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火种

   ——李朝与他的《黎阳九歌》

  翻遍中国文学史，在广袤的的鄱阳湖流域，发现有文字可查、较早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当属东汉时期豫章南昌人李朝撰写的，张公神碑背面的《黎阳九歌》九首。因此，李朝与他的《黎阳九歌》称得上是整个鄱阳湖流域的文学火种。

众所周知，在我国浩瀚的碑林文化中，立碑较早，影响较大的是两块汉代的碑石，一块是宛令李孟初的神祠碑，另一块是黎阳营谒者李朝的张公神碑。这两块碑分别是竖立在李氏祠堂与张氏祠堂前的石刻碑记。

李朝，是鄱阳湖流域在东汉时期的豫章郡南昌县人，字伯丞。他在东汉桓帝时，先后任魏郡的郡监以及黎阳营的谒者。桓帝和平元年，应张氏家族所邀约，立张公神道碑于黎阳张氏宗祠前，并作歌九章以颂公德。

西汉的行政制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还分封了诸侯王，形成了郡国交错的一种状态。在郡县的官制上，基本沿袭了秦代的制度，在郡置守、尉、监三官，郡监，就是监察一郡政务工作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委主任一职。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然为乡和里。

光武皇帝刘秀在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的25年，于黎阳津设黎阳营，并以谒者监管。汉代的黎阳县，亦即是我们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的浚县。

刘秀称帝并定都在洛阳之后，为减轻民众的兵役负担，防止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的形成，积极吸取了西汉血的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废除了之前各郡所设的地方兵。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朝廷在边郡和内郡分别设置了屯驻的营兵。黎阳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一支边郡重要部队。刘秀设置的黎阳营，并不是由地方官员管辖和指挥的，而是由朝廷直接派大员来统领的。

“谒者”，是旧时的官名。因为“谒者”本有奉使之职，故后世或用“使者”，或用“谒者”来指代，就像现代的国家领导人派出的特使一样。在汉代还有河堤“谒者”来掌管河道一事，就像当下的湖长、河长制一样。光武帝在黎阳设立黎阳兵营，便是以谒者来监领营中的屯兵的。由此可见，李朝出任黎阳营“谒者”一职，应该是深得朝廷和汉桓帝信任的近卫大臣。

由此可见，当黎阳的张氏宗祠落成之时，请一个位高权重、且才华与文采皆出众的当地政要来给神祠立碑，这自然就是一件头等的大事了，那请谁呢？张氏一族的长老们，在经过谨慎的梳理和千挑万选之后，最终想到邀请黎阳营中的最高指挥官，监黎阳营的谒者李朝了。于是，这才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李朝的文学踪影。《黎阳九歌》一共有诗歌九首。

《张公神碑》的铭文是这样写的：惟和平元年正月，（缺二）朝歌长郑郴造（缺）张公建（缺）良（缺）之山，运置綦阳，刊凿涿摩，立左右阙，表神道，（缺）竖碑庙堂之前。到五月（缺二）乃成。长（缺二）之，铭勒神懿光秘后昆。其辞曰：於穆张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极，乾刚川灵。何天之休，元亨利贞。无（缺二）贵，神耀洞（缺二）度（缺）泉，殷商北。岳朝綦阳，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氵肃氵肃滋荣。群萌勋{分灬}，激川通（厥三）怀（缺八）庙，克俭损盈。诏命有司，祭以中牲。岁聿再庆，公其飨零。兴来亿载，历数万君。（缺七）太（缺二）显犹昭拂英勋（缺）锡令福，惠此吏民。国无灾寇，屡获丰年。皇帝眉寿，千禄于天。牧守皆升，握台辅辰。长与丞尉，超迁相国。休（缺）烈烈，无（缺三）临犁阳营。谒者李君，畏敬公灵。好郑长文，彻奉佐工。悃忄殷勤。（缺三）熹且惶，作歌九章达李君□，颂公德芳。

现将李朝所作的《黎阳九歌》九首的原文附录于下，其一：綦水汤汤扬清波。东流□折□于河。□□□□□朝歌。县以洁静无秽瑕。公□守相驾蜚鱼。往来悠忽遂熹娱。佑此兆民宁厥居。其二：出自綦□□□□。松柏郁茂兰公□。□神往来乘浮云。种德收福惠斯民。家饶户富无□贫。畺界家静和睦口。其三：朝歌荡阴及犁阳。三女所处各殊方。三门鼎列推其乡。时携甥幼归候公。夫人□□□容□。□□□□飨□觞。穆风屑兮起坛旁。乐吏民兮永未央。其四：鹿呦呦兮□□庭。文乐乐兮□□□。饮清泉兮□□□。见□伏兮不骇惊。惟公德兮之所宁。上陵庙兮助三牲。天时和兮甘露冷。日番□兮无亏倾。其五：□□蜚兮朱鸟栖。□□荣兮鸣喈喈。鹄剿兮乳徘徊。给御卵兮献于西。惟公德兮之所怀。其六：池水□兮钓台粲。四角楼兮临深涧。鱼岌岌兮踊跃见。振鳞尾兮游旰旰。时钓取兮给烹献。惟公德兮之所衍。其七：栗萧草兮藂铺陈。新美萌兮香苾芬。蕙草生兮满园田。竞苔茗兮给万钱。惟公德兮之所□。其八：门堂郁兮文耀光。公神赫兮坐东方。明暴视兮俨卬卬。夫人□女兮列在旁。陈君处北兮从官□。车骑骆驿兮交错重。乘輗轺兮驾蜚龙。骖白鹿兮从仙僮。游北岳兮与天通。其九：玄碑既立双缺建兮。□□□□大路畔兮。亭长阍□□扞难兮。列种槐梓方茂烂兮。天下远近□不见兮。公神日著声洞遍兮。□□乾巛传亿万兮。

落款是：监梨阳营谒者豫章南昌李朝伯丞、左冯翊夏阳赵宠德雅、朝歌长颍川阳城郑郴伯林、左尉京兆（下缺）井水□□阳里郭虞子（下缺井）扶风安陵□□邵公、处士巍郡□封仲举、处士巍郡梨阳□□□□。　

我们不妨认真观察和理解一下《张公神碑》的撰文形式以及《黎阳九歌》的诗词内涵和文后题款上的一系列官职中看得出来，这张公绝非是一般的市井人物，应该是非富即贵，拟或是朝廷的重臣或者当地品级不小的地方官员。

从碑帖上的铭文及后面的诗作来看，《黎阳九歌》是在用四言韵文撰写的铭文之后，再附以“歌”或“诗”的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的。作者的这种创作手法应该是在汉碑的“常体”写作中所采用的“变体”式写作。通过对诗歌文本的解读，人们应该不难发现李朝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是紧紧扣住了“张公”墓地祠堂内的画像，并且还对祠堂内的画像中相关画面做了生动的文学性描述,使得诗歌中的某些“文本形象”具有丰富的“图像艺术要素”，包含了图像艺术的性质和特点,充分展示了作者在文学意义上的图像情境再现的深厚功力,从而，使得有限的诗歌语言，能够将枯燥的文字转化成一种图像意义上的画面构成而存在读者心中。与此同时，李朝还并不仅仅只是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注意到了应该如何表现画面的构图以及整体的画面形象，甚至在诗歌画面的色彩与光泽上、画面的动态与静态形象的不同特征上，都能够做到相互兼顾。

故此，我们认为，李朝在创作《黎阳九歌》的过程中，首先是以骚体文本为创作的主要体裁来使用，尔后，又继续采用七言与骚体相组合的形式来交替创作完成的,这应该是汉代杂言体诗歌创作体式，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文学产物,为我们今天对汉代的“碑歌”与“汉代图像文学”的重新认识与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文学范例。

由于李朝的《黎阳九歌》是鄱阳湖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有文本可查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黎阳九歌》的的确确是鄱阳湖流域的文学火种。正是因为有了李朝的这颗星点火种，在明明暗暗了数百年后，由鄱阳湖上隐居田园的陶元亮将它顺手接了过去，终于熊熊燃烧成了一只伟大的文学火炬，辉映闪耀在文学的天空里，光照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