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杂忆

这是一个地处大同盆地、四面环山的小县城，史称阴馆县，我已记不得它东、西、北面的山的名字，只记得南面一个长得像草垛的山和一个长得像馒头的山，县城就处于草垛山和馒头山的阴面，故名山阴县。

县城原来的县治在一个叫山阴城的地方，有一个老话说得是山阴城有个城门楼，有一个山阴人和一个应县人、一个浑源县人三人比吹牛，应县人说：应县有个应州塔（木塔），离天八尺八；浑源人说：浑源有个悬空寺，磨得天咯吱吱；山阴人说：山阴有个摩天楼，顶塌天还露出个头；结果山阴人赢了。这里说的那个摩天楼就是山阴城的城门楼，后来历经战火就衰败下来。现在的县治叫岱岳镇，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一个叫闫家巷（老家人读hang）的地方。从我睁开眼睛看我出生的地方时，家乡就是一派土溜溜的样子，而后十几年的读书生涯，说实在的除了县城镇上这个小地方外，别的地方也没去过多少，只记得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在初中毕业放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李儒徒步去爬了一次县城西边的一个叫娘娘山的小山头，我们是早晨七点出发晚上约八点多才回得家，娘娘山的来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只听大人们说过那山上过去有个庙，庙里供着一个如来佛，后来文革的时候，佛像被人从山上扔到山谷中，大人们还说谁要是把如来佛像找到了谁就能大福大贵，为此我们俩在山谷中游走时还真找了几圈，但最终失望而归，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大人们骗我们小孩子的把戏。

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南北约600米长的街，街的两边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小卖铺。距我家往西约200米是火车站和一条南北走向的叫北同蒲线的铁路，铁路往西就是一片荒凉的大野地，据说，我小得时候那地方还有狼之类的动物，至今我们县里还有一个外号叫“狼脖儿”的人，走起路来脑袋不断地左右摇摆，像个弱智，据说他一岁多的时候，其父母带着他下地劳动，把他哄放在地头，让狼把脖子给咬了，幸没被咬死，但落下了残疾，后来，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还娶了一个媳妇，媳妇是个身高不足一米的侏儒，他结婚的那天，哄动全县，真正是万人空巷。那条街离我家距离约100米，再往东去也是一片荒凉野地，野地里种着谷子、玉米、黍子等杂七杂八的庄稼，我记得还种过一些棉花，但我的同学们说没见过，我也实在记不清了。这些广阔的田野是我童年最疯狂的游乐场，我和我的同伴们经常在那里捡地皮菜、挖甜草苗和做各种各样说不上名字的游戏。地皮菜是每次小雨后地里生出来的一种菌类植物，类似黑木耳，但比黑木耳小的多，每个只有一分钱硬币那么大，这是我们那儿的特产，直到现在有时候我父母亲到北京时还给我带一些，做汤做馅都是上品的材料；甜草苗实际上就是甘草，是一味中药，清热解毒，每当周末或放假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从家里偷拿着铁锹三五成群地到地里去找它，它的根很深，有一些在野地里为生产队放羊的人吓唬我们说它的根是死人的头发，所以我们一般挖到约一米深的时候就用铁锹铲断了，不敢再往下挖了。在秋冬季节，我们到田地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家里和学校冬季生火取暖拾茬子，茬子就是玉米、高梁等农作物的根须部分，一般情况下，农民犁地的时候，我们跟在后面，有人负责把犁出来的茬子捡起来，有人负责使劲磕去土、打成捆，有时候大人们也去干，每年的这个季节，你都会看到田野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捡茬子、背茬子的人，这几乎是那个季节县城里的一道风景。但是无论干什么，我们都不会走得离这条街和那条铁路太远的地方，县城实际上就是在这条街和铁路之间的狭长地带。

那条街最北端大家都叫“北头起”，标性建筑是一个约80平方米的座北朝南的小卖铺，不是很繁华，我也很少到那地方买东西，它的旁边有一个小医院，人们叫“公社医院”，我除了在这里看过病以外，有时候和同学到这里以父母的名义开一种叫“山楂丸”的药当糖吃。最南端叫“南头起”，也叫“十字街”，是一个十字路口，四角分立着县城里最大的四个商店，是县城的中心商业区。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无法称其为河的小溪蜿蜒横穿过大街，这条小溪我们叫“大桥沟”，沟的北边是我的小学——北街校，南边就是我家住的巷子——闫家巷。这条沟是我的童年乐园，我几乎天天在那里和我的伙伴们打仗、摸蛤蟆或者爬在地上把一根青草根插入小洞里去吸一种我已叫不上名字的小白虫子，沟的两岸边有些大柳树，我们有时也爬树玩，有时也用弹弓打树上的鸟，树旁边的泥土不错，都是黄胶泥，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去挖一些，用手揉和好了，拍得圆圆的扁扁的，表面弄得光溜溜的，到有泥人的同学家里拓泥人，晒干以后自己玩或和同学去交换，那时候泥人是我们小孩最好的艺术品，它光滑的表面上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古代武打画的，有山水风景画的，也有人物画的，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画，线条刻画的非常仔细精美，过去我有很多这样的泥人，上中学以后不玩了，后来就不知道全扔到哪里去，现在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我很小的时候，这条沟里的水很清，一直通到县城东边的一个大水库，水里边也有一些小鱼，但后来铁路西边建了一座焦化厂，洗煤的水把沟给染黑了，不仅水没有了生机，连两边的树也死了不少，后来听说这条沟的水流入了桑干河，又注入了官厅水库，把官厅水库给污染了，上边的人还来查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条沟里的水平时不太大，水面也不太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可以一步跨过去，但每年盛夏暴雨季节，西边山上的水顺着沟沟壑壑汇集到这里，大桥沟的水就大了，水深足有一米多，水流也非常湍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上学就不得不走到街面上，那里有一座石拱桥跨过大桥沟，桥是用雕刻得非常漂亮的石条修筑的，非常结实，也非常气派，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桥，这条沟才叫大桥沟。经过大桥再绕过北头起的那个小卖铺，从堡子巷穿过才能走到我们学校。现在想起来好象没多远，也就多走三、四百米的样子，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样的距离总是感觉非常遥远，也许是不太顺的缘故。

北头起的那个小卖铺只是大街的尽头，它的北边东西两侧还有几个巷子（现在叫村子），东边的那个叫兰园巷，我没怎么去过，印象里好象巷子很长，一直通到大桥沟水流入的那个水库。西边就是堡子巷和花园巷，花园巷的边缘就是那条铁路，我上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北街校就在这两个巷子中间。堡子巷有一个大土堡子围起来的大院，大土堡高约10米，宽约6、7米，非常雄伟，据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山海关总兵宋伟的府邸，花园巷是宋总兵的花园子。至今，县城里还流传着“边氏骂闯王”和“铜杆夹死宋总兵”的故事，说得是闯王李自成攻下大同城以后，与部将李岩南行至山阴时，遇上致仕的宋总兵亲率乡军的顽强抵抗，宋总兵战死后，闯兵进入总兵府，总兵妻边氏不惧炮烙之刑痛斥闯王而亡，连闯王都直称其烈。说实在的，这个故事我在很小的时候似乎听我爷爷讲起过，不过记忆不深，后来是从偶然得到的一本县志上又看到的，看后不禁感叹，宋总兵堪称千古忠勇，边氏女不亏万世贞烈。小卖铺的后边还有一个野坑，方圆约3000多平方米，夏天雨水多的季节，坑里有很多水，每天中午大人们午休的时候，县城里或比我大、或比我小的这些半大小子们就都偷偷地从家里溜到这里，光着屁股在水里胡乱地游来游去，当然晚上回家以后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或者是一顿臭揍。冬天的时候，这个坑里的冰结的很厚很结实，可见那时候冬天是非常的冷，直至现在有时候回老家我还怀念那个年代的冷，人们头上戴着狗皮帽子，上衣是棉腰子棉袄外套羊毛皮袄，下衣是皮裤套棉裤，脚上穿着羊毛袜子大棉鞋，有点钱的人家鞋外边还套一双蒙古人叫“乌拉”的羊毛毡子鞋，正因为冷，冰冻的好，大人们也不限制我们在冰上玩，有时他们也会为我们用废木头、细钢筋或粗铁丝钉一个冰车，再求人给我们打制一副冰锥，然后我们就在冰天雪地的大坑里玩个热火朝天，那时候也不大讲究学习，下午上学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斜挎着书包、背着冰车、手里拿着冰锥雄纠纠气昂昂上学的男生们。

这个大水坑的北端是一个小学校，隶属于北街校，北头起的小孩一、二年级的时候在这里上，升三年级的时候才到北街校。我住的巷子大致属于中街范围，中街也有一个小学校，叫中街校，也隶属于北街校，我一、二年级就是在就那里上的。听我母亲说，中街校过去是一个“奶奶庙”，供的“奶奶”是谁我不知道，反正过去香火还是很盛的，解放后改成了小学校。也许是庙的缘故，中街校在我们县城里还是很气派的，台阶就有一米五那么高，台阶两侧有两块斜铺的大条石，非常光滑，小时候我们经常把那里当滑梯滑上滑下，校门楼子很高大，是纯木结构的，充满古韵，只不过多年没有油漆略显得有点萧条，正对大门过去应该是庙的主殿，一色青砖结构，很高大，台阶有一米高，它的旁边低矮的一排小平房是教师办公室，校园东南角还有一间比主殿略小的殿，过去不知是干什么的，反正现在都是学生教室，除了这两间大殿以外，校园里还有几间土坯房，和大殿比起来显得又低又矮，极为寒酸，我想应该是后盖的，这几间土坯房后面有一个小院，约300平方米大，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冬天的时候这几间土坯房的屋顶上常晾晒着一些茬子和玉米、高粱的秸杆，供各班早晨上学生炉子用，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没什么可玩的，就从书或作业本上撕几张纸叠飞机玩，有一年我记不得那位同学把飞机用火柴点着了，掷起来飞，正好就飞到了房顶上，把柴禾堆给出引着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烧塌了，后来好象还是他们家请人把房子给修好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学校留给我的生活记忆已不多了，只记得校园东边有一个用辘轳提水的井，每天课间我们都抢着去摇辘轳，把小桶提上来以后，大伙你争我抢地喝水，那水很凉很甜，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美滋滋的，真想再回到那个年月去抢几口喝。升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了北街校，我父亲在这个学校教书，我和我的哥哥们作为教工子弟在这儿上学不用交学费，每学期只交一块多钱书费。学校很大，有篮球场、排球场，还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的东边种了好多沙枣树，秋天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一下课就偷偷地爬到树上摘沙枣吃，那种又沙又甜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心动，后来在这个大操场上盖了一栋一层板楼房，虽然只一层，但它是县城里最早的楼房雏形。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发令的大铁钟，比起在中街校时老师手里摇的那个小铜铃铛不知气派多少倍，它高高地挂在一根木头杆子上，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系着它的铃铛垂下来，它的声音很响，几百米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它清脆有韵的声音，每当打上课钟的时候，我们都抢在校工前边，把钟绳从墙上解下来，就为过几下瘾，那种把钟绳握在手里、一下一下敲钟的感觉，仿佛自己是电影《地道战》里的高老钟，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听父亲说，北街校过去是龙王庙，是镇大桥沟的，每年大桥沟山洪暴发或老天干旱无雨的时候，人们都要来这里祭祀，但我在学校里一点都没有发现关于龙王庙的痕迹。我在这里上了三年半的学，原因是有一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寒暑假日期，为了赶这个政策多上了几个月。县城里还有一所小学，叫南街校，地处大街“南头起”的十字街附近，也是两个校区，十字街以南的校区是一、二年级，十字街以东的校区是三、四、五年级，对这个学校我了解不多，它的南校区我几乎就没有去过，它的东校区由于紧邻县中，上中学时我倒是进去过几回，感觉比我们北街校小多了。说来好笑，我没有去过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不敢去。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县城虽然很小，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县城里的那条大街分南街和北街，大致的划分是从当街的县革委大院往北是北街，往南是南街，南街的小孩上南街校，北街的小孩上北街校，南街的人称北街的人叫“北街猴”，北街的人喊南街的人为“南街猴”，大人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小孩子一见面，准是对骂甚至打群架，所以南街的孩子一般不到北街来，而我们北街的孩子如果没有大人领着，也不敢单独到南街去，所以我小时候很少单独到南街去，更不知道南街校的一些情况。当然，当我们上中学以后，我们这些“北街猴”、“南街猴”都混杂地分到了一个班里，成了比较好的同学，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有时也会拿“猴”来彼此嘲弄，就是现在，我们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也会拿“猴”们开涮，以助酒兴。

我们家住的闫家巷处在南、北街之间，中街校就在我们巷口，准确地说我们家应该是地处中街，我不知道中街是不是从大桥沟到当街的县革委之间这么划分的，但这个范围内的孩子上一、二年级时基本上是在中街校。中街有两个小卖铺，是我小时候不管有事没事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边有好多水果，香气逼人，可惜我的衣兜里经常是空空如也，到那里也就是为了闻一闻香味而已，偶尔从地上捡个一分、二分的，或者死磨乱缠地从大人那里要几分钱，也就够买十来颗五颜六色的小糖豆，解一解馋。两个小卖铺之间街东侧有一条巷子叫顺城巷，这条巷子朝东一直走到头可以到达县中的北门，我上中学以后经常和我的同学沿着这条路上学，县城的公检法和武装部都集中在这条巷子里，不过我对这条巷子记忆最多是电影院。电影院和县剧团在一起，放电影的地方也是排戏、唱戏的地方，是一个很高很大的礼堂，礼堂的顶棚是用芦苇席子吊挂的，上面虽然黑糊糊的但空间很大，那时我们自己看电影从来不买票，也没钱买票，向来是爬墙头、钻窗子、或者猫着腰尾随大人们进去，遇上查票的时候我们就躲藏在顶棚上边，记得有一次好象是看《大闹天宫》这部影片时，有一个小孩不知怎么就把吊顶棚的席子给踩空了，从上边掉了下来，好在他抓住了吊顶的木框，没有摔到地上，吓得全场的人哇哇大叫，那孩子也哇哇大哭，好悬啊，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礼堂里有一个很大的戏台，电影幕布就挂在戏台的正面墙上，戏台前边有一个很深的乐池，这个乐池是我一辈子的记忆，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没开始之前，我们一大帮小孩在戏台子上玩，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掉进了乐池，后来听我父母亲讲，我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差点就没有回来，把我的家里人吓得够呛，所有的人包括医院的大夫都说这孩子这辈子完了，好在醒过来以后经过治疗，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大脑也没有受到振荡和损伤，直到现在，我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拍着自己的头照镜子调侃自己：你看，没事，这个脑袋还是蛮聪明的嘛。

中街这个地方除了两个小卖铺以外，还有几个其它商店和单位。我在上中学的以前，最爱去是修车铺和鞋匠铺。修车铺里有一些废旧的滚珠和车链子，我和我的同伴们经常趁车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一些，滚珠当弹球玩，车链子我们用工具把它们一个个卸下来，等集攒到十来个的时候，眼对眼对齐，用细铁丝捆结实，再用粗铁丝做一个手枪架子，把枪头的铁丝穿在链子下眼，固定好，把上眼头封好，用铁丝做一个撞针并用牛皮筋拉好，和链子上眼对正，一把链子枪就做成了，然后我们从家偷一些火柴，把火柴头上磷片抠下来，灌在枪眼里，一抠扳机，“啪”，枪声也非常响亮，那时候谁要是有几把这样的枪，谁就是公认的“大王”。鞋匠铺是做鞋的，那时候的鞋底子除了自家用布和麻绳纳的以外，基本上是用黑色橡胶皮做的，我去那里不是为做鞋，主要是趁人不注意时捡一些旋下来的胶皮废料，然后点着它钻县城里的地道，县城里有好多战争年代或战备年代修挖的地道，里边四通八达，我们放学后，经常三五成群地猫着腰在地道里钻来钻去，好像自己就是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战士，玩得不亦乐乎。上中学以后，我基本上就不玩这些小儿科的东西了，那时经常去的地方是县城文化馆的图书馆，我开始看小说大概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第二次握手》，以后逐渐又看了巴金的《家》《春》《秋》，那时候也是朦朦胧胧的，感情方面的事没大读明白，只是觉得故事很吸引人，从初一开始，我就从图书馆里借各种各样的书读，中学几年这个图书馆里的书还有那个图书馆里负责借书的姑娘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过了文化馆往南，大致就是南街了，这里是县城商业最集中的地方，除了南头起十字街四角的四个大商场外，街的两侧还有新华书店、糖业烟酒商店、理发店等比较大的店铺，好像还有一个国营饭店，这个饭店我只进去一回，还是在我上小学时，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不知从哪儿踅摸了二毛钱和二两粮票，我跟着他进了这家饭店，印象中里边很大，整齐地摆放着十来张长条桌子和长条凳子，但光线非常暗，到处都是油呼呼的，东墙上有一个门和一个约一米宽、二米长的方洞，可以清楚地看到里边的操作间，那里就是买饭取饭的地方，我们俩什么也没吃，只是每人喝了两碗蛋汤，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不过那感觉和滋味实在是美极了。新华书店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我喜欢看的小人书，有时候为了得到一本好看的小人书，我们经常冒险翻墙头进入到县城边缘的几个大工厂里，去偷一些废铜烂铁，卖了钱后大家一分就直奔新华书店，生怕那书被别人买完了。十字街四角的那四个商场都是卖五金百货的，它们过去都是有牌匾字号的，但我现在只记得西南角的那个商场叫“火烧大楼”，这个名字完全是源于一场火灾，我现在已记不清大火到底是哪一年烧的，或许是地震那年，或许是地震那年的前二年，只记得好象是半夜烧起来的，火势很大，几乎映红了半个县城，我在我们家都能看到那腾在半空中的火烧烟云，后来这个商场是新盖的，但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或干什么，县里边的人都管它叫“火烧大楼”。大人们到这四个商场一般是买鞋、扯布或买些家常日用品，我们小孩到这里只是买笔或纸，每到开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到这里买几十张大白纸，然后拿回家用刀裁成16开或32开大，两头用同样大的牛皮纸包着，再用牛皮纸绳钉起来，写作业的时候，下边垫一张格纸就行了。当然，我们每当毕业升学的时候，也来这里买一些诸如洗脸盆、挂镜或带塑料皮的精美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非常郑重地送给曾经辛辛苦苦教育我们的老师，以作纪念。

十字街正中有一个用石头和青砖砌成的、直径约二米、高约五、六十公分的大圆盘，圆盘正中有一根装着路灯的电线杆。这里是县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县里各单位只要有什么重要活动，都要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喊着口号来这里游行庆祝，如果是国家大事或县里开什么群众性会议，游行队伍从圆盘绕一圈以后，还要从十字街往西绕到县城的“五一”广场集会。这里也经常开一些批斗会，那时候各单位或各地方逮到什么偷盗或搞破坏的坏人后，一般先不送公安部门，而是把坏人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由民兵押着游街，之后把坏人押上圆盘进行批斗，迫使坏人低头认罪。当然，更多的时候，这里是人们闲聊的场所，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坏天气，经常能看到一些老人或县城里的闲人或站、或坐、或蹲、或抽着烟、或嗑着瓜子在这里说笑。

“十字街”的这个圆盘也是这条街的尽头，所谓大街实际上就是从“北头起”的那个小商铺到这个圆盘。“十字街”往南还有几个巷子，一个叫南大道，一个马邑道，据老人们讲，这里过去有几个兵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老佛爷携光绪皇帝西行陕西，曾路经山阴在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后来我从县志上看到确有其事，老佛爷还在桑干河边的一个叫安荣村的地方题写了“普济安宁”四个大字，可惜我没有去过这个村子，没见过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牌匾，听说现在桑干河也没什么水了，实在遗憾。南大道我过去和我母亲常常去，那里有我一个干姥姥，是我母亲在当学生时认的干妈，她家住在县医院的旁边，距离十字街大约有七、八百米路程，这老太太很了不得，是祖传的接骨捏骨大夫，听说县医院和大同市的一些医院都曾请过她，只是没有文化，沦为家庭妇女。我八岁那年，在火车站和伙伴们推着玩那种带轨的运货车，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让车轱辘把左胳膊碾折了，家里人起先把我抱到我们巷子一个叫“二拐子”的草根兽医那里，他认为我只是错位了，给我揉了揉，用纱布和绳子捆扎了一下，结果痛得我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我母亲把我引到我干姥姥家，打开包扎布一看，用绳捆扎过的地方起了一圈圈水泡，把老太太心痛得直掉眼泪，一边喋喋不休地埋怨我母亲为什么不早点来让孩子受这种罪，一边为我小心地接骨，由于水泡好长时间都没有消退，不能用手直接按摸，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老太太每天都用筷子或光滑的木条尽心尽力地为我护理按摸，舒筋活骨，直到全愈，说实在的，我非常感谢这个老太太，也非常敬佩这个老太太，更深深地怀念这个老太太，直到现在，我一看到我那条一点残疾没留下的左胳膊，就会想起干姥姥她老人家那慈祥的面容。

十字街往东虽然也是柏油路，但我们一般都不把它叫“街”，它叫山水巷，山水巷往东去快到县城镇上边缘的地方是我上的中学，也是县城最大的学校——山阴县岱岳一中。我是1979年考上的初中，同年，我二哥也考在这个学校上高中，我大哥考上了河南的一个中专，那时候，高考刚刚开始，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的好多人对高考是什么、或者高考后能有什么好处都不甚了解，县城里的人们找工作基本上是靠拉关系走后门，没后门人家的孩子只能待业或回生产队务农，直到我大哥考上学校办关系时，我父亲才知道这样就是国家的人了，不用再为儿子找工作上班去求爷爷告奶奶了，他感到非常欣慰，从那以后，他就要求我们要好好学习，并时不常地用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教育我们。我上中学时正是教育体制改革开始的时候，学校只召了两个班，学制是三年，这两个班是我们全县第一批、也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三年制试点初中班，学生基本上是县城南、北街校的尖子生。在这个学校里我一共呆了六年，在这六年中学学习生涯中，学校里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们倾注了心血，学校里的每一颗树、每一朵花和每一根草都见证了我的成长，是他们目送我从这个小县城走向祖国更广阔的天地，我感谢他们，感谢我的母校。

十字街往西没多远就是县城火车站，中间有一条往北去的柏油路，这条柏油路走不到300米西拐穿过铁路线一直通到省级公路。县城“五一”广场就在这条柏油路将往西拐但还没拐时的路东侧，广场是一个标准的足球运动场，有一条标准的400米土跑道，运动场东边有四个灯光篮球场，每年县里或者各学校开运动会都到这里。广场正中央是一个座北朝南的高大主席台，主席台后面就又是我们巷子，主席台两侧各有一排小平房，东侧平房是县体委，西侧平房是乒乓球馆，乒乓球馆的教练是一个姓沙的北京知青，他就住在广场西大门的传达室里，大概是我8岁那年，我所在的北街校在广场开运动会，也许是因为我淘得让人看上去显得很机灵的缘故，沙教练就选中我参加他的乒乓球队，那时候每月有十几斤粮票的补助，也着实让我在家里家外风光了一阵，可惜我不是那块料，又天生顽劣，最终被淘汰了，不过后来听过去的队友讲，沙教练的训练水平还是挺高的，大约是七几年的时候还被选拔带队代表山西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可惜由于洪水把铁路线冲垮了没有去成，不然的话我们县也许也会出几个像容国团那样的国手。广场南边正对主席台的地方后来盖了一座新的电影院，电影院的后边就是县革委大院的后院，县革委大院是全县最早拥的电视机的地方，记得1976年审判“四人帮”时，为了能一睹江青的芳容，全县有好多人都拥到这里，电视机房每一扇窗户上都爬了几十人，还有好多人在下面不断地挤。

广场是县城里组织各项大型活动的地方。我记不清是那一年了，县里有一个小伙子因为奸牛被人发现了，后来恼羞成怒杀了几个人，公审那天好象就是在广场，县城里的人几乎都去看了，差点没把广场给挤爆了，三辆大卡车拉着几十名犯人停放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第一辆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军警，驾驶楼顶子上还架着一挺机关枪，另两辆车上拉得全是犯人，每个犯人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围着车厢槽帮子边上站着的是一些罪行稍轻的罪犯，每个人都被五花大绑，而且胸前还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此犯的罪名和名字，和那小伙子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几个重刑犯站在正面，嘴上捆着牙索，后背上插着一个长长的木牌，上面写得也是罪名和名字，但名字用红笔打了个大大的叉，每一个军警都戴着口罩墨镜，装备得严严实实，据老人说是怕让死刑犯在临刑前给记住，死鬼缠身，我想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无非也就是一些封建迷信。审判结束后，好多人还都追着汽车到离县城十几里外的一个北沙沟的地方去看枪毙人，我没有去过，但听我的同学或伙伴说，那场面挺可怕的。不过广场最为热闹的是每年的阴历六月二十四，这是县里传统的庙会，我们那里叫“过晒”，每年这个时节，农村乡下或山上的人们都到县城来“晒”一下，有走娘家的，有串亲戚的，也有不亲不故过来转转的，广场主席台变成了戏台，各种各样的大戏从早到晚演个不停，临时搭个帐蓬的马戏团也用小喇叭不断地吆喝来吆喝去以招揽人气，一些背着帆布口袋或斜挎着小篮子的人一边警惕地瞭望着检查人员一边抓紧时间和别人兑换他的山货，大人们顶着酷暑，有的在专心听戏，有的和偶遇的熟人说笑，有的在和卖山货的人讨价还价，我们这些不招人待见的小孩子们则是在广场的人群里不停地穿来穿去，追逐打闹，不过，除了和小伙伴们在广场里嘻戏以外，那时节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和我爷爷到广场大门外边的牲畜交易市场，那里有好多牛、马、驴、骡，我爷爷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就骑坐在这些牲畜背上，在别的小孩羡慕的眼神注视下，感觉非常神气。除了每年“过晒”、开运动会或全县公审大会以外，广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召开的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那一天，县里各公社、大队和单位的人都臂挂黑布，胸戴小白花， 举着各种各样的白帐子到广场集会，广场边上还停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十几辆汽车，在县里领导宣布追悼会开始并向毛主席默哀三分钟时，广场上哀乐顿起，人们的低声泣啜声，汽车和火车的汽笛声，一时间汇聚在广场上空，向九霄云天倾吐着广大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思和热爱。当然，最多的时候，广场是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地方，每天早晨和临傍晚的时候，县城里的人都爱到这里来转一转，有跑步的，有闲着没事走走的，也有谈对象的，更多的是在这里练习骑自行车的，那时候只要你没事到这儿来，总能看到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在那里歪歪扭扭地练骑车，后边添屁溜似的跟着一群小孩子，有帮扶车的，有推着的，更多的是起哄架秧子的，那年月，自行车是稀罕物，一般家庭根本买不起，小孩子练骑车基本上是偷着用家里大人从公家借来的车，可想而知，这些长大以后才有机会骑自行车的大姑娘、小媳妇小时候肯定是抢不过她们家里的那些傻小子们，只有结婚时从男方家里要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三大件彩礼后，才有机会抓住自行车，想想也够可以的，这么大的人了，笨手笨脚的，骑车能不仄仄歪歪？

从我们家到广场没多远，我们巷子里的小孩到广场去从来都不走它的西大门，而是直接从北墙翻过去，而且每次翻墙时都要拆几块砖，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豁口，虽然县里堵了几次，但总也堵不住，后来也就没人再管了，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没有门的门洞了，正所谓“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得人多了就形成了路”。我们巷子实际上就在广场主席台的北面。

我们巷子姓闫、姓史、姓康的都是大户，但我们姓闫的人最多，故名闫家巷。我们家世居在这个巷子里，听我父亲说，祖上大约是从明朝洪武年间从洪洞县里迁过来的，后来我父亲和我的几个爱文倒古的本家叔或大爷还弄了一个家谱，我看过那个家谱，似乎只追溯到清朝时候，也不是很全，而且只排到了我爷爷他们“正”字那辈，再往下，由于人太多且都四分五裂了，更不好说的是好多人已经不按祖宗定下辈份“字”起名了，所以就没法再排下去了。不过听大人们给我讲过并使我至今还能记起来的人和事是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的，我爷爷的爷爷是哥俩，年青时在县城街面上开了一家叫“双胜甬”的钱铺， 听我爷爷讲，那时候“双胜甬”的钱票在山西、内蒙、河北和北京这一带地区是可通兑的，影响面也不小，我长大以后看过一本叫《阎锡山传》的书，那上边说阎锡山的父亲年青时做生意也到过我们家的钱铺，后来，遇到战乱，我们家钱铺的银元都被一个“河南人”（不是现在河南省的人，那时候我们那儿的人把桑干河以南地区的人叫“河南人”）给卷跑了，从此家道就衰落下来。也许是从小衣食无忧的缘故，我太爷是个公子哥儿，听我母亲讲，她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我太爷穿一件对襟大褂，也不系扣子，呼煽呼煽地在大街小巷里瞎转悠，或者蹲在墙根边和一些闲人聊天，不过我太爷这人挺厚道，而且也挺有学问，尤其对易经八卦等阴阳风水之类的书非常有研究，据我爷爷说解放战争的时候，有一次解放军攻打大同，打得非常激烈，眼看大同就不保，大同守备司令曾请我太爷算卦，我太爷去了以后说没事，果然没几天解放军就撤围了，司令很高兴，想请我太爷做幕僚，但我太爷没同意就回家了，后来有人说我太爷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太傻了，我太爷轻轻一笑说，大同是保不住的，果然1949年5月1日于镇河将军率部在大同起义，大同解放了，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但县城里的老人们都说我太爷算卦挺准的。我爷爷年青的时候是个生意人，足迹遍布口外和北京这些地方，当时县城里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日本宪兵队的，一辆就是我爷爷的，生意人嘛，跟谁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爷爷跟日本人与八路军的关系都很好，那时候宋时轮将军领导的八路军一个支队在西山上打游击，我爷爷以生意人的身份做掩护，凭借与日本宪兵良好的关系为“宋支队”输送了不少药材和粮食，虽说是为了做生意，但也着实解决了八路军的军需问题，为此我爷爷在四几年的时候被人举报还在朔县的监狱里呆了几个月，要不是日本人投降，恐怕我爷爷的老命就成问题了，县城解放以后，听我爷爷说有一个解放军的高级首长让他随军南下，但我爷爷怕过不惯南方人的生活，就没有去，要不然的话，也许我爷爷也是一个革命干部，虽然不一定能当什么大官，但我想一定不至于让我们家受那么多年穷，后来县城里搞土改，好多有钱人家被清算了，我爷爷害怕了，就把所有的地契烧了，别人欠的钱也不敢要了，只身跑到口外包头，也许是我爷爷在县里人缘还比较好，他跑了以后也没有人举报，而且家里当时也确实一贫如洗了，我们家被评为贫农，而且还分了房又分了地，两年以后，我爷爷从口外回来，由于识文断字，在巷子里当了大队长，这一当就是几十年，口碑甚好，他去世后，那丧事办得相当排场，尤其是第二天夜里，我们那里叫“叫夜”，上千人给他来送灯，我父亲带着我几个叔和我们十来个孙子扛着幡、柱着丧棒，还请了一班吹鼓手，领着送灯的人们吹吹打打地从巷子走到街上，沿街走到南头起的“十字街”，向西从广场边上那条道绕回来，我们走一段就磕几个头，我是越走越觉得悲凉，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就这么走了，临噎气前都没有再见到我们这几个被他看好了一辈子的孙子，我感到深深地自责和悲哀。从我父亲给我看的那份不完全的家谱上，我没发现家族里有什么有名的人，最可引为家族荣耀的可能就是我爷爷的爷爷那辈里出了拔贡，县里人叫他“闫拔贡”，其他的无非就是一些土财主，我们那里的财主不像山西南边的那些财主，我去过平遥的王家大院和祁县的乔家大院，那才是真正的有钱老财，一水青砖绿瓦的房子，那气派不亚于皇宫内院，而我们那地方的老财也就是有点地，有点粮食，钱嘛充其量也就那么几千块大洋的样子，虽然房子是砖砌的，但只是一层外皮，里边实际上还是实实在在的土坯房，虽然看上去也挺高大，但并不显得气派和大方。最有名气的一个老财，叫“三黑老财”，也叫“化谷老财”，也是我爷爷的爷爷那辈的，听说这老财小时候也是个穷苦的孩子，每天在他的亲大爷家里帮工糊口，他亲大爷家里有几个儿子，但都不成气，不是赌就是抽，把老头子气得要死要活的，有一年冬天一个傍晚的时候，三黑在他大爷家里砍粪，不幸又饿又冻晕过去了，他大爷把他抱到家里炕头上，毕竟是自家亲侄子，虽然分家了，但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他大爷越看越喜欢，就把一枚银元放在他的心窝，试试他有没有聚财的天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银元还在他心窝里一动没动，他大爷就更高兴了，立即和他爹商量把他过继给自己当儿子，从此三黑就继承了他大爷的家产，由于他从小受过苦，知道穷的滋味，所以他省吃俭用，不断发展，使家族更加富有，后来有一年大同翻修上、下华严寺的时候，“三黑老财”免费供应了几百号人的粮食，直到完工，所以人们就美其名日“化谷老财”，听老人们说现在华严寺里还保留着一块褒奖“三黑老财”布施的碑，但我没去过上、下华严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真是功德无量。

闫家巷和县城里其它巷子没有多大区别，到处都是又低又矮的土坯房，间或有几间砖瓦房，也都是断垣残壁，一派萧条，只有春夏季节，人家房顶上长出了一些郁郁葱葱的野草，远远望去，还算有点生机。这里家家户户的屋子顶上都有一个一米来高的烟囱，每当早晚人们做饭的时候，巷子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如果和着雨后泥土的芳香，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巷子不大，一条有一个高坡的土路是巷子的主路，向东通向县城的那条街，路的西头是一堵用砖镶边的土墙，人们叫它“照壁”，主路经“照壁”往南拐有条路通向广场，巷子中间还有一条向北去的土路，一直通到“大桥沟”，我爷爷和我姥爷他们家就住在这条路边，还有一些其它的小路，有的我去过，有的我也没有去过，但这些路都七拐八拐地相通着，并都与巷子那条带高坡的主路连着。我姥爷和我爷爷住斜对面，我小的时候经常没明没夜地在那里玩耍，一度我还当过那条小巷子的“孩子王”，在那个“连猫狗都嫌”的年代我经常带一帮小屁孩拿着棍棍棒棒在巷子里打打闹闹，把个巷子折腾的乌烟瘴气，认谁见了都不拿好眼瞧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那里也玩一些带输赢的小游戏，比如“进城”，就是把杏核一个“肚子”在水磨石上磨平了，用锥子或刀子把它撬开，掏出里边的杏仁，再把铅块放在火铲上用火化了，小心灌进杏核“肚子”里，在地上画三条线代表三道城墙，再画一个正方形，代表城，一边用手弹着带铅块的杏核，一边嘴里喊着“一拦官、二火烧、三衙门、四进城”，谁要准确无误地在四步并每步只能过一道城墙、最后把杏核弹进城里谁就赢，输了的小孩就得把自己用香烟纸叠的“三角”或漂亮的糖纸送给赢了的小孩，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玩摔“三角”。不过，我来这条小巷子最高兴的时候还要说是每年过大年前后的那几天，年前家家户户都刷房、糊新窗子，我们小孩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就把糊窗子剩下的花花绿绿的纸拿过来，用高粱秸杆做成简易风车，每人举一个跑到巷子里或“大桥沟”玩耍。大年三十这天是我一年中最兴奋的一天，早上起来，母亲就把我要穿的新衣服准备好，那可是从里到外的新啊，穿上去那叫个舒服，那也是那年头我们一年中唯一的一次做新衣服，布是用白洋布染蓝的，衣服是我母亲请人等身做的，穿上新衣服后我和我的哥哥们就急急忙忙地到我姥爷家去拜年要压岁钱，然后一个衣兜里装几毛压岁钱，一个衣兜里装一挂100响的浏阳鞭炮，一边玩一边放，非常过瘾，不过谁要是起晚了可麻烦了，不仅不能马上穿新衣服出去玩，还得帮我父亲在家里贴对联、搬炭垒“旺火”，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我和家人在家点“旺火”放鞭炮后，还要到我爷爷家里去折腾一会，然后才回自家去吃那一年才能吃到一回的白面饺子。在我姥爷家对面是队里的“电磨房”，磨房里有两台机器，一台是磨细面的，一台是磨粗粮的，磨房外边有两个小屋子，用管道和磨房里的机器连着，每次人们磨完面后都要到这里去收糠，有时候我们小孩淘气，趁人在里边收糠不注意时，我们就从外边把门给系上，等下一个开始磨得时候，出来的糠就把里边人呛得哇哇大叫，等有人发现把他放出来时，人已经浑身上下都是白花花的糠皮了，像个鬼似的，然后这人就拿着扫糠的笤帚一边骂一边追打我们，而我们则哈哈大笑着四处逃窜，有那跑得慢的，让人给逮住了，无非也就是挨一顿揍罢了。磨房有一个叫“鹿儿”的人是管帐的，他后来疯了，家里亲戚也没人管，赤身露体地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公共厕所边上，房子好象是大队给盖的，每天疯疯癫癫地不是唱就是哭喊，听大们说是因为在磨房管帐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弄丢了几十块钱，被大队弄到公安局审了好长时间也没弄出个所以然，出来以后就疯了，我上小学以后学校里组织学雷锋活动，我们几个胆子稍大的孩子还曾给他的房子生过火，但被他给打出来了，后来我们就谁也没敢再进他的房子，直到有一年冬天他被冻死了，想起来挺可怜的一个人，听我父亲讲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上学时学习非常好，不然的话，毕业后大队也不会让他去磨房当会计。

我们家就住在“照壁”旁边，原先大门外边有一个大空场，后来让人盖房给占了，但这地方始终是我们巷子最热闹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这地方隔三差五地放一些露天电影，幕布就挂在“照壁”上，附近的人都到这里来看电影。不过这地方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的元霄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这是自古以来的讲究，而我们闫家巷的灯是全县最有名的，这也缘于我们巷子里有几户是专门做纸扎的，也就是用高粱秸杆给人家屋子吊顶棚或者谁家办丧事给人扎花圈的一些人。每年大约从正月初六开始，大队就在我们门前的这条主路上，隔三五米拢一堆火，开始消地、挖坑、栽桩、搭台子，同时集中一些人在大队部做灯，正月十三，大队的秧歌队从外边迎喜神回来以后，大伙就把灯挂出去，“照壁”由于正对着县城里的那条大街，正面搭了一个很大的台子，这个台子大得都可以在上边唱戏，每年正月十七撤灯以后，巷子里一些爱热闹的人总要在上边唱那么几段，供大伙消遣，台子上放的是一个巨大的用纸扎的天安门造型，有棱有角的地方用一串串小灯泡连着，“天安门”两侧分挂一只用蜡烛照明的转灯，再往下依次是宫灯和各种各样的水果灯或动物灯，一直到巷口街面上，在没有挂灯的地方，还垒了几个大“旺火”，到晚上的时候，灯火辉煌，各领风骚，别有情趣。那时候，县城里或乡下来的人过元霄节，最先干的事情就是到闫家巷赏灯。县城里其它巷子或单位在这几天也都要出“玩艺儿”，如花园巷和堡子巷的“舞狮子”、顺城巷的“脑搁”（一种把小孩固定在支架上、大人举着支架、小孩在上边可以翻跟头的民间娱乐节目）、花家岭（在南大道边上）的“高跷”和南大道的“耍龙灯”等，一般情况下，它们在上街或回家之前，都要到我们巷子里来热灯讨彩。每年的这几天，我们家里可热闹极了，街里街外的亲戚朋友们都要到我家来坐一坐，我母亲也总是做一些豆面（豌豆面做的面条），来招待他们。

“照壁”很高大，白底上书五个大红字“农业学大寨”，我刚上学学会写字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它上边乱写乱画，但自从我的小表弟在此上写字莫明其妙地出了一档事以后，我就再也不在那上边瞎写瞎画了。记得大约是1976年，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代，有一天广场里正在召开“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大会，我们在“照壁”下玩，我表弟不知用什么在“照壁”上写了五个字“打倒邓小平”，后来晚上的时候，大队那个身材高大、略带点跛脚的支书，就到了我舅舅家，非常郑重地说我表弟写反动标语了，而且县里正在调查此事，我们感到非常吃惊，一个还不到8岁的孩子会写反动标语？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原来是有人在我表弟之前写了一行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后我表弟在它上边又写了“打倒邓小平”几个字，不知怎么正好就落在了“千万不要”后边，连起来就成了“千万不要打倒邓小平”这句话，后来大队把我表弟和他家里人批评了一顿，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这事实在有点莫明其妙，也许真是“鬼使神差”，天下真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当然只有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才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我家的对面是大队的油坊，那里面我倒是经常进去，但怎么榨油我至今也不是很明白，只是每天都能听到里边的人“嗨哟嗨哟”地用一种橡皮锤一下一下地砸地上的木头楔子，然后过几天就从里边搬出一块块麻饼，似乎这一轮油就榨完了，但我始终也不知道油到底是从哪儿流出来，又流到哪里，不过我对此也并不是太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榨油房外屋的那口大锅，那是炒胡麻籽的地方。胡麻籽炒熟了以后很香，无论大人小孩都爱吃，但这是公家的东西，谁也不敢随便去拿，我也只是在和我爷爷去的时候，帮人家拉一上午风箱才能得到几把，然后宝贝似地拿回家里藏起来，嘴馋的时候偷偷地吃点儿。我们那儿的人至今都吃这种胡麻油，尤其是我母亲，好像对别的油一点都接受不了，一天不吃用这种油做的饭，都觉得难受。不过用这种油做出的饭也的确有它独特的味道，我们那地方的人吃饭不象山西南边的人吃得那么细致，家家户户一年四季基本上大烩菜，主食是黍子糕，有人也自嘲地说“一顿不吃糕，肚子直发毛”。大烩菜就必须得用胡麻油呛锅，我曾经在北京用别的油做过几次，但总觉得不是那个味，我开始以为是自己手艺不行，但后来从老家带回来点胡麻油再做，虽然不象我母亲做得那么好吃，但也找着了那种家乡的感觉。大烩菜里除了放些白菜、土豆和黑豆豆腐外，还有一种主要的材料是土豆粉条，这也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土豆粉条一般都是自家做的，每年秋冬季节，我们都要在家里帮大人们擦土豆，挤干捞出干丝后经沉淀成了粉面，然后加白矾用水和成面状，用饸饹床子压成粉条，这种粉条非常筋道，每年我母亲都给我从老家寄一些来，我也曾送给邻居和朋友吃过，大家都说比红薯粉条强多了。黍子糕其实就是用未去壳的黍子磨成的面做的，黍子去壳后是黄米，用它做的糕叫黄糕，这一般是在人们办红、白事业的时候才能吃到的，黄糕蘸肉和油炸糕应该是我们那儿那时候最上等的饭了，黄糕蘸肉无非是在烩菜里放一勺炖肉，油炸糕类似北京郊区的“馅盒子”，只不过是用胡麻油炸的而已，不过现在这已经是很平常的饭了，反倒是吃点儿黍子糕觉得挺新鲜且也是挺不容易的，但无论吃什么，也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不知是人现在的口味高了，还是现在的菜或粮食在化肥、农药的催化下已经进化得失去了它本来的味道了。

听我父母亲讲，他们结婚的时候，不住在现在住的地方，而是租住在巷口离街很近的一条很窄的小巷子，那条巷子也能直通到“大桥沟”，我可能就是在那条巷子里出生的，但由于太小，我对那里几乎没有多少印象。大约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请人在现在住的地方盖了三间土坯房，我们就搬了过来。这个地方原来是“闫拔贡”的菜园子，东边有一处虽略显破败但不失往日威仪的两进两出的大宅院，听说以前就是当初“拔贡”的府第，但后来几易其主，现已变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大杂院。我们家院子很大，约有六分多地，除了三间房子，其它地父亲全整理成一个一个畦子，里边种着茄子、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东头还种了一些向日葵，这些蔬菜除了自己吃以外，有时候我母亲也偷偷地出去卖一些，以贴补家用。南头靠大门的地方父亲自己打了一口井，供全家人吃水和浇菜园子用，房前父亲还挖了一个约2米深的地窖，冬天的时候里边存放一些土豆、胡萝卜和白菜，供一个冬天吃用，屋顶最早是用麦秸泥磨的，但到夏天雨季的时候老漏雨，父亲就托人从县里水泥厂弄了两袋水泥，自己磨平了，秋天的时候房顶上还能晒一些干菜。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慢慢地长大的，上中学以后，每天除了读书和锻炼身体以外，只要不是刮风下雨，我都要在傍晚的时候爬到屋顶上去看西边的落日，凝视着绚丽的晚霞，伴随着一辆辆火车来回的轰隆声，时而忧郁，时而憧憬，时而长叹，时而低吟。随着我大哥、二哥考学后相继离开这个院子，1985年9月的一个傍晚，我也背着一个小书包，提着一个洗脸盆，恋恋不舍地走出那个用几块木板钉制的简陋的大门，来到县城那个不太大的火车站，和我的几个同学踏上北去京都的路。

1994年，我的儿子刚刚出生，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过年，大哥来电话说他想把家里的几间房翻盖一下，我当然同意了，于是第二年我们哥仨出资在原址上建起五间宽敞明亮的纯砖瓦房，父亲高兴地直蹦高，许多去我们家串门的人也说过去的财主也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去年，母亲来电话说巷子要拆迁，她有点舍不得，我说无所谓，拆就拆吧，这是大势所趋。但放下电话以后，心里也觉得有点酸酸的，虽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政之要，但毕竟是自己出生并在那里生长了十几年的家乡，怀旧思想的作怪使我想起了许多本已有点模糊了的人和事，工作闲暇时就把它们一点一点地记在电脑里，不成想洋洋洒洒堆了这么多，也许要见笑于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