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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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烟波浩淼的鄱阳湖上，鄱阳湖文化是不是曾经灿烂辉煌过？鄱阳湖文学经过了哪几个不同的文学时期？一直以来，鄱阳湖文学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走来的呢？在鄱阳湖文学的身上，我们是否曾经找到过她因昌盛、繁荣、璀璨一时，而留下某些昨天的证明呢？今天，我们不妨借着这个思路，就着这个议题，回过头去认真地梳理一下鄱阳湖文学成长、变化、发展的脉络，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陈述。
从地理的位置上来说，今天的鄱阳湖，她处在我国的东南部，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中下游的结合部。由于它的美丽、晶莹、温婉，犹如一块硕大的佩玉，系在了长江这条白色的腰带之上，珠光闪烁，紫气氤氲，给我们江西赢来了世界赞许的目光。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现代鄱阳湖的历史应该给她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从公元的421年一直往上溯，甚至到史前，那是古彭蠡泽的变迁史，也可以说是鄱阳湖的第一个变化发展阶段；从公元的421年起，一直到当下，是一部现代鄱阳湖的变化发展史。纵观鄱阳湖文学的发展史，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唐、宋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期里，鄱阳湖上曾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文学繁荣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从古至今，几千年来，蕴涵深重，气象万千的鄱阳湖上，一共走过了三个文学的兴盛、繁荣时期，我们期盼正在进行着的鄱阳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会成为她未来历史上的第四个文学繁荣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都隐居在鄱阳湖上。他们就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陶渊明筑庐隐居在匡山，也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避暑胜地——庐山，它的一个山谷之内；谢灵运隐居在鄱阳湖上的西山，也就是今天的江西都昌县城，城南西河北岸的群峰之中的一座石壁之下，他亦是筑庐而居，故而取名为“石壁精舍。”
我在这里为什么说陶渊明是隐居在鄱阳湖上的南山而不直接说是庐山呢？这里面有个讲究。在我们鄱阳湖区，一般的房屋选向都是朝南背北而立，取冬暖夏凉之意。而那时候的庐山不叫庐山，是叫做匡山的。记得前年有个姓于的学者来九江讲学，说什么陶渊明只知有南山而不知有庐山，倒是在九江给人们做了一次贡献，留下了一个人们在茶余饭后调趣的话题。
其实，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是早在商初，大约是公元前的十六、十七世纪（一说是在周威烈王时候，即公元前的四世纪），有一位叫做匡俗的先生，在山中学道求仙。不知怎么地，匡俗在山中寻道求仙的事，被人上报了朝廷，周天子闻叙之后，便屡次去山中请他出来相助，匡俗不愿出山，便屡屡回避，潜入深山之内就是不肯出来，到最后，匡俗这个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此，就有人说匡俗是成了仙啦。后来，人们就把这匡俗求仙的山，叫做匡山了。而匡俗求仙得道的草庐，称之为“神仙之庐”。所以说，庐山这一称谓，就是这样子演变而来的。到最后真正给匡山改名为庐山，那是到了宋朝以后的事，国人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讳，故而硬性地改“匡山”为“庐山”了，这就是庐山一名的由来。
所以说，于姓学者的话是既错了又没有错，因为在陶渊明的那个年代里，庐山一名还没有出现呢，你叫陶渊明如何去晓得庐山呢？在他的印象中，当然记得的就是家门口南边的匡山，鄱阳湖人习惯性地按方位称其为“南山”。
悠游在匡山的怀里，一心向往田园情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在山间，在湖畔，以田园为主要的情怀寄托，在中国诗坛刮起了一阵恬然、清纯的田园之风，首开了我国诗歌的田园先河，成为了我国田园诗派的鼻祖。
与其不同的是，谢灵运隐居在西山之中，由于出入都必须要从鄱阳湖上走过，他便将一生的情怀寄托在山水之间，寓情在山水之中，将山水的形胜随意地嵌入诗中，不经意间，开拓了我国山水诗的一脉，成为了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关于他们两个人在各自领域里的文学成就，我已在前面一些相关的文字中做了有关的表述，一些的事实和作品，就不再在这里罗列了。
可以这么说，在陶、谢并存的那个年代里，以陶渊明、谢灵运为首的，一大批以田园、山水入诗的诗人们的吟唱与行走，给鄱阳湖文学带来了她文学发展史上，盛极一时的第一个繁荣鼎盛时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鄱阳湖上的陶、谢现象，在那一个时期里，是站在了中国文学领域里的最高处了。
自陶渊明、谢灵运之后，鄱阳湖文学的繁荣，随着陶渊明、谢灵运的先后离去，继而随之沉寂、清冷了数百年，在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庸碌地在文学的王国外围徘徊游走，也一直没有代表性的文学领军人物从文学的领域里胜出。就这样，时间就一直这样捱着，一捱就捱到了唐、宋时期。
由于在唐、宋时期，鄱阳湖及其以南地区，相对于中原腹地来说，尚是属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僻、蛮荒之地，故而，在这一时期里，有不少当时处在政治与文化前沿的人物，以及一些有着高深造诣的文学大家们，就曾经先后因各种未知的原因，被流放到了鄱阳湖流域这一地区，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和时间，泛舟在鄱阳湖上，行走在鄱阳湖上，与鄱阳湖作亲密接触。这在无意中，给鄱阳湖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同时，还给鄱阳湖文学注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
在这些人当中，有号称为岭南第一人的名相张九龄；有我国初唐四杰之首的少年才子王勃；有被后世尊为诗仙的我国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东坡；宋代诗书画三绝、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山谷黄庭坚；一代文化大儒、理学家朱熹；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以及还有在那同一段时期里的，韦庄、贯休、徐铉、杨万里、等等的一大批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到来，给鄱阳湖文学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泛鄱阳湖地区自身的一部分人才，也随着文化大家们的脚步，走到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来了，他们是当时的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欧阳修，还有朱门四友中的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鄱阳的洪浩以及洪适、洪遵、洪迈父子四人等，这就给鄱阳湖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文学元素与各种全新的内涵，大大地给鄱阳湖文学，增添了无比强劲的动力和活力。
对于以上涉及到的这些政治及文学人物的命运，他们究竟与鄱阳湖之间有哪些紧密的交集，我已在单独设置的，有关他们与鄱阳湖之间关联的片断中，作出过专门的叙述，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有了以上这些政治、文学家们的到来，鄱阳湖文学迎来了她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鼎盛时期。也正是从唐宋时期开始，古老的彭蠡泽才终于走完了她由彭蠡湖过渡到鄱阳湖的易名全程。关于对这一议题的论述，我也在散文《从唐诗宋词里走来的鄱阳湖》中作出过专们的阐述，就不再在这里作过多重复了。
到了元、明时期，虽然在鄱阳湖地区也曾经出现了像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吴澄，明代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先生，还有我们都昌本土，我国的礼仪学宗师陈澔先生等人，那样一些星光闪耀的人物站了出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鄱阳湖文学创作氛围，远不如唐宋时期那么地繁荣兴盛，不过，综合起来说，在这一时期里，王阳明的“心学”；吴澄的“理学”“经学”；陈澔的“礼学”，都代表着鄱阳湖文学的发展现状与繁荣，一直闪耀在中华文化的长空里，只是没有前面提到的南北朝与唐宋时期那样，声势浩大，光彩夺目罢了。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唐宋时期，就是鄱阳湖文学在成长和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第二个文学繁荣鼎盛时期。
自此之后，好景不长，鄱阳湖文学再次退出了前台，满怀踌躇地在文学王国的的外围游走，随之岑寂了下来。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革命的沙漠里走了出来，抖落掉一身尘土的时候，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庐山恋》而一举成名的电影剧作家毕必成；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乡情》系列，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人王一民先生，给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新的元素，新的活力，在中国电影界，荡起了一阵阵鄱阳湖上的清新之风，让人赏心悦目。以江西本土作家陈世旭为代表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群体，也在这一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令人仰为观止。陈世旭在以他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一举名扬天下之后、又以《镇长之死》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这无疑在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同时，也为鄱阳湖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这一时期里，在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等文学先锋的作用和带动下，整个鄱阳湖流域，全面掀起了一股以鄱阳湖为文学载体的创作热潮，兴起一种势无可挡的文学繁荣气象。仅在那时候的九江，鄱阳湖文学创作阵营的代表人物就有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以及我省知名作家赵青、李志川先生等一班人，他们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为鄱阳湖文学的第三次振兴和繁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是鄱阳湖文学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繁荣昌盛时期。
最后，我要说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了。目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学交流的的渠道是通畅的，它来自四面八方，是立体、全方位的，在泛鄱阳湖地区以至于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人在进行以鄱阳湖为载体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鄱阳湖流域已经诞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文化批评家张闳、文学批评家张柠、小说家丁伯刚、知名作家阿乙等人，他们是当代鄱阳湖文学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因此，我们现当代的文学工作者们，应该紧紧抓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好机遇期，广泛地进行鄱阳湖文学的创作，营造浓厚的鄱阳湖文学创作氛围，力争多出接地气，有人气，有精、气、神的好作品，力求创新出精品，将鄱阳湖文学真正地带入她的第四个繁荣昌盛期。
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对于鄱阳湖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具体，不够广博、深刻，所以，在以上的这些赘述中，很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如有没说到的地方，就恳请大家海涵了。不过，前面的这些个闲话，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而已，尚请方家出来批评指正为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