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靖
网站用户
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我总算闲了下来。整天忙忙碌碌，也不知在忙些什么。
只有在闲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才是清楚的，有条不紊的。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想起混乱不堪的屋子该整理整理了。书房呀，卧室呀，都乱得不像样子了。那些没用的，该扔的都得扔掉，不然生活永远会处于一种混乱不堪的状态。
在整理堆在墙角的一摞落满灰尘的旧书刊时，我的目光无意中穿过刺眼的阳光，落在一本1997年出版的《秦都》杂志上。我随手拿起来翻了翻，那里边有我写的一篇小说《小蕙》。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好像说的是那个女孩住在她小姨家，夜里三点出去，到了第二天还没回来。她小姨便有些慌了，发动了所有亲友去找。在女孩走失的第七天，郊区的几个农民在河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那条河离她小姨家不远，河边开满了许多叫不上名的小花。她小姨夫悄悄地去辨认了一下，正是女孩。
小说层层展开，女孩早恋，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嫁给一个家在农村的初中男同学。最终在家人的反对和无止尽的争吵指责中，她只能妥协，向命运低头，选择分手，并接受亲友给她介绍的对象。而接触中她慢慢地发现，那个自以为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并非她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撕下面具的他自私、狭隘，酗酒，甚至对她拳脚相加，且从骨子里瞧不起她。这时，她发现意外地怀孕了。
恐惧、无助，来自社会的压力，压断了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她选择了走向死亡，永远解脱。
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有悲伤，也有无奈。
这就是命运，很多人都逃不出的命运。
放下书，我突然想起这本杂志的主编冯仁老师。我赶紧拉开抽屉翻找起来。翻出一本早就不用的通信录，瞪着眼找了半天，才找到冯人老师的电话。打过去，一直是嘟嘟的忙音，无人接听。也难怪，二十多年了，那时用的还是固定电话，如今恐怕早就不用了。
我有些气馁，坐在床边上，脑子里嗡嗡地响，一片空白。
说起来，我和冯人老师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我在县邮电局办公室工作，做秘书。有一天冯仁老师来联系在杂志做宣传的事。
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短袖，背有些驼，肩上的颜色已褪得有些发白。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有些破烂的皮包，站在门口问道：我可以进来吗？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他就一直穿着那件褪了色的灰短袖，额头突出，下巴很尖，两只小而有神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不停地眨动着。几绺稀疏的头发紧贴在过早谢顶的脑门上。
此前电话联系过，见面还是第一次。
我将他让进办公室，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说话的语气很亲切，带着一股浓浓的家乡口音。他说他家也是北山的，离我家就十几里地。更巧的是，他和我的一位叔父还是高中同学，后来毕业又一同当了老师。再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馆，就离开了家乡。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市作协的名誉主席兼《秦都》杂志的主编。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说办刊物不易，尤其是文学刊物，看的人很少，发行量也少得可怜。又说，那是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们成长的一块园地，他不愿看着她和一些刊物一样，走向绝境。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着黯淡的光。
我能想象得到，为了刊物的生存，他怎样抹下文人的颜面，一家家地去祈求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又遭受了多少白眼和嗤笑，一次次地被拒绝。但他从来没停止过执着的追求。因为在他眼里，文学永远是神圣的。她给了他前进的动力。
就这样，我和冯仁老师算是相识了，并结成了忘年交。
我从县邮电局调到市邮电局工作的事定下来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冯仁老师，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在电话里一个劲地说：好事，好事嘛！
搬家的时候，我找了一辆客货车，衣柜、桌子，锅碗瓢盆，杂七杂八的装了满满一车。冯仁老师提前帮我在邮电局旁边的一条巷子里租好了房子。那天天一直阴着，到咸阳时下起了濛濛细雨。
让我感动的是，一进市区就看到了冯仁老师。他还穿着那件灰短袖，手里拎着那只破旧的黑提包，站在十字路口着急地张望着，衣服、头发全都淋湿了。我摇下车窗玻璃，朝他挥了挥手，他就跑了过来。
安顿好后，冯仁老师连口水也没顾得喝，又拎着包去找熟人，帮助孩子落实上学的事。
我调到咸阳后工作比县里更忙了，经常白天要开会，下县调研，晚上还要加班写材料。忙起来就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只有周末偶尔闲下来，才想起去看看冯仁老师。
那时，他住在体育场十字一个旧家属院里。房子很小，地上堆满了书。我进去后，他一边挪着书，一边说：瞧瞧，这屋子乱得。
后来再去，我就跟回自己家一样。有时冯仁老师戴着眼镜，伏在桌上校对稿子，就对我说：你自己找块地方坐吧，要喝水自己倒。我先把这篇稿子校完。他说，年纪大了，眼睛有些花，看起来很费劲。为了省钱，他没请校对，稿子都是自己校。大热天，他拎着包一趟趟往返在家和印刷厂的路上。
我在咸阳只呆了两年，就调到了西安。这期间与冯仁老师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不超过十次。
现在想起来，好像我每次去都是空着手。在我们认识的很多年里，冯仁老师几乎连我一根烟都没抽过。但我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又是给我递烟倒茶，又是拿出新出版的刊物给我看。或许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之间是不需要那些繁文缛节的。而在我的心里面，他不仅是带我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介绍我加入了市作协，让我的文章一篇篇见诸报刊。生活中，他更像是我的父亲，甘愿付出，不求回报。
离开咸阳后，我便再没见过冯仁老师。
二十多年了，他是不是还住在那间低矮的、昏暗的，不足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里，下雨天会不会潮湿？他的背会不会驼得更厉害了，下楼是不是方便？我一遍遍念叨着，准备去看看冯仁老师，但电话却打不通。
后来我灵机一动，把电话打到在咸阳认识的一位作家朋友那里。他听我问起冯仁老师的近况，还兴冲冲地说是要去看冯仁老师，沉默了半晌才说：冯老师他不在了，已经走了。听上去声音有些苦涩。
我心里一沉，感到隐隐作痛：什么时候的事儿？
都一年多了……
挂断电话，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充满了悲伤。
我们常说人生无常，有些人走着走着便就走散了。没想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有一天会落在冯仁老师身上。
不管我愿不愿意接受，他已真真实实地走了。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和命运做着抗争，包括我写的那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小蕙，包括冯仁老师。最终，我们都将走向衰亡，走向离别，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但我的心里还是渴望着能够多一些相聚，少一些离别，少一些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