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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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
1949年10月1日，是辛秋水毕生难忘的一天，也是全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一天。这一天，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这一天，一个新的中国，以一颗鲜红的心脏勃勃跳跃在世界的中央。
当现年92岁高寿的辛秋水回忆70年前的这一幕，这位历经沧桑的学者，社会学家，眼中还涌动着热泪。
当时，辛秋水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派来了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22岁的辛秋水陪同代表团参加国庆观礼。他同苏联朋友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脚下御河桥观礼台上，观礼台是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用粗毛竹搭起来的，观礼台搭建得较高，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时，天安门广场一片激昂欢腾，他的心海，有一千朵浪花击石拍案。
当感人心弦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伴随着喜庆的礼炮声，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民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及他所陪伴的苏联外宾都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之中。
辛秋水距离站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位置很近，因此，当毛主席庄重的按下电钮，让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主席一起按下的按钮，也仿佛是同亿万名中国人的手指一起按下的。
那根升起五星红旗的线缆，像待产母亲的脐带，血连着新生命的诞生。
这是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首次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绽放火红的舞姿，融进东方朝阳的颜彩，那是祖国思想的光辉，红色的旗面象征着革命的热土，五颗黄色的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红色大地放光明。
历经忧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是祖国母亲的脉搏，她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魂，她是革命烈士血染的青春，她是守护亿万中国人民的精神旌旗。
他凝视着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一片赤诚的革命烈士的血浪，它凝聚着亿万中国人民和整个东方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当毛主席说出那声响彻天宇、震撼地球的庄重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天安门广场立即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面面五星红旗化作红色的海洋，波涛汹涌，千帆竞发。
当这句响彻全世界的话语，传入辛秋水的耳膜时，他顿时鼻子酸了，泪花落了。他的脑海涌动着一幅晦暗的画面：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组成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户户门口被强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一系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濒临灭亡的边缘。
回想至此，辛秋水看到我们的国旗，生的如此美丽，飘扬得如此从容，似蓝天下绽开的一枝红莲，倾吐着星星点点的花蕊，心中感慨无限，默默祈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历尽忧患的祖国，祝您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游行的队伍开始后，一队队群众走过天安门，向毛主席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从城楼走向天安门东边的楼角，时而又走向天安门西边的楼角，对应高呼着“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机关工作的同志们万岁！”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伟大盛事，这是过去屈辱历史的永恒翻页。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扭转乾坤，繁荣昌盛！
1949年9月21日，在为新中国成立奠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地宣示：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星燧贸迁七十年，我们的祖国母亲昂首阔步走进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履铿锵、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八期《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作为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中国文化扶贫和村委会“组合竞选”制创始人、安徽省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现年92岁高寿的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见证了七十年来中华民族如何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并作为一份子躬亲践行，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理论创新，拼搏反腐，推进改革，他把个人的灵魂嵌入祖国的心脏，心忧天下，魂系苍生。生机勃勃，老而弥坚。“吾爱真理，虽九死犹未悔”，将大别山腹地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基地，全身心倾注于对贫困的求解，对真理的探寻，为祖国的发展默默奉献一生。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赠词：文锥痛贬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壮志消磨心未老，仍余剩勇挽狂澜。原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多次指出：辛秋水提出的文化扶贫是安徽省大包干后的又一创举。2006年6月，汪道涵评价道：安徽的文化扶贫与村委会“组合竞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七十周年，也是祖国脱贫攻坚决胜年，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灵魂所在，是为脱贫攻坚工作系上的一块护心石。即使在耄耋之年，这块护心石的发起人，还在默默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他有一个百年中国梦，也是亿万中国人的百年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全国人民戮力一心的辛勤浇灌下，绽放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1943年，辛秋水（中）在明光中学念书时，与同学合影
少年时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过
1927年农历十月十八日深秋，辛秋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嘉山县（现明光市）横山乡大辛庄百里内有名的财主家，兄弟姐妹八人。从小，辛秋水便爱思考，少年时秋收的一天，夕阳近山，他坐在面对家门的一个石碾子上，看着他家的佃户，一个个衣衫褴褛、赤脚裸背，肩挑背驮的把辛苦一年得来的粮食送到他家，而父亲却穿着马褂子，手捧水烟袋，悠闲自在地边抽烟边欣赏着眼前的一切，那神态仿佛是在看一台文戏。这个场面引起了辛秋水的沉思、遐想和一个个问号。
当时辛秋水还年少，没有读过马列著作，对共产党还十分陌生，只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感情：这个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必须推翻。当时听人说，共产党来了就要“共产”，他心里很喜欢“共产”二字。人人都劳动，人人有饭吃，人人都平等，人生下都一样，谁也不许压迫谁，谁也不能有特权。他这样想着，偷偷把粮食还给佃户，还被恼怒的父亲狠打了一顿，但他坚持下定决心：要铲除人间的不平。这个最初意念指导着他的一生。
那时辛秋水所住的大辛庄离日本兵的据点只有七里路，日本兵每十天半个月左右就要下乡奸淫掳掠一次，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是不晓人事的幼女，都在他们的践踏之列。辛秋水的姐姐就是在日本人靠近她时，因反抗而被这些野兽们开枪打成重伤的。
每个月的一、四、七、十号，是管店镇逢集的日子，日本兵总在路口大沙滩上把中国人绑在树桩上。他们要干什么呢？为了训练新兵，让他们更加野蛮，威慑中国人民的反抗。当他们吹响“屠杀中国人”的令号，日本兵们便齐刷刷的将刺刀捅进树桩上的中国人的心脏，血刀拔出来时，人已死在血泊中。年少的辛秋水听到他们的惨叫，好像自己也被戳通了身体，触得到家乡上空那些枉死灵魂的叫怨声。
这样的场景，与鲁迅先生所经历的何尝不是相似的痛楚？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但当时懦弱的清政府竟然选择中立，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一次，鲁迅看见了一张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被枪杀的中国人的照片，深深的震撼了他，令他伤痛不已。由此，他就坚定了一定要弃医从文的想法。
而每次辛秋水赶集回来，看到人们在围观这种杀人场面，他心痛不已，自惭作为中国人，眼看作为自己的同胞惨遭杀害却不能相救，还有什么脸面去围观？日本投降后，美国进入中国，此时，辛秋水常看到美国兵坐在吉普车上搂着中国姑娘做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而中国警察无权过问的场景。
“有的人活着，灵魂却已死了。”辛秋水这样想着，匆匆绕道离去，同时，他为祖国的未来而深深忧虑：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
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汪道涵，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顾委委员等重要职务。在纪念汪道涵的回忆文章中，笔者找到辛家在革命年代贡献抗日经费、与汪道涵之间的往事：
1940年春，安徽省滁州市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首任县长，他看着战士们一天天瘦下去，心里像刀割的一样，这样下去，战斗力肯定要下降，还怎么去抵抗敌人？他把工作人员分配下乡，一边组织春耕，一边搞调查研究。
汪道涵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对大家说：找地主借粮！先确保军民度过春荒，同时成立抗日政府商店，把不缺的物资换成必需的物资。
汪道涵把县府大印在夹衫内藏好，带了一名警卫，两人化装成农民，就赶往大辛庄。
一路上非常顺利，到了庄口都不用问，有个高高的炮楼就是辛家。
汪道涵走进辛家大院，一看男孩一身学生打扮，礼貌的上前问道：“请问这是辛老先生家吗？”
大男孩站在门口问：“是啊，请问先生是哪的？”
汪道涵看着这个可爱的大男孩说：”我是明光汪家的，汪家你知道吗？”
大男孩听了之后，礼貌地让汪道涵进院：”知道知道，汪家老先生留过洋的。”
汪道涵跟着大男孩，一边走一边说：“你说的是家父。”
大男孩突然停住脚，转过身来望着汪道涵：“真的吗？”
汪道涵摸摸他的头说：“怎么，不像吗？”
大男孩不好意思的笑了。
辛老先生听说是明光汪三爷的大公子到了，忙把他请到堂屋，接着就叫人倒茶、拿烟。
两人坐下来，辛老先生就主动说：“听说你是‘四爷’的县长？”
当地人把新四军叫“四爷”，把八路军叫“八爷”。
汪道涵微笑的点点头。辛老先生又说：“大公子驾临寒舍，一定有事。”
汪道涵便为辛老先生做抗日宣传。辛老先生是一位开明人士，很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共产党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两人谈的很投机。
他听汪道涵说了当前的困难，当即站起身来，伸出手掌。
这后面的单位——是千！5000块大洋！
“我借给你这个数。”
汪道涵一看辛老先生这么爽快，但是这个“五”后面是个什么单位呢？
辛老先生看汪道涵满脸疑惑，就哈哈笑着说：”我先给你5000块大洋，不够秋后再给你凑点。”
汪道涵一听这话，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他当即打了张借条，盖上抗日政府大印。他们约定：“胜利后由政府归还。”
辛老先生叫人在西方墙角下刨出一口水缸，缸里十块大洋一包，共500包，整整5000块。
“土匪多，我只好埋地下，一时半会儿用不着，现在借给你们，我也放心了。明天我放出话，省的土匪惦记。”
5000块大洋装了两个大口袋。
这时领汪道涵进来的大男孩拉着他膀子说：”白天不能走，不能让人招了眼。”
“谢谢，我们白天不会走的。”
汪道涵感激的摸着大男孩的头，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辛秋水，秋天的秋，河水的水。”
汪道涵又问道：”你今天怎么不读书？”
“我在明光读书，鬼子来了，老师跑了，学校停课了。”
1992年，社会学家辛秋水（右）拜访汪道涵（左）同志
1992年，辛秋水到上海拜访汪道涵，汪道涵还主动提到了当年借钱的事。当他问起当年打的条子，辛秋水说：“后来我家住了很多国民党部队，这个条子‘太扎眼’，我就给撕掉烧了。”
汪道涵很慎重的说：“我给你写个条子，证明有这件事。这也是你们家对党所做的贡献啊！”
辛秋水婉拒了，他说：“我当年出来革命，就没想过这么多，我们一腔热血，就只有一个目的——人民当家做主，建立民主共和国。”
青年时代，组织反帝国主义声讨大会
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是引领辛秋水跨入正确认识世界的启蒙者。在这本书里，他认识到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逐渐理解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且首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促使他参加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自觉性。1948年，在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竞选中，辛秋水被选为自治会副主席，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为了响应地下学联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号召，辛秋水在学校广场组织了一次“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声讨大会，特务机关得知后，将辛秋水纳入逮捕对象的黑名单。
一位同乡告诉辛秋水：“国民党要抓你，快逃命吧！”
夜色晦暗，冷雾缤纷，辛秋水在同学李华栋的护送下，乘上一条民间小船逃离了安庆。
出了安庆后，辛秋水原打算到武汉经香港到大连，进入解放区，但当他一早从武汉的旅馆里醒来时，发现身上的路费被窃一空，他卖掉了手上的金戒指，才买了船票到达南京，与同学付维钧辗转到了苏北解放区。经过封锁线时，当地正在打仗，封锁线上有座小桥，桥的那头便是解放区。
辛秋水与付维钧正在过桥，突然，从桥下钻出两名国民党兵。
“干什么的？！”他们大喝一声，阻拦了他们的去路。辛秋水想到前不久有个解放区学生被抓去后便被击毙了，屏气慑息，无言以对，他的身上还有一张别人写给田汉同志的介绍信，很担心被他们搜去。
两个国民党将辛秋水和付维钧押送到营部，一路上他们急得毫无办法，到了营部大门，他们看到营长和几个乡保长正在猜拳行令，辛秋水刹那间，情急生智，他从裤子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国民党军官。
“长官您好，我们是《中央日报》记者前来战地采访的。”辛秋水想起朋友给了他一张名片，无意中装在他的裤袋里，救了他的命。
押送他们的国民党兵正要插话时，营长大手一挥说：“去吧！”两个小兵只好乖乖退下。
1949年3月，辛秋水来到北京，经过在华北大学政治部三个月的政策学习，他被分配到正在筹备中的中苏友好协会。从此他开始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洪流中。
1953年，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发展了6000万会员并且还在大量发展中。党中央按照中苏友协的性质和任务，拒绝中苏友协扩大广大干部组织编制的要求。于是入会的会员群众骂友协“要钱（收会费）不干事”（不给会员福利），而基层友协兼职干部光是收费发证就疲于奔命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友协的基本任务——宣传工作无人去做。辛秋水热爱思考，他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了问题的症结：
当时的中苏友协组织形式（个人会员制）同中苏友协组织任务（宣传任务）相矛盾，他大胆提出了取消个人会员制的建议。但当即受到副总干事李沾吾、辛志超两位同志的严厉批评。辛秋水并不气馁，他再写了一篇建议送呈友协总干事钱俊瑞同志，他上纲上线的在报告上批上：辛秋水同志有取消中苏友协的思想。
这样一来，辛秋水彻底被冤枉了，成为大家议论的对象，他知道，这份批示尽管有着形式上的权威性，但绝不是真理，他连夜起草报告呈送刘少奇同志，三天后，辛秋水收到了刘少奇复信，内称：“辛秋水同志：你的意见基本正确，我已提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处理。此致敬礼，刘少奇”。
当中苏友协机关听说刘少奇同志来了复信，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千夫所指的气象变成了一派祥瑞谦和的景象。这一变化，让辛秋水哭笑不得。曾经批评他的钱俊瑞同志即刻派人将辛秋水接入他的家中，当面认错，恳切的说道：“秋水同志，请坐。昨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已批评了我，今后担子就要压在你们这些青年团员身上了。”
第二天，中宣部秘书长熊复同志通知辛秋水，要他就如何改进机关业务的问题写一份发言稿，在中宣部系统党团员大会上发言。不久后，中苏友协工作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恢复工作，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辛秋水因敢于直言而招致不幸，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到农场接受改造，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女分离，饱尝骨肉亲人分离之痛。夜半时分，泪湿满襟，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然而，22年的牢狱之灾、皮肉之苦没有改变的他的青云之志。1979年，胡耀邦同志亲自为他平反，并分配他到北京工作，辛秋水婉拒了，他说想回到家乡安徽，为家乡做一些事，随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此时的辛秋水已52岁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为祖国，为人民勤奋钻研，痴心不改，一身泛白中山装、一双解放鞋，一个帆布背包，不惊动任何人，一头扎到贫困山村进行社会调查。
1979年这一年，虽然已年过半百，却是辛秋水人生再次扬帆起航的起始年。他的心，蓄势待发，他的身，还如二十岁的青年意气风发。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罗荣渠为他赠词：
别来无恙又经年，南国风潮几度传。
竦听惊雷沉四野，遥闻夜雪报春寒。
文锥痛贬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
壮志消磨心未老，仍余剩勇挽狂澜。
辛秋水在被错划右派分子期间在农场劳动，在基层泡了22年，这22年炼狱般的生活，使得他非常关心基层一线人民，深知民间疾苦，他经常下到第一线，拿到第一手材料，提供给决策机关。正如安徽行政学院教授吴凯之为他写道：一个贴近泥土的社会学教授，像一个痴迷的圣徒，潜心贴近了苦难中沉睡，又在春天里苏醒的大地。
辛秋水写出的影响中央决策的第一份报告是《有些国家干部行贿、受贿之风严重》，刊登在中共安徽省委《调查研究》（1981年第12期）。中纪委接到胡耀邦批示后，迅速派工作组到华东五省、市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工作组组长孙克悠特邀辛秋水谈话称：“我们调查的情况发现的问题，比你所讲的还要严重得多，中央将制定对策。你已经在耀邦同志那里挂了号了，你今后继续反映问题，不要怕。”
1984年，辛秋水到肥西县作农村调查时，听到县政法委秘书汇报农村情况时说：“现在农村犯罪的很多都是单身汉，譬如该县官亭镇派出所羁押的十个人，其中有九个都是单身汉农民。”辛秋水敏感的意识到，这是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开始对单身汉问题做专门调查，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前，单身汉由于没有子女或家庭负担，他们的劳动力强，拿的工分多，他们当时的生活比那些家庭老弱负担重的农民好得多。包产到户后，由于单身汉也是按人头每人分得一样多的田亩，但他们没有老人和小孩等辅助劳动力，从事不了家庭副业，生活水平降低，产生了悲观的混日子情绪，加上没有妻子儿女的监督，往往夜间独自出去偷鸡摸狗，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单身汉犯罪的比例很高。
辛秋水就这个问题继续调查，发现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农民溺死女婴之风严重，凡是第一胎是女孩的，许多农户就把她弄死，以便再生一个男孩。辛秋水感到，如此以来，农村单身汉户会越来越多，农民为什么要溺死女婴呢？因为农村传统观念是靠儿子养老，拼死拼活也要生个儿子。
而城市情况不同，工作时有工资收入，老了有公家养老，所以在城市一胎化政策执行的干扰并不严重。经过长期调研，辛秋水写出了《农民“单身汉户”问题严重》的调研报告。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辛秋水的这份调研报告被列为大会文件之一。报告中提出的“计划生育在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应有所区别的建议”被中央办公厅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例如，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随之作了调整，规定农民生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话，允许其再生第二胎。
辛秋水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智慧与胆略将单身汉户犯罪比例降到最低，救下数十万农村女孩性命，为数千万农民朋友造福。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一个善良而乐于奉献的人，可以一辈子救下几人，十几人，但他不能解救和阻止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而一个拥有和爆发思想见地的人，可以更广泛地为社会造福。
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拍摄于1998年10月
嫉恶如仇伸张正义，被赐外号“民间包青天”
1985年，辛秋水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
辛秋水打开信笺，原来是滁州市定远县三和中学蒋宗汉老师的求救信，信中说他一家五口人无端被一位残害乡邻的恶棍打伤。
原来，蒋老师看不过恶霸打一位老汉，就劝说了一句，却被恶霸踢胸踹腹，猛打不止。可怜这个年近花甲、34年教龄的老模范教师被打得转身就跑。恶霸侯鸣放紧追不放，一直追打着跑了500多米路程，蒋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路人好心制止，却也被殴打，蒋老师乘机匆忙逃回家，门还未来得及闩上，侯鸣放就追上来，一脚把门踢开，把蒋老师毒打在地，蒋老师的残疾妻子王持家上前拉，被恶霸打伤了胸骨。蒋老师的儿媳妇王同华下跪求情也不饶。女儿蒋继平（公办教师）上前救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闹到乡政府和县政府那，都因畏惧恶霸的势力，管不了这事。
不仅如此，当地稍有姿色的姑娘都被侯鸣放野蛮残忍的强奸及侮辱过，告到公安局、告到县委都没有用，一次，由于他打人问题过于严重，被公安局拘留，却能白天出来逛大街，晚上才回拘留所睡觉，被放回后变本加厉的犯罪，还信誓旦旦的扬言道：“老子就是把三和乡漂亮女孩子睡个遍！”
他持刀来到一户人家，逼着交出他们的女儿王某，王某此时已被侯鸣放强奸、侮辱过，这户人家没办法，只好将女儿送到合肥藏起来。侯鸣放竟让自己的姐姐将女孩诱骗到家中，使得她再遭侯鸣放强奸、毒打。
1983年，他因流氓罪被判七年有期徒刑，但没多久就被放出，他洋洋自得道：“我母亲去了一趟公安处，我就没事了，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辛秋水看到这封信气得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即刻启程赶去三和乡政府，发现告状恶霸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他调查后写出了《不能让恶棍横行乡里》《新恶霸侯鸣放的下场》分别在《安徽日报》《农民日报》发表，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个仗着后台硬和自身武术强的流氓恶霸终于被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消息一出，大快人心，蒋教师代表众多乡亲们紧紧握住辛秋水的手说：“多亏了您仗义相助，不然，我们乡还要整日人心惶惶，您真是‘民间包青天’！”
辛秋水回答道：“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乡亲们不要送我了，都回去吧。”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后来还为民申冤，揭露了一个恶意逼供，致人屈打成招的公安派出所所长。
辛秋水不仅为百姓代言，他还爱“管闲事”，1980年，辛秋水出差到宿州市，在红旗路的闹市区，一位中年男子正狠打一位妇女，围观者虽然愤怒，但无人敢干涉。辛秋水见到后，猛地冲进人群，奋力扯开凶手，救下妇女，凶手愤恨的反扑过来，将辛秋水的一身衣服撕烂了，辛秋水不甘示弱，上去就是几拳，把行凶者扭送到附近的市检察院，一路上进行说服教育。
1981年春天，在安徽省社联召开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当主持人提名辛秋水发言后，省财办干部唐晓风上前一把拉住他，又惊又喜地问：“你是不是曾在芜湖镜湖公园救过一个妇女？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辛秋水一时间懵住了，记忆漫溯到1980年他出差至芜湖，夜晚漫步镜湖公园的场景。
那天，他正在散步，忽闻女子的哭泣声，他急忙寻去，发现一个姑娘正在湖边痛哭。她哭着就要跳进湖边自杀，辛秋水眼疾手快制止了她。
“你出了什么事？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与我说说。”辛秋水关切的问道。
“我家是陕西农村的，被坏人拐卖到安徽，用700元身价卖给一个农民为妻。”姑娘还在哭着。辛秋水耐心劝慰着，看到不远处来了一位同志，忙喊来商量，他们一同把这位姑娘送到赭山派出所，向民警汇报情况，并妥善地安排了姑娘的食宿，才放心的离去。
这位相陪的同志就是芜湖市新华书店的陈蘅，陈蘅敬佩辛秋水的行为，但不知他的单位，只记得他是从合肥来的和他的名字。后便托友人唐晓风在合肥寻找，几十万人口的合肥城，茫茫人海中难以打听到只有姓名而无单位的陌生人，而今，不期而遇了。
1982年，他出差淮北时，在阜南街头见到一个下肢瘫痪的女童，持碗爬街乞讨，辛秋水立即停下脚步，蹲下来细心询问，得知这名残童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他当即记下小孩的地址、姓名，后专门找县委反映情况，希望政府妥善安置这个残童。县委负责同志很重视辛秋水的意见，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给予安置，使这个飘零在外的残疾孤儿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辛秋水工作时有着与时俱进的紧迫感，在发现问题时目光如炬，在解决问题时不遗余力，在看待人情百态时，怀有悲悯情怀，它是世上最温柔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情感，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优越感，没有一点点居高临下，更没有一丝一毫贪图回报的念头。
首创文化扶贫，将扶贫从输血、造血引向“树人”
1986年深秋，辛秋水随同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同志到贫困地区考察工作，在这深秋时节，庄稼地里的红花草、小麦、油菜的幼苗应呈现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可映入眼帘的却是白茫茫的没有翻过的稻茬子地。
省委书记看到后脸色变了，回头问随同的安庆地区专员刘思魁：“老刘，这是怎么搞的？”
刘思魁紧张的问身旁的县委书记王道成：“老王，这是怎么搞的？”
王道成抹了一把汗问当地的区委书记：“老储，这是怎么搞的？”
储书记无人可问了，便支支吾吾道：“我们敲锣打鼓得叫农民出来栽种，可是农民就是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救济粮票吃不掉，还送到外县去卖。”
卢荣景书记皱紧了眉头，辛秋水在一旁陷入了沉思，他想，一定是我们的扶贫方式出了问题。他发现，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的扶贫工作就是年年给村子里送钱、送粮食、送衣被，年年送年年光，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群众脱贫问题，反而养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懒惰思想。他开始走访调查，用新的角度思考扶贫问题。
辛秋水来到大别山区岳西县调查时，一天，他走进一间阴暗潮湿的破屋，见几个衣衫破烂、目光呆滞的人，便问道：“你们家今年收多少亩粮？种几亩地？”令辛秋水惊奇的是，他们连这简单的问题也答不上来。
当他走近村子里另一户人家时，虽然同样贫困，但尚能维持温饱，和这家主人交谈时，回答问题是比较清楚的，再进一步了解，前一户是完全文盲，后一户是高小文化程度。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思维的清晰度，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贫困山区，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充裕的家庭，绝大部分是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或有一定文化和经济头脑的农民能人。特困户大多数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懒惰乃至低能弱智。要想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必须提高民众的素质，他得出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人的观念智力和能力。扶贫必须扶人，扶人就必须扶智，“以文扶贫、扶智扶人”的思想就这样在辛秋水的头脑中明晰了起来。他决心转变目前的扶贫方式，把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作为扶贫根本，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1987年底，辛秋水给安徽省委写了报告，创造性提出“文化扶贫”方案，并要求批准到大别山区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亲自实施文化扶贫的方案。1988年4月，辛秋水在莲云乡住下，《光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会学者辛秋水到山区工作——反对坐而论道传统，投身改革第一线》专题报道（1988年4月10日）。辛秋水先后从合肥带去4100多册图书，定了26种报刊杂志，在莲云乡建立了“三个基地”：
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一个实用科技培训中心和35个阅报栏。用“三个基地”来开启民智推行科学种田，提高贫困人口素质。这三大举措成为了贫困闭塞的莲云乡的沙漠绿洲，很快吸引了大量求知若渴的农民。
为办好35个阅报栏，覆盖当时莲云乡的7个村，辛秋水聘请一位农村青年负责贴报工作，风雨无阻；为办好实用科技培训班，辛秋水带着一台录像机，走遍了莲云乡的每一个村庄，将技术和文化送到千家万户。村民储树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恳切的说：“我们乡没办文化扶贫中心之前，我们农村养蚕的人很少，一个组吧，只有两户人家，现在我们组上有20多家。”
1988年，实用技术培训班先后举办蚕桑、食用菌、板栗嫁接等培训20期。全乡已涌现出养蚕专业户4200户，蘑菇专业户800户，莲云乡已成为岳西县多种经营的重要生产基地。
时任岳西县委书记方川林欣喜地说：我们岳西县自文化扶贫以来，基础条件改善了，综合实力增强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生活富裕程度更提高了！
辛秋水通过以“树人”为核心的文化扶贫的不懈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落后观念，提高了广大村民的科学、民主意识，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使贫困山乡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莲云乡的人均收入由1987年的290元，提高到1995年的900元，到1998年已提高到1450元。
他的文化扶贫举措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多年来在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中思考、探索而来。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曾与辛秋水通信写道：“文化扶贫是有重要意义的，您在这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和精力，诚为可敬。对于扶贫我绝对是一个热心的自愿者，我一定向您学习，有机会我们一起商议探讨。”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工作者，辛秋水保持着他的几个实验基地：阜阳、滁州凤阳、安庆岳西。由于媒体的介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都分别到他的实验区进行过考察、研究。199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和中国新闻纪录片分别做了20分钟和30分钟的专题报道。《安徽画报》2000年第5期有文章评价道：辛秋水理所当然的被誉为影响海内外的“文化扶贫第一人”。
由于文化扶贫效果显著，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各地区广泛推广文化扶贫。《安徽日报》1992年7月17日头版头条以《扶贫扶人 扶智扶文——省委决定推广科技文化站的经验》为题作了报道（1992年6月30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他《从输血、造血到树人》的文章，该文获得了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辛秋水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文化扶贫思路，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他20年如一日，坚持这项事业，甚至捐出了自己在省城的160平套房，蜗居六十平米左右小房子，来支持文化扶贫事业。
2008年7月，辛秋水荣获“见证安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进程30位代表人物”称号，颁奖词这样写道：
他是中国村民海选、直选的推动者。村委会组合竞选，安徽再次开创了中国民主进程，这一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民主选举成功模式的推行者辛秋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终身成就奖”。
他长期关注于扶贫事业，并发现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只能填补农村的资本积累不足，无法形成资本增值的机制，缺少自我发展驱动机制的农村社会，是不可能有“造血”功能的。他提出了以“树人”为中心的“文化扶贫”理论，让90%的建档贫困户摆脱了绝对贫困。同时在全省共建立各种科技文化扶贫中心32个，实施范围扩展到7个县市，惠泽人口近千万。他就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教授、研究员辛秋水。
几十年来，辛秋水一直在追求真理，敢于直言，为民代言，遭到告黑状和生命威胁也毫无惧色，仍然笑对人生，如今，他已92岁了，安享晚年的同时，也积极关注社会，桃李满天下。
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辛秋水被香港中文大学、安徽省委党校、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教授，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学生，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人员，社会学家吴理财；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王泽壮教授等。其中一位学生，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他亦师亦友，相伴时间最久，感情极深。
程银生，祖籍安徽安庆，现居安徽合肥，八十年代在安徽省桐城市新渡镇金圩村村干部办公室工作。1984年的一天，23岁的他在阅读《安徽日报》新闻时，看到一篇报道《信念的力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记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家辛秋水》，他深受感染，结合报道内容和自身感受写了一封信，那时候他没有辛秋水的具体地址，就寄到了当时安徽社科院院长欧远方处。欧院长非常重视这份信，将它转交给了辛秋水，辛秋水很快给程银生回信，那封信件，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程银生的老家。
三年后，1987年，程银生从村干部办公室辞职，来到安徽省社科院做辛秋水的助手，帮他整理资料，编写简报，收发信件等，有时辛秋水口述文章，他便做记录。他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每天晚上饭后一起散步，从合肥市长江路走到巢湖路，一边散步一边交流，学习到了社会学中深化理论、形成理论的过程。
1987年到2003年，程银生间续担任辛秋水的助手，与他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缘。
凝聚辛秋水一生心血的160万字的《辛秋水文集》，程银生对每一个字都非常熟悉，不仅看到人亲切，看到文字也亲切。后来程银生作为《国际经贸导报》的特约记者采访了辛秋水一天。他动情的对笔者说：“他为写作晚上总熬夜，那时他胃也不舒服，但他毅然坚持着，你太爷做的是真学问，拥有学者的‘精气神’，不是一般的高尚，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让程银生记忆尤深的是，1987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沈敏特教授（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来采访辛秋水，程银生也在场，辛秋水与沈敏特聊到管与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等的话题，那天辛秋水很高兴，欣赏沈敏特敏捷和机智的思维，在对话间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和见解，待沈敏特走后，辛秋水开心的与程银生说：“小程，我们聊得不错吧？”
辛秋水把一生的事业与幸福都寄托在社会研究上，为它欣喜，为它忧思，殚精竭虑，深稽博考。程银生回忆到这里，不禁动情的说：
“辛老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霭可亲，没有架子，生活和起居都很简单，朴实无华。他治学严谨，从不写花样文章，更不作无病呻吟。他最喜欢走向基层，走近社会弱势群体，沉下去，沉到底，同平民百姓广交朋友，与欺压百姓的不良作风和行为作坚决斗争，伸张正义，传递正能量，一时间，社会上下，风清气正，被学界和百姓传为佳话，有道是：古有包青天，今有辛秋水。他发现作为‘户’存在的农村‘单身汉户’问题，为社会学关于家庭的研究开辟了崭新课题。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的同时发力，弥补了梁漱溟、费孝通两位社会学家在研究乡村改造运动中政权建设方面的不足。
在我人生成长最需要良师益友关键阶段，辛老的出现并闪亮登场，无疑成为我最‘三生有幸’的事。每每看到拥有92岁高龄的辛老，虽满头银发而仍是红光满面的健康老人，我就心生愉悦！我与辛老的不期而遇，是我人生的一大亮点，与他长达六年的朝夕相处，其间所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师生情谊。上苍虽劳我筋骨，苦我心志，但上苍确实待我不薄，她除了给我一颗善良的心，还馈赠给我一位人生大师，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教授。”
2018年10月，辛秋水与笔者、家人合影于安徽省委大院
祖孙两代人的大别山文化扶贫梦
2007年起，少年时期的我开始喜爱文学写作，成为一名作家是我的梦想。当我执笔抒写祖国时，祖国她更紧握着我，紧握着我信仰的源头，攥出源源不竭的翰墨书香。
太爷辛秋水告诉我，他见过冰心奶奶，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人。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定要读哲学，读罗素，黑格尔、康德等，不读哲学无以成作家；要读中国古典名著，不仅要读，也要背诵；也要多读外国经典名著，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
太爷曾对我说：“人生一世就像萤火虫一样，在天空一闪就结朿了。名与利一点价值也没有，谁先看透，谁早一点解脱人生，就超脱了。你搞文学好的很，写尽人生、写尽自然、写尽悲欢离合……”他对我的谆谆教导将影响我的一生。
也许是我们祖孙俩对大别山这片神奇的热土有特殊的缘分，2017年9月，我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辞职，告别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和家人，独自踏上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的路程，每周在皖东和皖西之间往返九个小时，来到金寨县文广新局从事文化及扶贫工作。
在大别山腹地金寨县的工作与生活中，我被这片热烈的红色土壤所深深震撼。
金寨县是中国第二大将军县，被誉为“红军故里，将军摇篮”，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了“三个十万”：大革命时期牺牲10万英雄儿女，为治理好淮河，修建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时淹没10万亩良田，10万群众移居深山、远走他乡。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时，满怀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当年太爷将他的扶贫驻地选择在同样是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莲云乡，也因为在革命时期，这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奉献。他曾对原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说道：“岳西县是我的扶贫点，是最困难的县之一，在革命时期，岳西人民也是贡献非常大的。”
不久后，我从金寨来到合肥，我的亲人也从滁州市来到合肥，相聚在一起，看望太爷辛秋水，在聊到我在金寨县的扶贫工作时，他十分关心当下金寨县扶贫情况。他说，金寨，不仅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是重中之重，目前有什么脱贫措施呢？我告诉太爷，当下金寨县脱贫攻坚工作有诸多举措，成效显著，借用我创作的小品剧本《我的扶贫老婆》的台词说给他听：
特色产业有奖补，五保兜底行救助。光伏电站有收益，宅改补偿添奖励。“一亩园”来能分红,医生走访健康成。公益岗位助就业,教育扶贫多保障。危房改造保住房，民政救助解急难。小额贷款助生产，残疾脱贫全覆盖，全覆盖！
太爷听了后若有所思，他知道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明白他心灵的甘泉还在源源不断的流淌着。201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记者朱磊专访的特稿《如何让文化撼动贫穷》，其中写到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实现致富，而旧有的文化传播模式，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文化扶贫走向了文化下乡。但缺乏内生力和可持续性的文化下乡，如何与贫困对抗？”辛秋水的发问，还需要时代来回答。
2018年是太爷来到大别山实施文化扶贫的三十周年，在金寨县的工作，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文化扶贫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无穷力量和深切变化。
近年来，金寨县深刻把握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从补齐基层文化建设存在的短板入手，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文化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推动扶贫、扶智、扶文相结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2018年底，金寨县实现了农民文化乐园在中心村全覆盖的目标，建立素质过硬的文化管理队伍，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队伍等，利用农民文化乐园的文化阵地，带动更多群众和文艺团体活跃起来。农民文化乐园构筑了“村里人”的精神家园，农家书屋、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室、舞蹈室、电影院等集宣传教育、文艺娱乐、科普培训、体育健身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乐园，既是金寨人的“快乐密码”，又是村民乐享的“精神食粮”。
2019年正逢建国七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也是我国的脱贫攻坚决胜年，金寨县23个乡镇65个村纷纷举办了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特色春节联欢晚会，新增了15个乡村群众文艺团队。如今，村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们争相参加文化活动，异彩纷呈的文艺团队活动热火朝天。文化扶贫、美丽乡村建设正不断地推动着乡村振兴，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身“短板”，正视不足，补齐短板，发挥地域红色文化沃土的优势，锻造新时代新气象的老区。
脱贫攻坚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减贫，也为世界提供了有益借鉴。截止到2018年11月，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堪称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文化扶贫是其中一个灵魂的举措。祖孙俩的文化扶贫梦，还在继续着，作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我们，恩泽着前辈辛勤耕耘的硕果，更要不遗余力，开拓创新，不负使命，在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五星红旗，你是我最深情的仰望
2018年10月，我受邀来到鲁迅的故乡，在浙江省委党校前，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束沸腾的烈焰，猎猎生风，生在祖国、长在祖国的荣誉感、幸福感涌上心头。坐在鲁迅先生的铜像前，乌篷船被密密的荷叶簇拥着，桂花经微风的轻抚，奶黄色的香瓣落在肩头，落在浙江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的发言稿上。想起太爷、太奶和我在省委大院的洗心亭一起合影的往事。
“茜茜啊，你把发言稿发我微信，我听听。”那天，太爷认真的对我说，他头发花白，缓行慢步，但不用拐杖。他的眼眸里散发着看透人生的闲庭自若的柔光。
我信心满满的用微信将发言稿文档转给他，他用手指轻轻往手机上一划，手机语音就开始朗诵我的发言稿：
“……在十月，在这个硕果累累的金秋，与来自全国各地百余位优秀作家相遇，成为师生，成为同学，是我莫大的荣耀和福分……”
语音读毕，太奶几乎跳起来，像个小女孩，热烈的为我鼓掌道：“太好……”
“恕我直言，全部作废！”太爷未等太奶说完那句“太好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发言稿中颇具空洞废话的缺点。这么一提点，我确实觉得整篇都是感谢之辞，缺乏主见观点。
“茜茜，你这样写，一是引用文学金句，鲁迅或外国作家的名言，二是写文学的社会价值，三是用谦虚的心态表达感谢。文学的社会价值，在于新时期下的继往开来，反映社会发展的新的关口，新时期的期望，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反映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社会光彩的前景。用细腻的笔触温暖人，鼓舞人，来引导、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
是啊，高尔基曾说，文学能使思想充满血和肉，它比科学和哲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说明性。
太爷如此高寿，仍反应迅速、有条有理的指导着，出口成章，满腹经纶。“你这样发言，别人就不敢小瞧你，你是代表安徽省，这是很好的机会，要把握住。”洗心亭边的太爷自信的说。太奶的一只眼睛失明了，左眼只有眼白，但她用美丽的“望夫眼”凝望着太爷，又开心的对我说：“你太爷以前发言就跟别人不一样。”
从此，我便记住了，发言不能说空话，要有思想观点，要有独到的见解。
后来，我已发言过了，同学们反响热烈，回到住处，太爷又打来电话指导我，我说我已发言了，他没听清，又为我理了一遍思路。除了感谢，还有满满的感动。生活，越来越幸福，梦想，越来越近。祝愿太爷太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和重视文化发展，他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个是不能没有，一个是不能混乱。”
辛秋水用他一生的心血，甘做祖国灵魂的创作者，五星红旗的守护者。而百年中国梦的实现，是千千万万个如辛秋水一样忠于五星红旗的创作者共同铸成的。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曾说：“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无论是在建国七十周年，还是七百周年，中国人的思想都是不灭的火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各地的红旗手，身披五星红旗，挺身昂扬在世界的中央，燃起燎原星火。
我们永远记得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名字，孙楠演唱的经典名曲《五星红旗》自小萦绕耳畔：“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1949年到2019年，锦绣神州，已迈过峥嵘七十载，砥砺奋进的祖国正日益繁荣富强。我们拥有一个强大而温暖的祖国，无论走到世界哪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是慈爱的母亲，是雍容沉静的红牡丹，是华夏大地祥瑞的彤云，她是我们最深情的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