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宴

在我的家乡，人们管吃宴席叫吃颜色。我至今不清楚为什么要叫吃颜色，或许是因了那宴席常被冠以红白喜事吧。又或许是因了乡里人的日子太过苦焦，素常难得一见荤腥，只有到了宴席上，方才大开眼界，大快朵颐。一般人家的宴席，再不济也该是四凉八热的。有那家境殷实点的人家，都是七碟子八大碗，也有摆十三花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因而就叫吃颜色吧。

我是吃过乡里宴席的。族里有人家中婚娶，提前几个月便张罗着操办宴席。临近过事，又每家请了一个人去，商议如何待客。诸如谁来当总管，谁来收礼，谁来管账，谁负责请人吃宴席，谁负责执席，谁负责端盘，包括谁负责烧蒸锅，一应的杂事都得定下来，然后各执其事。尤其是负责请人吃宴席的，要选稳重细心之人，提前列好了名单，拿了香烟一一去请。乡里人很看重礼节，在他们看来，待客待的就是一个礼节，一个脸面。席口薄厚没人说啥，但若招呼不周，那就是主家的不是了，是要被人从头到脚议论数日的。

还有，过事的时候动哪些人，是动全村，还是只动本家本族的，也得定下来。一般人家过事，本家族人，也分远近。远的分枝，每家动一人，只有近分枝的才动全家。

那一次族人家里过事，因是近分枝，我母亲被从地里喊回来，叫了去帮厨。她提前叮嘱我姐和我妹，到了那里要机灵一点，若是有席口就麻溜地坐上去，千万不能磨叽。待客待的就是别处来的客人，本家本族的，是没人招呼的。乡村的宴席都是流水席，一拨人吃完了下来，一拨人就上了桌。

父亲去吃宴席时带着我，印象中我刚坐上桌，母亲便从才出锅的蒸笼里抓了一个热馒头，夹上一片肥肉，过来塞进我的手里。我咬了一口，满嘴流油，嘴唇也油光发亮。等宴席的凉菜热菜上齐，执席的堂叔喊一声都动筷子吧，我手里握着筷子，竟不晓得该从哪里动筷。

父不停地夹了鱼呀肉的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我没吃几筷子便觉肚子撑了，吃不下去了。回到家父亲一个劲地抱怨母亲：都怪你，不该一到那便给娃手里塞一个肉夹馍，你也不想想那多腻呀，害得娃一桌子的好菜也没吃上几口。

我母亲笑笑，她摸摸我的后脑勺说，这哪能怪我嘛，要怪也该怪咱家日子过得不赢人，害得我娃肚子里淡汤寡水的，盛不住二两油花花么。

早些年乡里人日子过得都不如意，那时摆宴席，大多数人家都以土豆红薯、白菜萝卜栽桩，能凑几碗算几碗，也没多大讲究，肉刮得要多薄有多薄，就像撒胡椒面一样，零零星星地撒在上头，到了桌上常常一扫而光，盘子吃得比脸还净。有的人家，没钱沽酒，就打来一桶凉水，放上几粒糖精，再兑一些酸醋进去，便当作甜酒来喝。后来日子好过了，又都杀猪宰羊，像比赛似的，看谁家的席口薄，谁家的席口厚。这时人肚子里的油也厚了，大鱼大肉的，端上来一筷子没动又原封不动地端下去。反倒是那些清淡的菜蔬有些受欢迎了。

乡村宴席上，每一道菜虽不是贵重之物，但都精雕细琢，将菜与食物的本质还原到极致。在乡里人的骨子里，浪费就是对食物的大不敬，只有将每一道菜蔬做到极致，激发出其内在的灵魂和本真的原香味，让食客们食欲大开，吃光喝净，方显厨师的本领。到了宴席上，厨师们比拼的就是刀工。那土豆丝片得就像纸一样薄，拎在手里能照出人影来，看得人眼都直了。还有代代相传的绝活，平时只是听说而已，只有到了宴席上才肯拿出来示人。比如蒸鲤鱼，看着没是么特别之处，但到了厨师手里，划上几刀，蒸出来，用热油一炝，鱼肉便慢慢地翻卷起来，奶白奶白的，像花儿一样，令人不忍下筷。

宴席上受孩子们欢迎的还是蒸碗。而蒸碗中颇受青睐的则是红烧肉和甜盘子。红烧肉以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为制作主料，碗底垫有炸红薯，色泽红润，肥而不腻，香甜松软，入口即化。甜盘子以糯米为主料，上面盖有一层红枣，条件好的，还撒上少许青红丝、葡萄干，浇上蜂蜜，看上去甜糯诱人。有不懂事的孩童经不住诱惑，不等开席便伸岀筷子去夹，常被大人一筷子挡了回去。待到开席了一声吆喝，眨眼工夫一盘甜香诱人的糯米便风卷残云般被一扫而光。这也是乡里人对食物、对宴席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致敬。

我的父亲，是一位精明的乡间能人，也是乡宴上的常客。每逢乡里人家操办红白喜事，但凡能沾亲带故，扯上点关系的，他都要随了份子，前去捧场。为此，我母亲逢人便说，他是穆桂英挂帅，阵阵到。

吃完宴席回来，父亲总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品评一番的，谁家的宴席薄了，谁家的厚了，谁家用心了，谁家没用心。听的人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这时母亲就说，别听他胡诌，他说那话要么夸大其词，要么胡说八道，传到主家耳里，不定咋想呢，大伙权当他啥也没说，就让一阵风刮了吧。众人便笑笑散去。

而有一年的宴席，却让父亲心里很不痛快。他说，以后再也不吃宴席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住在镇上的会计伯突然回村来摆宴席，给他刚岀生的孙子过满月。我母亲说，这个份子一定得随，而且要多随一些，因为他会计伯那些年没少照顾咱家。我母亲说的大概是生产队记工分那档子事儿。她说那时我们兄弟姊妹尚小，她常趁岀工的人不注意，溜回家来给我弟和我妹喂奶。对此，会计伯总是睁只眼闭只眼，给计满工。

我父亲也举双手赞成，他说这个份子是该随呢。问题就岀在我的父亲他没有去会计伯家，而是偷懒耍滑，托人捎了份子。他走到门口，遇到我的堂哥，半开玩笑半戏谑地问了一句：瞧你怂着急忙慌的，是去投胎呀？我堂哥说，这不，会计伯得了一个稀欠孙子么，我寻思着过去随个份子，闲着也是闲着。我父亲想都没想就从兜里掏岀十块钱递给他说，那我就不去了，干脆你替我也捎个份子吧。

要知道，一般人家办红白喜事，我那精打细算的父亲，他抠抠索索的，顶多也就随个三五块钱的份子。一下拿出十块钱来随份子，可见他对此有多么重视。或许他是想宣示我家与会计伯家的关系不一般。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中间会岀了岔子。他说，这不是耍笑人呢嘛！

份子捎去后，我精明的父亲，他连早饭也没吃，便坐在家门口等着会计伯打发人来请他去吃宴席。一边等一边朝村口张望着，嘴里小声哼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等了半晌，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父亲心里便有些犯嘀咕，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或许他是在想，会计伯家的满月宴请的人一定很多，难免会有所耽搁，就不妨再等等吧。

法国剧作家尚福尔说过，大自然让聪明人和傻瓜一样拥有幻想和错觉。

我母亲问：不会是份子没捎到吧？我的父亲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不会的，不会的。我母亲说，怎么就不会了，谁不晓得他会计伯那人心细得像针眼，份子随到了，他怎有不差人来请的道理。停了一会又说，要么你去问问你那个不着四六的侄子吧。我精明的父亲，他蹲在地上，看看我母亲说，我才不去哩，要去你去。搞得好像人家要黑了那份子似的。那谁，他是有些大大咧咧的，但遇到事上从不马虎。再说隔墙住着，又是本家侄儿，话说破了，若是问题不在人家那儿，你说以后还怎么相处嘛？

我母亲又问：那你说咋办呢？也不至于瞎子点灯，在这瞎揣摩吧。万一没捎到，总不能让他会计伯说咱不懂礼数吧？我的父亲，到了紧要处，他就挠着头不说话了。

我母亲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你平时不是能得很么，这才多大点事儿嘛，瞧把你给难怅的，像生娃一样！平日的精明劲儿都跑哪去了！

眼看到了吃饭的时间，还是没人来请。我精明的父亲，他明显有些坐不住了，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心急如焚。我母亲有些生气：叫你去问你不去，你是鬼岀秧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口疼！你怕得罪你侄子就不怕得罪他会计伯呀？连账都算不明白！

我精明的父亲他这会心里叫苦不迭，不停地捶着腿，他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会让他给办砸了。

直到日头偏西，估摸着，宴席也该散了，我的父亲他望眼欲穿，还是没人来请。他紧紧地攥着拳头，头上流着虚汗，站在那两腿不住地发抖，若不是我母亲眼尖手快，上前扶住，他差点跌坐在地上。

这时，我的堂哥吃完宴席，红光满面地，捧着圆滚滚的肚腹，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到了我家门口，他停下来，扭头瞅了一眼我可怜巴巴的父亲，惊奇地问：咦，叔，您咋没去吃宴席哩？会计伯接了份子钱，还说您重情重义，他得记着，到时安排人专意来请。

我精明的父亲，他听我的堂哥这么一说腿就不抖了，喃喃自语道，我就说嘛！

那问题到底岀在哪儿呢？他用困惑不解的眼神瞅着我的堂哥：没人来请呀，我从早上等到现在，连狗大一个人也没见！

不会吧，我的堂哥眨着眼，他也有些莫名其妙。

叔侄俩正犯着疑惑，村会计家的侄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到了我父亲跟前，忙不床迭地陪着不是：叔，实在抱歉得很，让您等急了吧？都怪我，本来是要来请您过去吃宴席的，没成想走到半道上，遇上几个打扑克牌的，一时只顾了看热闹，就把正事给抛在了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回去就让我会计伯劈头盖脸给训斥了一顿，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就跑了过来。

我精明的父亲，他听了咧嘴笑笑，打着哈哈道，那啥，没事，只要心意到了就成，都忙忙的。他笑得很难看，像哭一样。

会计伯的侄子也一脸的无辜。他瞅瞅我的父亲又瞅瞅堂哥：您看，都这个时候了，您一定还没吃呢，就随我过去赴宴吧，不然我回去也不好交待。堂哥也在一边跟着附和道：您就去吧！

我精明的父亲，他站在那里，有些进退两难。他觉得他就像一个傻瓜。会计伯的侄子朝堂哥递了个眼色，堂哥催促道：您还思量个啥呀，就麻溜地去吧，别让人家在家里等着！

我可怜的父亲，他朝院子里瞅了一眼，我母亲正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纳着鞋底，她扭过脸去瞅着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