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

父母都走了，在老屋墙上，挂着一张大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的黑白照片。

照片中，母亲抱着弟弟、我挺着小小的肚子紧张地站在旁边，可能第一次拍照有点怕，我瞪着圆圆的双眼依偎在母亲的身旁。

母亲安详地脸上，带着满满的幸福。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与母亲合拍的第一张照片，足见其弥珍。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始阶段，就像父辈们说的“赶上好时代了！”长大后，从上辈人和书本里了解到，解放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好像期待初升的太阳，一切都是那么的激奋。

妈妈告诉我，外公家在江溪乡坎头村也是小户人家，民国时期有几亩水田。家中四姐弟，上有大姨妈，下有两个舅父，我妈排第二。老大、老二没有上过学是文盲，两个舅父读过一点书。生活半饥半饱勉强过的去。解放后被评为下中农。

我老爸就惨了，解放前夜是一个孤身青年，在富裕人家打工。

父亲出生于1923年7月，儿时，爷爷的家境还较好。在江浦乡浦西街还有几间房子、几亩良田。所以，我父亲小时还念了三年私塾。在他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军阀混战、第一、二次国内战争，中国处于黑暗的战乱与民不聊生的困境。

到他十七岁时，家境已经败落了，大人只得卖田、卖房糊口和治病。最后，还把父亲的三个妹妹都送人家当童养媳，结果未到两年就饿、病死了两个。后来，两个大人也相继病故。使我父亲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孤身青年，在邻村富裕人家做长工。过着艰难生活。

直到1947年，经中共浙南地委领导人郑加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参加革命的地下武装斗争。后来，正式参加我党的武装组织“仙降区中队”。

1949年，温州解放后，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象我父亲这种状况的何止千千万，他们对新中国有不可言语的情结。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部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时，父亲写了一篇家庭情况的材料，我才了解些简要的家庭状况。

父亲说，他在坎头村打长工的那几年，认识了我母亲。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我父亲年轻时长的很清秀，又有三年私塾的文化底子，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文化人了。

由于我父亲老家已没有任何东西了，与我母亲结婚后，就在坎头村定居下来了。据我母亲讲，在我出生前，母亲已生育了两个姐姐，由于生活条件太艰苦，都没有养成。

解放后，母亲连续生育了我六兄弟。虽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及政策上失误所造成的国家困难时期，我们都过来了、而且都健康成长。这样看来，就百姓的生活状况来说，解放后最艰苦的日子也比解放前的日子好多了。

据历史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

。由于国民党败走台湾时，带走了大量的人才，卷走大量的金银财宝，而且，从1948年开始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留给共产党的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烂摊子。

那时，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重工业几乎等于零，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吃饭问题都难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物资相当匮乏，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处于十分贫穷的状态。

父亲告诉我，那时农民的热情还是很高的。斗地主、分田地，大家都觉得好日子在后头。所以，农村里放鞭炮、扭秧歌，一派喜气扬扬。我妈曾自豪地告诉我，那时，她也参加了村“妇救会”的工作，日子过得挺红火的。

我在这个时间来到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比较幸运的，朦朦胧胧的记忆中觉得是个快乐的童年。邻家的胡家大爷告诉我，你的名字还是过路的老人取的。

小时的我，圆圆的脸、大大的肚子，很招人喜欢。一次，一老人在我村小憇，见到我后，问老妈孩子起名了没有？老妈说，没有，请老先生帮忙取个名吧！老人算了我的生辰八字后说，姓虞、辈份文、取字成，喻吉祥、今后事业有成。小名“江湖娒”，意在吃百家饭、好养。从此后，村里老一辈人见到我都叫“江湖娒”。我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与全中国的其他小朋友一样，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

过不久，我父亲分配在瑞安税务局工作，我们家也从农村搬到瑞安城关居住，过上了全新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我们家与全国千百万穷苦家庭一样，是这场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少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很快乐。人们怀揣着梦想，好日子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