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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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既死板又谨小慎微的人。他一辈子最大的职务就是当了一个仅有七八个人的邮电所所长，但没干多久就被撸了下来。母亲说他这是活该，他却不服气。
父亲刚参加工作时在县邮电局送报纸。那时有人家里分了房子，或逢年过节收拾屋子，都要找些看过的报纸来，将房屋的顶棚、墙面裱糊一新。
有一年，一位家在农村的亲戚找到父亲，说要给儿子结婚，看能否帮忙找些报纸来，糊墙面用。令亲戚感到意外的事，这么点小事，父亲听后却没有爽快地答应，而是面露难色，吞吞吐吐的，犹豫半晌，说那报纸都是人家订的，不能随便拿去糊墙的。这等于是拒绝了亲戚的无理要求。
这位亲戚从来没求父亲办过什么事，头一次开口就碰了壁，脸上便有些挂不住，丢下一句：“算我啥也没说，别影响了你的前程！”说罢转身气呼呼离去。
后来，他再没来过我家。有几次父亲在街上遇到他，想上前去打声招呼，他佯装没瞧见，扭头就走，弄得父亲很是难堪。
亲戚们私下里都议论说父亲翻脸不认人，攀上这样的亲戚算是倒霉，一张报纸的便宜也沾不上。
母亲听了抱怨道：“这样下去，亲戚都要让你给得罪光啦！”父亲仍不肯让步：“那也不能干违反原则的事儿呀！”
父亲被提拔为所长那年，正赶上局里整治电话杆路，以前刷了柏油的黑乎乎的木杆子都被换成了青一色的水泥杆，既结实又漂亮。在邮电所的院子里，摆放了很多换下来的电线杆子。
不少人都盯上了这些电线杆子，有亲戚，乡邻，也有镇上其它单位的干部，他们托人或自己找到父亲，说家里想修房子，看能否便宜处理几根电杆，闲在那里也是闲着。父亲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
母亲劝他别死心眼， 说这样的小事，既落了人情，又不白给，两全其美，为啥不做？放在那里也占地方！父亲竟急赤白脸道：“这咋能说是小事？那是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随便处理！”母亲说他不可理喻，他还瞪着眼跟母亲急。
后来局长打来电话，说那些拆下来的旧电线杆子局里要用，他派人来拉。父亲不仅痛快地答应了，又跑进跑出，找人搭手扛杆子，帮来人装好车，送到街口上，累得一脸的汗。
拉电线杆子的人走后，有人说那根本就不是局里的人，是局长家的亲戚。父亲一听便急了，骑上自行车，追了十几里地，硬是把那车杆子追了回来。这下就在局里炸了锅。
不久，父亲被免去了所长的职务，理由是他假公徇私，把所里的十几公斤废旧铁线当废品卖了，卖的钱名义上是用于所里改善生活，实际上是拉拢人心。
也有人向局里反映，说父亲把邮电所后边的几分地种了菜，地是所里的地，浇的是所里的水，菜却被他拿去送给了镇上的敬老院，自己落了人情。父亲气得破口大骂：“放屁！那都是请示过局里同意的！”他从来没生过那么大的气，气得脸色发白，双手颤抖。
父亲被免职后仍留在所里做话务员，负责接转电话，发电报。
生气归生气，但工作上他仍不含糊。每天下了班，所里的人都走了，他仍值守在总机旁，一遍遍地记电码本。厚厚一本电码，他竟稔熟于心，倒背如流，发过来的电报，不用查电码本就能译出来。
父亲退休那年，所里的职工自发地给他送行。他们说：“在我们心里，您永远是我们的所长！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父亲听了，竟扭过脸去，擦着发红的眼睛，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谢谢你们，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姑父
我家的亲戚并不多，父亲就姐弟两人。姑父大概是亲戚中唯一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人了。他当过公社书记、农业局长，这在我们当地人眼里是很了不得的。母亲却说，他当多大的干部也和咱们没关系。又说，别看他当书记当局长，家里日子过得还不如农民。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
其实，姑父待人挺和气，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我不知道母亲为啥对他总是冷冰冰的，他来家里，母亲只是礼节性打声招呼，就去忙自己的，不再理他。有时他没话找话，笑着过去和母亲说一句：爸身体挺好啊，都是你的功劳。母亲低头干着手里的活，不说话。
姑父对爷爷很孝顺，有了空就来看他，有时下乡路过，也进来看看。爷爷爱抽卷烟，他每次来就给他带几两卷烟叶。爷爷逢人便夸，这是女婿给他买的卷烟叶。
后来，我从大人们的交谈中约略知道了一些端倪。父亲那时在县邮电局送报纸，离家较远，不光辛苦，还照顾不上家里，就想换个离家近点、轻松一些的工作。母亲跟姑父说了几次，他都没表态。难怪母亲生他的气。
我母亲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每次姑父走后，她都要叹半天气，脸上写满了自责。
母亲说，这官都让你姑父白当了，你姑跟了他，跟个移民没两样，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姑父的老家在离县城不远的北屯镇，那里离泾河渡口不远，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姑父被安排到县城最北边的东庄公社（就是现如今的东庄水库所在地）当书记后，为了方便照顾家人，就把他年迈的母亲，姑姑，还有孩子们都搬到了离公社不远的王桥村。那也是他姐姐所在的村子。村中间有一条沟，一家人就住在沟边的两孔窑洞里。出了门有个土桥，桥对面就是姑父的姐姐家。
姑父调到农业局后，他们一家人又搬到离县城十几里地的一个村子，租了农民家的两间房子。姑父还笑嘻嘻说，这样好，和农民朋友住在一起，就不会脱离群众了！
直到九十年代，姑姑和姑父才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在县城分了一间平房。灶房还是父亲帮忙，搭了半间油毡房。幸亏这个时候孩子们都已成家，否则一大家子是怎么也住不下的。母亲去看了看，回来直叹气：唉，日子让他们过成啥了，屋里就像水冲了一样，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一张床，一个半截衣柜，墙上挂着一个相框。但姑姑却很满足。
姑父常年在乡下跑，忙着帮农民种地，提高粮食产量，很少回家。孩子们没人管，就全靠自我约束了。大表哥喜欢种地、吆马车，整天跟在生产队的马车后边，运苞谷秆、麦草，往田里送肥，脸上晒得黑乎乎的。后来他一直没工作，就靠种地谋生。提起这事母亲就来气：他把自己那官位看得太重，亲戚不帮也就算了，连自个的亲儿子都不帮一把！
他也有难处。姑姑还替姑父开脱。母亲听了更加来气，扭过脸去，连姑姑也不理了。
二表哥从小喜欢舞枪弄棒，长大后当了兵，后来转业进了公安局。姑父却动员他调到了农业口。母亲说，这父子三这辈子是和种地较上劲了。别人都是想办法往好单位调，他们却一股劲往别人不愿去的单位调。
大表姐二表姐随了姑姑，性格比较内向。三表姐比较外向，整天跟在一帮男孩子后边，跑得不着家，穿着也像个男孩子。母亲就说，瞧瞧，当那局长，把孩子给耽误成啥样子了！
姑父是个很节俭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四季都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筒已磨破了洞，打着补丁，领子肩膀都洗得发白。
母亲说，那局长都让他瞎当了。
尽管姑父对自己要求很严，但还是出了事。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二表姐结婚，想办几桌酒席，把亲戚朋友叫到一起热闹热闹。姑姑和姑父却犯了愁，因为一家人平时的吃穿用度全靠姑父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压根就没余钱去办酒席。去借吧，又觉得跟人张不开口。
这时姑姑突然想到，农科所的职工食堂礼拜六闲着，就对姑父说：不如自己卖些食材，在那里做几桌菜吧。姑父听了，犹豫半晌，最后总算是答应了。没想到，就这件事，被人发到报纸上，说农业局长给女儿办婚礼，闹得农科所鸡犬不宁。姑父因此受到处理，被免职。
母亲气得直抹泪：他一辈子没沾过公家一分钱便宜，就借用那小食堂做了几桌菜便被免职了，你说冤不冤，他心里该有多难受！
打那以后，母亲对姑父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