中读得出来。他直接以“鄱阳湖上叶飞时”来直抒抑郁、落寞，寂寥无助的胸臆，借助鄱阳湖来寄托他心中的愁绪。徐铉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鄱阳湖”这一称谓，这在他们的那个时期里是不多的，是很鲜有的。

在徐炫之后，宋代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曾经在他的《舟次西径》一诗中直呼鄱阳湖的。诗是这样写的：“夜来徐汊伴鸥眠，西径晨炊小泊船。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如天”。全诗通过对他在鄱阳湖泛舟的一番经历的记述，将鄱阳湖的浩淼烟波及空茫苍凉表达得一露无遗。

翻开宋代的诗文词作，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弼写的这样一篇，很难判断出是属于诗还是属于词类的，以鄱阳湖命题的作品《鄱阳湖》：“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我昔乘槎渤澥间，眇视天溟坎蛙井。浪何为而起於青云之底，日何为而碎於泥沙之里。太极初分一物无，天水相包若鸡子。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斗大孤山没处藏，斸（zhú）取来搘（zhī）鼎铛脚。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安得快意大荒之东东复东，指麾鱼鳖骑苍龙”。

作者在文章的开篇就用“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一句来较为详细地点明了鄱阳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她的范围是多么地广袤无垠，让我们通过文字，对鄱阳湖产生一种直观的，立体化的印象。接着，又用“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sháo），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以及“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这两句来表达鄱阳湖的奔腾豪放，自由放纵以及鄱阳湖的胸怀之壮阔与豁达。通篇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对鄱阳湖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述。

从以上所表述的来看，从公元421年的地陷导致形成了东鄱阳湖，到我们在《全唐诗》中读到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韦庄以鄱阳湖为题目的诗作《泛鄱阳湖》止，从彭蠡湖易名到鄱阳湖的过程，大约走了400多年的漫长历程。因为这可以从韦庄生于公元836年，殁于公元910年的生卒纪年中计算得出来。而要说到鄱阳湖这一名词逐渐唱响天下，则用了将近千年的时光，才完成了她的整个蜕变过程。

因此，以上的这些因素凑到一起，这鄱阳湖她想不出名都难，更何况，加上明清时期那几百万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们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广泛宣扬与传播，通过世世代代的人们口口相授，口口相传，大家对于彭蠡湖的认知逐渐地被统一到了鄱阳湖上，因而“彭蠡湖”最终被易名了，易名成了今天的“鄱阳湖”。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一名的由来。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二、文化层面上的，文学意义的鄱阳湖

在这里，我想就三个方面来谈：其一、文化的鄱阳湖；其二、文学的鄱阳湖；其三、鄱阳湖上几个不同的文学时期。

1、文化的鄱阳湖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在江西全境，鄱阳湖流域覆盖了江西97.2%以上的陆地面积。我们提倡的鄱阳湖文化，其实就是对赣鄱文化作了进一步意义上的拓展与延伸。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文化与文明及文学之间是一种是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看得见的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古人类的遗址文明。一种是看不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即是通过口头语言和形体语言保留下来的精神文明。而文学，只是对以上的两种文明遗产进行全面阐释的一种技巧性的有效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文化不等同于文学，文学只是诠释和展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仔细深入地顺着鄱阳湖这根线探究下去，不难发现，它是那么形象具体并真实地存在着。顾名思议，鄱阳湖文化泛指的就是整个鄱阳湖地区的地域文化现象。它具体表现在湖区的民风、民俗、民生、民情，人文及自然地理的风物，风情等等的方面。例如，都昌的南词小调，鄱湖道情，矶山湖渔歌、樵歌，还有鄱阳县的饶河戏，弋阳县的弋阳腔，永修县的丫丫戏，湖口县的青阳腔，摆云舞等等，这就是非物质的鄱阳湖文化遗产。古鄡阳遗址，海昏侯墓葬，海昏古粮仓遗址，仙人洞遗址等，就是看得见的物质遗产。

鄱阳湖的文化博大精深。从瑞昌的铜岭矿冶遗址到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内涵；樟树、吴城、筑卫城文化的遗址，是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抚州的“四梦文化”及名人文化，让人感受到戏曲文化的无穷魅力；鹰潭龙虎山，道教文化和秀丽山水相辉映，让无数游人心驰神往；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具有众多的稻作文化元素，更有证据表明，万年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景德镇，闻名遐迩的瓷都，这里的陶瓷文化早已家喻户晓；在九江，你可以走进白鹿洞书院，听槛外流水潺潺、鸟儿啾啾。读一本线装书，和朱熹、陆象山，李勃、陈澔等人进行一番心灵的沟通……

这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地方文化，她是以江右人民的生产实践为基础、以赣鄱农业文明为核心，历经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特色文化。

鄱阳湖流域自古以来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富庶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就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例如徐稚徐孺子、林士弘、刘恕、洪适、姜夔、朱耷等就曾在湖区里生活过。这里又发生过许多威武雄壮的英雄事迹，譬如周瑜在星子操练水师迎战赤壁，曾国藩锁江困湖，还有禹王治水的传奇故事等等。鄱阳湖是古代人们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发生在鄱阳湖上的文人轶事和民间传说则更是难以胜数。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描述的正是鄱阳湖上的渔民捕鱼归来后的欢乐情景。宋代诗人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中时写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描写的也还是鄱阳湖的胜景。更有李烈钧在湖口发起的“二次革命”，抗日战争期间的湖口保卫战、阻击战，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无不烙上了鄱阳湖深深的历史印记。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的人们可以去书写的。

一方人有一方人的习俗，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个人能否定得了的事实。说习俗，这是田头乡间的白话。高雅地说，它就是文化，地域性的文化。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它不就是华夏神州大地上的区域文化么，狭隘地说是华夏文化，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我们可以广义地称其为东方文化，因此鄱阳湖地区的文化可以简称为鄱阳湖文化。只不过，关于文化的这类事情是要有人去做的。有句话说的好，文化是人做出来的，并不是能够说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去做，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由于我们江西地处长江以南，自唐玄宗（公元733年）设江南西道建省以来，故而得省名江西，江西文化又因“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故而被世人冠之为“江右文化”的称谓。共和国建国后，因境内有条一以贯之南北的主要河流赣江而获取简称为“赣”，所以，“江右文化”的这个称谓逐渐被“赣文化”的称谓所取代。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对江西文化的基本认知和习惯性思维。

但是，当前生活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的人们，对江西文化的认知与认识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他们已经由以前对“赣文化”认知与认识的观念中，在逐步转变成对“赣鄱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让人感觉得到的事实存在，人们在心目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和承认这一不争的事实。

那么，既然话说到了这样的份上，我就要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赣鄱文化就是鄱阳湖文化，赣鄱文学就是鄱阳湖文学。鄱阳湖文化就是赣鄱文化的另一种称谓，是对江西文化的拓展和延伸。鄱阳湖文学也就是赣鄱文学的另外一种称谓罢了。

2、文学的鄱阳湖

在字典里，“文学”，原本是一专属专用名词，她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门高尚的文字艺术，决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去创造出来的。通常，人们把她的主要表现形式分为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四大类别。语言文字，她是用来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创作中，人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内心情感，还原和再现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这就叫做文学创作。

那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鄱阳湖文学，自然指的就是以鄱阳湖流域这一特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现象为文化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譬如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形式来表现她。人们通过使用文学的手段来对文化鄱阳湖进行解读，这就是文学意义上的鄱阳湖，我们习惯性地称其为鄱阳湖文学。这就像是给人取名字一样，在文学这个专属专用名词前面加上谁的名字，就是谁的文学一样，那么简单至极，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鄱阳湖文学是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具象再现，是在对江佑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继承过程中的拓展、延伸、发扬、变革、创新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地域文学理念，是平常人们口中对江佑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的另一种称谓罢了。

3、鄱阳湖上几个不同的文学时期

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鄱阳湖一路走过来，在她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文学高峰时期，那是令世人瞩目的。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唐宋时期；三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时期。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现代鄱阳湖的历史应该给她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从公元的421年一直往上溯，甚至到史前，那是古彭蠡泽的变迁史，也可以说是鄱阳湖的第一个变化发展阶段；从公元的421年起，一直到当下，是一部现代鄱阳湖的变化发展史。

纵观鄱阳湖文学的发展史，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唐、宋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期里，鄱阳湖上曾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文学繁荣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从古至今，几千年来，蕴涵深重，气象万千的鄱阳湖上，一共走过了三个文学的兴盛、繁荣时期，我们期盼正在进行着的鄱阳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会成为她未来历史上的第四个文学繁荣时期。

鄱阳湖上的第一次文学高峰时期，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期，有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同时隐居在鄱阳湖上。他们就是陶渊明和谢灵运这两个人。陶渊明隐居在匡山，也就是今天的人们熟知的避暑胜地——庐山，山中的一个山谷之内；谢灵运隐居在鄱阳湖上的西山，也就是今天的江西都昌县城，西河北岸群峰之中的一座石壁之下，他也是筑庐而居，故取名为“石壁精舍。”

悠游在匡山的怀里，一心向往田园情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在山间，在湖畔，写出了不少以田园物事为主要情怀寄托的诗作，在中国诗坛刮起了一阵恬然、清纯的田园之风，首开了我国诗歌的田园先河，成为了我国田园诗派的鼻祖。

与其不同的是，谢灵运隐居在西山之中，由于出入都必须要从鄱阳湖上走过，他便将一生的情怀寄托在山水之间，寓情在山水之中，将山水的形胜随意地嵌入诗中，不经意间，开拓了我国山水诗的一脉，成为了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可以这么说，在陶、谢并存的那个年代里，以陶渊明、谢灵运为首的，一大批以田园、山水入诗的诗人们的吟唱与行走，给鄱阳湖文学带来了她文学发展史上，盛极一时的第一个繁荣鼎盛时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鄱阳湖上的陶、谢现象，在那一个时期里，是站在了中国文学领域里的最高处了。

自陶渊明、谢灵运之后，鄱阳湖文学跟随着陶渊明、谢灵运的先后离去，继而随之沉寂、清冷了数百年，在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庸碌地在文学的王国外围徘徊游走，也一直没有代表性的文学领军人物从文学的领域里胜出。就这样，时间就一直这样捱着、捱着就来到了唐、宋时期。

由于在唐、宋时期，鄱阳湖及其以南地区，相对与中原腹地来说，是尚属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蛮荒之地，故而，在这一时期里，有不少当时处在政治与文化前沿的人物，以及一些的有着高深造诣的文学大家们，就曾经先后被流放到了鄱阳湖流域这一地区，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和时间，泛舟在鄱阳湖上，行走在鄱阳湖上，与鄱阳湖作亲密地接触。这在无意中，给鄱阳湖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同时，还给鄱阳湖文学注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些人当中，有号称为岭南第一人的名相张九龄；有我国初唐四杰之首的少年才俊王勃；有被后世尊为诗仙的我国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东坡；一代文化大儒、理学家朱熹；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以及还有在那同一段时期里的，韦庄、贯休、徐铉、杨万里、等等的一大批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到来，给鄱阳湖文学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泛鄱阳湖地区自身的一部分人才，也随着文化大家们的脚步，走到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来了，他们是当时的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号称诗书画三绝、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还有朱门四友中的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鄱阳的姜夔以及洪浩、洪适、洪遵、洪迈父子四人等，这就给鄱阳湖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文学元素与全新的内涵，大大地给鄱阳湖文学，增添了无比强劲的动力和活力。

对于以上涉及到的这些政治及文学人物的命运，他们究竟与鄱阳湖之间有哪些紧密的交集，我已在单独设置的，有关他们与鄱阳湖之间的关系的片断中，作出过专门的叙述，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有了以上的这些政治、文学家们的到来，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创立，让鄱阳湖文学迎来了她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到了元、明时期，虽然在鄱阳湖地区也曾经出现了像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吴澄，明代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先生，还有我们都昌本土的，我国的礼仪学宗师陈澔先生等人站了出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鄱阳湖文学创作氛围，还远不如唐宋时期那么地繁荣兴盛，不过，综合起来说，在这一时期里，王阳明的“心学”；吴澄的“理学”“经学”；陈澔的“礼学”，代表着鄱阳湖文学的发展现状与繁荣，一直闪耀在中华文化的长空里，只是没有前面提到的南北朝与唐宋时期那样，声势浩大，光彩夺目罢了。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唐宋时期，江西诗派代表了中国文学的高峰，因此，在鄱阳湖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变化过程中，那一个时期，就是鄱阳湖文学的第二个文学繁荣时期。

自此之后，好景不长，鄱阳湖文学再次退出了前台，满怀踌躇地在文学王国的边缘，岑寂了下来。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革命的沙漠里走了出来，抖落掉一身尘土的时候，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庐山恋》而一举成名的电影剧作家毕必成；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乡情》系列，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人王一民先生，给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新的元素，新的活力，在中国电影界，荡起了一阵一阵鄱阳湖上的清新之风，让人赏心悦目。以江西本土作家陈世旭为代表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群体，也在这一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绩，令人仰为观止。陈世旭以他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一举名扬天下之后、又以《镇长之死》获得了首届的鲁迅文学奖等。这无疑在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在鄱阳湖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在这一时期里，在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等人的带动下，在整个鄱阳湖流域，全面掀起了一股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一种势无可挡的文学繁荣气象。仅在那时候的九江，鄱阳湖文学创作阵营的代表人物就有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以及我省知名作家赵青、李志川先生等人，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为鄱阳湖文学的第三次振兴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是鄱阳湖文学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繁荣昌盛时期。

临了，我要说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了。目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学交流的的渠道是通畅的，它来自四面八方，是立体、全方位的，在泛鄱阳湖地区以至于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人在进行以鄱阳湖为载体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鄱阳湖流域已经诞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文化批评家张闳、文学批评家张柠、小说家丁伯刚等人，他们是当代鄱阳湖文学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因此，我们现当代的文学工作者们，应该紧紧抓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广泛地进行鄱阳湖文学的创作，营造浓厚的鄱阳湖文学创作氛围，力争多出接地气，有人气，有精、气、神的好作品，力求创新出精品，在王一民、陈世旭、赵青、摩罗、张闳、张柠、丁伯刚等人的带领下，将鄱阳湖文学真正地带入到她的第四个繁荣昌盛期。

三、新时期里，生态文学意义上的鄱阳湖

今天的鄱阳湖，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破坏和影响之下，她的自身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疗伤的功效和能力。长江上游以及鄱阳湖湖区内大量的水利设施的建成，让鄱阳湖苟延残喘，生命的声息微弱。现实中出现了鄱阳湖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枯水期甚至是无水期，让整个鄱阳湖区的人民群众有了对生命之水需求的极度恐慌。广大的湖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已经严重地摆到了我们的眼前，被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

在2012年的12月12日，在一派温馨的暖风吹送下，在一片氤氲的花香中，传来了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的好消息，把鄱阳湖的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这给深陷危险境地之中的鄱阳湖带来了一片光明的前途，给鄱阳湖的新生和未来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美好的希望。

早在1992年，鄱阳湖就被列入在“世界重要湿地名录”中，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

当前，国务院严格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这是一次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新路的探索，这是一次对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这是一次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具体落实。让鄱阳湖这一湖清水在未来更清澈，更纯净，让鄱阳湖来见证，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生态文明的建设之路是多么地令人振奋和欣慰。

如今，人们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战天斗地，从征服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认知误区中走了出来，懂得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深深认识到了对于环境的破坏，终将会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自觉回归到了环境保护的序列，这是鄱阳湖的幸事。

记得曾经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水退寒来洲起，沼成浪静冰封。绿毡百里染霞中，怀抱几盘彩镜。轻步藜蒿沙地，鹤鹅溅起无踪。微风飘近卖鱼声，圆我佳肴旧梦。”

目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文学交流的渠道是通畅的，它来自四面八方，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在泛鄱阳湖地区乃至于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人们，在进行以鄱阳湖为载体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鄱阳湖流域已经诞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文化批评家张闳、文学批评家张柠、小说家丁伯刚等人，他们是当代鄱阳湖文学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因此，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广泛地进行鄱阳湖文学的创作，营造浓厚的鄱阳湖文学创作氛围，力争多出接地气，有人气，有精、气、神的好作品，力求创新出精品，将鄱阳湖文学真正地带入到她的第四个繁荣昌盛期。文学生态的鄱阳湖文学时期。

每每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远处，文学生态的鄱阳湖，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一湖真正的清水，天是那么地蓝，水是那么地清，清得是那么纯净那么透明，让人分不出哪里是蓝天，哪里是湖水，是云在天上还是云在水中，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幸福怡然。

何谓“鄱阳湖文学研究”？就是要从鄱阳湖的历史、人文中走进去，从历史、人文、生态、精神等方面，对她进行系统的研究。鄱阳湖文学的内核是鄱阳湖的历史、人文；鄱阳湖文学的灵魂是鄱阳湖人的性情、精神！

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我个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对鄱阳湖以及鄱阳湖文学进行相关研究以来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丝缕感悟，如有说的不到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在今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就鄱阳湖进行共同的探讨和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