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2）

       时隔十月，我还是很自然地踏上回梁上新家的路。

我所说的梁上新家，是离县城有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被刚开发不到十年的村子，因为生计的原因，不常住，在逢年过节或者心烦意乱、家里有事的时候回去坐上几天。对于她的某一方面的功能，就像我前面所说，她将全村大多数人的思维和生活打乱，将人们引入一个从未见过、也从未设想过的时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给大多数像我这代人或者后来的人重新搭建一块心灵栖息的地方，来慰藉异地迁移的落差感和早已丢失的仪式感。摇曳着时光，轻描着年轮，和风中携带着的沙粒一样，我将以足够的精力涉足我能够到的每一寸土地、以足够的热情留意我所能看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在这一过程中，我会试着了解她、热爱她！

这个季节回家的人，相对于过年前后来说绝对是少的。我经常念叨着回老家转转，可因为种种原因几年都没能如愿，只能以就近原则为准，梁上新家便是最好的去处了。我经常以新人的身份寻求一种方法来替代、祭拜已经远去的养育过我的故土，使游离的心得以暂时的安稳，这也是一个说服自己回新家最合理的理由。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家，全村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对她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她的到来使人们派生出盲目接受一些意外事情的能力。在以前，至少十年以前，以我父亲这辈人为例，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能够养活他们的几亩旱地上，并以最好的技术来经营，使他们免受饥荒的侵袭。在他们的心中，谁也不敢去预想这个魔咒般的模式何时解封，自然就不会想象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我始终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在早些年都有显现的或者隐匿的征兆，只是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算有所察觉，也意想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如我的父亲所说：“在他的手里还能有一次举家搬迁的壮举！”

在这几年里，比我父亲年龄大一个到两个时代（60—80岁左右）的人，他们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一些生活的方式也逐渐地跟着变化，将一些古老的、不适应生活的以及现在用不到的生活方法封裹起来，比如：他们不用日历就能推算什么时候种麦子什么时候种荞麦的计算力。在我所能看得到的时间段里，已经很少有人步行去距家几十里以外的集市购买油盐酱醋，即便是有，也不是像之前那样，包着算计好的几十块钱，或者套上骡车拉上粮食去换他们所需的东西，他们的目的纯洁，活动单一，行动也是利落，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给自己计算着；而现在他们步行几里外的集市，只是以购买东西的名义沿着公路走走，时间绝对充裕。在他们当中，也有稍微年轻一点的一部分人，随着他们位置的移动，他们将半夜起床下地的习惯以另一种方式作以延续。这些人闻鸡鸣而起，之后便生炉喝茶，趁着天凉，细胳膊缠上一根麻绳，有的匀称地搭在肩上，一前一后，或腋窝下夹一个净重五十公斤左右的袋子，漫无目的地蜷缩着腰行走几里荒滩，捡一些别人不要而自己需要或自家没有的柴草木棍，将其捆（装）好，呻唤着抡起、背上，踏着深度不一的脚印，弯弯曲曲，像是一幅天然的画作展示着他们的艺术价值。他们凭着记忆摸索着回家的路，一路小跑。他们这两代人，是受尽磨难的人，吃野菜，喝麸汤，这都是我时常能听到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可以说在他们的一辈子当中，都是为了难以下咽的“饭”忙活着，也一直挨饿着，直至现在，仍然不停着，用他们最朴实的方式来给后人们解决后顾之忧。

我回家的几天之中，见得最多的也就是每天早晚从我家门前经过、跳广场舞的人，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玩伴不多见。凡是有体力人的都跟随着“潮流”，一年之中，大多时间在外地，偶尔地碰上几个玩伴，也是利用空闲时间回家办点家里的事，而且是分开的那种，这使整个村子显得单调和空廖。家里有人的，也就是没办法出去的，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由妻子照看，或者由“退居二线”的老人领着孩子；再有就是受年龄限制和身体因素影响而不得不在家的人。我回家碰到的几位长辈，在和他们聊天的内容里有共同的一点：“他们只要有去处的、有能力去的，都会去，即便是报酬非常少。”我也相信，以他们的性格，绝对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比如他们在夏天的夜晚，乘坐严重超载的面包车穿过山地荒漠，然后携带着时常出现迷失方向的恐惧感，步行二、三十公里的陡峭山路去抓蝎子。

由于地理位置所赋予某一地方的人的地理称呼的改变，人们的“身份”也有所变化。我们从“山里人”变成了“梁上人”，自然，这个称呼也会赋予我们一些生存的方法。我去村部办事的路上，遇见一个看起来三岁大小的小孩，小手指着前方，脸上流着鼻涕、眼泪、口水的混合物，用哭涩的嗓子哼着爸爸、爸爸！旁边站着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一位婶婶，右手里捏着一把有些被磨得秃老的席箕扫帚，扫着干净的大门周围，看样子这已经是她每天的功课了。用最亲切的动作发出最能代表其身份的声音，如同一只羊唤着调皮的羊羔一般，哄着孙子说：“我领我娃找没良心的两个坏怂。”对于现在稍微年轻一点的人，肩负着转型的任务，他们有着明确的身份，并且以这种“显赫”的身份支撑着两个甚至三个家庭的运行。著名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孤独树》中有哲布对爸爸虎子、妈妈梅梅的一种认识，是这样描写的：“爸妈是谁？坏人吗？我们家不要他们！”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闪过这种念想，但以奶奶疼孙子的心情来说，“两个坏怂”至少是有“坏人”嫌疑的。这不能归罪于丢下孩子的这对夫妻，这种现象是有着一系列的变因催动着它的发展。现在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是以单选的形式作着必答的选择，像我这代人以及我的长辈们，将一些从老祖宗手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储存，去选择、学习一些新的、不太擅长的方法去过日子，我相信凭着我们的本性一定会将日子过好，只是不会计较过程而已。

在我们的传统意识里，都信奉着故土难离的精神，只要落根一地，似乎都有义务在此终老，以一种热爱生命的顽强力去守护着让我们栖息的地方。只是现在在移根一块新地方的同时，又借（迁）居它地，不得不想法设法过好生活。于是在一些年长的和注重乡俗的人的情感中出现矛盾，只不过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将两者兼顾，难以分解。这种情愫我相信在若干年后，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行为和意识之中，并且将此刻对待老家的情感原封不动地放在新家身上。因为我无法定位我的下一个新家究竟在哪。

                                                                                2020年8月2日 

                                                                                              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