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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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九岁那年的春天，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妈妈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连夜为我赶制新衣。粉红色的上衣，天蓝色的裤子，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明天要去乡下的老舅家喝喜酒。去喝喜酒自然要穿得体面一些才好。
老舅是外婆唯一的弟弟，因此，全家十几口人，上至五十多岁的外公外婆，下至蹒跚学步的小表妹，皆倾巢出动，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吆着骡子，赶着驴车，开着自己的“11号公共汽车”，向数十里外的大山里挺进。庞大的旅行团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场面颇为壮观。
那是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阳光格外温暖。说是立了春，其实根本看不到什么春色，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候。一碧如洗的天湖里，不时有鸟儿“喳”的一声轻捷地飞过，引来一片惊喜的叫声。
“火镰斑！”
“不对，是鹌鹑。”
“火镰斑就是鹌鹑。”
“不对，火镰斑是火镰斑，鹌鹑就是鹌鹑！”
……
争吵声中，必有一个是扎着小揪揪的我。另一个则是我的表弟兵兵。他身穿儿童版的绿军装，留着小平头，满脸倔强劲。他比我晚半个月出生却比我高出半个头，因此在人前从来不叫我姐姐。
在外婆的家里，兵兵当时是所有外孙子中唯一的男娃（外婆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也是倍受宠爱的小皇帝；在学校里，和他同班的我却是真正的女王，回回考试都是第一。所以，两个人谁也不服气谁，总在背地里暗暗叫劲。
争来争去争不出个高低，我们就请同行的五姨做裁判。正在读高中的五姨想都没想就说“不知道”。她大概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五姨是因为袒护兵兵怕他输了没面子才不肯说我对。
五姨的回答自然也让兵兵感到失望。他噘着嘴，捡起地上的土疙瘩随手扔向远处的麦地，“轰”地一声惊起一群麻雀。
“哎，咱俩比赛扔土疙瘩好不好？”仿佛受到了某种启发，他突然向我发起挑战。
“好，比就比！”我毫不示弱，尽管心里头丝毫也没有底。
比赛的结果自然不必说，输的肯定是我。你想想，一个长得跟豆芽菜似的小姑娘，怎么能斗得过高出自己半个头的蛮小子呢？即便是输了，我心里还是不服：嚣张什么呀！你平时不就仗着那点蛮劲在家里耀武扬威吗？有本事，咱再比比看！
路边的土崖上有许多用白灰刷上去的字，字迹清晰而工整。写着“计划生育是一项国策”，“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什么的。知道他读书少，认字不多，我就故意跟他比识字。这一次，他果然吃了败仗，跋扈的气焰消减了大半。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我得意地哼起了歌。心想：谁说女子不如男？我就是想让你们这些被人宠坏了的男娃们看看，我究竟哪一样比你们差？我不但要跟你们比现在，还要跟你们比未来……
脚下是流光溢彩的小路，四周是平展展的高原。一座座大山宛如陕北汉子黝黑的臂膀，又似少女遐思的模样，优美的曲线勾勒出秀气的眉眼、小巧的下巴、颀长的脖颈。我不知道那默默地孕育着绿色生命的黄土地，是否也涌动着万丈豪情蓄势待发？我也无从想象，在雨润风和的日子里，它如何精心地编织自己绚烂多彩的梦想。我只知道，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心比天高。
“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面，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春天的歌声是极富有感染力的，很快，队伍中就有大半的人不自觉地哼起了歌。似乎哼着唱着还不尽兴，有人干脆打起了口哨。
清脆嘹亮的口哨像清凉的晚风，丁冬的泉水，悠远的笛声，又似林中的飞鸟，轻灵、活泼、舒展，让封闭的心灵一下子变得敞亮起来。
凝神静听片刻，大家争相模仿起来。兵兵似乎天生就会吹口哨，只是声音不能和原声相比，无论音色音调还是音量，都要逊色许多。而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只能“滋——滋——”地喷出一大滩唾沫来。
“好好看，是这样！”兵兵骄傲地给我做示范。我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的口型，一边观察，一边琢磨，学习了很久，终于掌握到一点要领，可以发出“嘘、嘘”的声音，跟蛐蛐的叫声没什么两样，自然又让他取笑了一回。于是非常地不甘心，一路上不停地嘘，嘘得满头是汗，嗓子眼都发干了。
走了十几里的山路，两个毛孩子就开始喊累了。我们的嚷嚷声通过前面的人传递到牵马的外公那里，他就站在路边笑眯眯地等我们，老远就喊：“娃娃们，骑马喽！”
眼尖的兵兵第一个跑过去，外公一把将他抱起来放在马背上。他一上去就用脚踢马催它快走，生怕被我追上。紧跟其后的我又急又气又毫无办法，求外公，他许诺说过了这道坡就让兵兵下来换我上去。尽管对他的话我有十二分的怀疑，仍然沮丧地点点头。
不是外公不讲信用，而是我太了解表弟在家中的地位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我们那里十分严重。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和同龄的表弟在家族中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每年一到表弟的生日，亲友们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从四面八方汇聚一堂，为他举行隆重的生日庆典。尽管人人都知道我比他大半个月，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生日，除了我的父母。对此我从不妒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前呼后拥、百般娇纵的场面。然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每当孩子们之间发生了战争，不论对错，大人们都会无一例外地去维护表弟的利益，而我即便是受了欺负，也要受到众人的指责。
事实证明我的怀疑不无道理，一眨眼的工夫兵兵和马就不见了。看见我快要哭了，五姨拉着我的手赶紧追赶。追上了小姨、母亲和外婆，追上了驴车。上一道坡又一道坡，下一道梁又一道梁，哪里还有人和马的影子？我实在太累了，心里又有怨气，索性赖在地上哼哼唧唧闹起了情绪。见此情景，外婆看看身旁那个一半装着行李、一半挤着两个小妹妹的驴车，叫她们当中稍微大点的那个下来走几步，她尖叫着死活不肯。于是，外婆故意大声骂上几句“死小子”，又哄上我几句“乖娃娃”。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想骑马。最后，还是五姨灵机一动想出个高招给外婆解了围。她说拽着小骡驹的尾巴走就不觉得累了。这个办法我没试过，也不敢，怕拽恼了小骡驹会踢。于是外婆就抓住我的手慢慢挨近小骡驹，先摸摸它光滑的脊背和肚皮，等它适应了再叫我紧紧地抓住粗壮的尾巴跟在后面。一个疲惫之至的小孩子摇摇摆摆地跟在骡驹后面肯定很滑稽，可那时已顾不了太多，只想好好地歇一会儿。说实话，拽着小骡驹走是能省点力气，可双脚还得不停地走，还是很累。连呼上当的我又委屈又难过，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让家中所有的人对我刮目相看。
当我意识到今天已经没有可能再骑马或坐车，就彻底死了心，听大人在一旁拉家常。从他们的嘴里我得知，老舅其实是我已过世的老外婆的养子。老外婆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弯曲的膝盖下面，一双弯弯的小腿连着八字儿摆开的尖尖小脚。她心地善良，待人和蔼。她在老舅家的小屋我不止去过一次，老舅家的饭我也吃了不少。身材高大生性宽厚的老舅也常到外婆家来，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外婆说，老外婆去世前在炕上瘫了好几年，老舅和老妗子尽心尽力地服侍她，非常不容易。老舅有两儿两女，即将出嫁的这个女儿是他的大女儿，叫娥子，今年才十九岁，人长得跟花儿一样。她男人是个二十六岁的大龄青年，家住西安。小伙子长相一般，满脸都是疙瘩，只是家里的光景还好。满脸的疙瘩就是所谓的“疤女婿”了。小时候因为挑食，我从来都不把碗里的饭吃干净。外婆就吓唬我说，吃不干净将来会找“疤女婿”。我疑心那个叫娥子的阿姨也像我一样小时候总吃不干净碗，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又老又丑的女婿。因此，我打心眼里同情她，很替她惋惜。外婆说，两人只见了一面就定了亲，一个月后就举行婚礼，这使我倍感震惊。我不明白老舅到底是怎么想的，把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儿轻易地许配给了外地人。难道，他不觉得那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是因为在当地找不到老婆，才跑到这里来“骗”我娥子阿姨的吗？显然就是因为老舅家穷，人家有钱！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些忿忿不平，从心底里厌恶起我那个未曾谋面的姨夫来。
我们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成群结队的鸟儿展开黑色的翅膀从淡蓝色的天幕上掠过，发出孤寂而清冷的叫声，很快就被铅灰色的大山吞吃掉了。
“外婆，快到了没？”我不停地问，肚子也在咕咕地抗议。
“快了，快了。”外婆的语气显得有些急躁。她拿出干粮分给所有的小孩子吃。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众人的脚步在加快。
当我们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走进灯火通明热闹喜庆的小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一进窑洞的门，我就被一个精干利落的中年妇女抱上了热炕。“可怜的小儿子，累了吧？赶紧坐下暖一暖，我给你舀菜。”“小儿子”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对孩子的爱称。一霎间，这个特别的称呼和那两个“暖”字化作一股热流，像既软和又贴心的棉被将我冰冷的身体包裹于其中，让我为此幸福了整整一晚上。而她双手递过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菜，则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她用怜爱的目光看着我吃饭，反复地对家人说我长得太瘦小了。我觉得眼前的女人很亲切，很愿意接近她。可惜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吃下半碗热菜和一个馒头后，我很快就恢复了体力，从炕上溜下来，到院里去看红火。
悠扬欢快的唢呐声把我带到了一堆篝火旁。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小冤家”兵兵。已经没有了跟他责难的兴致，阵阵凉风掀起衣角，在脖子和袖口处肆意地窜动着，使我不得不伸出双手放到火上去烤。在我对面火堆的另一旁，两位二十来岁的唢呐手披着厚厚的羊皮袄，鼓着腮帮子起劲地吹奏着娴熟的乐曲，唢呐上飘动的红绸布就像两条细长的舌头在一伸一吐。拍镲镲儿的小伙子年纪不大，完全是学生模样，敞开的对襟黑布袄里露出红色的球衣，他眼神木木的，动作也木木的，就像在勉强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般。敲小鼓的中年人似乎是乐队的指挥，他挥动鼓槌的手十分有力，富有激情的演奏仿佛雨后突涨的潮头涌入平静的大河，引领着一河潮水奔腾在陡峭的河床上，雄狮般的怒吼震得山摇地动风起云涌。微风中，一闪一闪的火光就像舞台上斜打过来的光束，把乐手们黝黑的脸膛和棱角分明的五官照得清清楚楚。这些早已被乡亲们读熟了的面孔，听惯了的小曲，成了单调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佐味品，观众们如痴如醉地沉迷于其中，随着音乐不自觉地打着节拍，有的用脚，有的用手，还有的晃动着脑袋，点着小巴，姿势千奇百怪。
我注意到，院里的人大都来自农村，穿着十分朴素，不少人胳膊肘和膝盖上打着大块的补丁，而我们这两个从小镇上来的衣着光鲜的“金童玉女”，如鹤立鸡群。平时第一次，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优越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家人叫醒了。睁开朦胧的睡眼，才发现自己躺在拥挤的土炕上，周围横七竖八睡着十几个人。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流着涎水面相奇丑的男孩竟然把自己的臭脚丫子伸到了我的头顶。
“妈妈，你看，你快看！”我猛地一下坐起来，皱着眉头用手指那个正在打呼噜的男孩。倚在椅子上的外婆和母亲咯咯地笑开了。我这才意识到她们就这样凑合了整整一夜！正在这时，端着脸盆的五姨从门外走进来，带着诡秘的表情低声对我说：“知道吗？昨天夜里他把脚指头都伸到你嘴里了。”“骗人骗人！”我立刻大叫起来，脸涨得通红。在家里，我这个小屁孩出了名的爱干净，每次到亲友家吃饭，主人都会把碗筷拿来先让我亲自“审验”过才可以放心地使用。
“真的，不骗你。”五姨眨眨眼，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
“外婆，你快说，那不是真的！”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不是真的，她在骗你呢！”外婆和母亲赶紧安慰我。
“就是真的！”五姨还在说。
于是那个阴影在我的心里久久挥之不去，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从空气污浊的小屋里出来，清爽的凉风让人精神一振。春眠不觉晓，昨夜的风雨声居然一点都没听到，真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想到田里偷偷冒出的一丛丛新绿，树上悄悄爬出的一丝丝春芽，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悠扬的唢呐声依然在小院里响彻，端盘子的小伙“油来——油”大声吆喝着穿过拥挤的人群。我渐渐认出老妗子忙碌的背影，老舅高瘦的身躯，还有梳洗一新的娥子阿姨。阿姨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在鲜艳的红绸袄的映衬下，窈窕的身姿越发动人了。看到我们，她兴奋地招招手，就快步走来了。
娥子阿姨个子高，身段好，白里透红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怎么看怎么顺眼。大家七嘴八舌向她问起新郎官的情况，她用手一指，天哪，新郎官就蹲在地灶旁的槐树下面！
“不迎吗？”五姨惊讶地问。按照规矩，她应该头戴大红花被新郎的亲友用车迎进门才对。
“不迎，太远了。咱们这边过完事后，我跟他坐客车回到西安另外待客。”我注意到，在说到“西安”两个字时阿姨的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感。
“他是做什么的？”
“家里种点地，闲下了也出去包一些零活来做。”
“那就好。”五姨欣慰地点点头。
“娥子，你那女婿说话可有意思了，”一位胖胖的女人插嘴道，“昨天晚上他从城里买东西回来，一进门就说：‘一路上黑个洞洞的，可把我给哈坏了’！他们那边人不说怕，说的是哈！平时一跟人拉话，就说：婶子，你舍，你舍！”
“你舍是啥意思？”我问。
“就是‘你说’的意思。”
经她这么一解释，周围的人全明白了，哄地笑作一团。我却在心里惴惴不安地想：土腔土调的娥子阿姨到了他们那里，会不会也招来别人的耻笑呢？
按捺不住好奇心，我和几个孩子假装捉迷藏故意跑到新郎官跟前，去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果然满脸都是疙瘩，不过长相并不难看，四方的大脸上没有关中人过分的精明，也没有生意人的狡诈。
“哎，女娃，你叫撒名字？”他居然敢逗我。
“不告诉你！”我笑着跑开了。
他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一点也不讨厌。
娥子阿姨的妹妹莲莲和我差不多大，却以管家婆自居，一直帮着家人忙这忙那。这会儿，她又噔噔噔地跑来，告诉姐姐她的小弟弟在找她。
说话间，那个叫小星星的小家伙已经跑来了，他眨巴着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用手势比划着要找人玩扑克牌。他的动作形象而生动，任何人一看都会明白。娥子阿姨见我和兵兵闲得无聊就把这份美差交给了我们。
顺便说明一下，小星星是个聋哑儿，两岁的时候因为发高烧烧坏了耳神经。尽管长期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他依然保持着活泼开朗的性格，聪明的大脑里古怪精灵的思维令人称奇。他跟我们接触不多，有点生分，充满笑意的眼神里含着几分羞涩。跟着他，我们一路小跑来到附近的一个窑洞里。他的哥哥明明，我们的大叔叔早已等在那里。
明明比我大三岁，身材出奇得高瘦，站在地上，就像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他的嘴唇上十分可笑地覆盖着一层毛茸茸的黑胡须，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绾在第二颗纽扣上的亮晶晶的钥匙串却十分清楚地向外人显示出他重要的家庭地位。别看他才十二岁的年纪，遇事却不慌不乱，心中十分有数。在他面前，我们这些幼稚儿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得乖乖地藏着，掖着，极力扮作听话懂事的样子。他教我们玩一种叫“掀旗旗”的扑克牌游戏。正玩得尽兴，有人喊他做事，他答应一声，说“我去去就来”，哧溜一下跳下炕，很久都没有回来，于是其他人就自动散伙了。
小星星拉着兵兵到院子里玩“扇宝”的游戏去了，我独自一人坐在炕上更加无聊透顶，幸好有几位姑娘进来搭话才不觉得寂寞。
这些姑娘大都十七八岁的年纪，早已不上学，并且还订了亲。我听见一个穿着红格子衣服的姑娘问另一个穿绿衣服的姑娘谁给她介绍的对象，她说是“我婶子”，还指着旁边留着大辫子的姑娘说“她也是婶子介绍的对象”。两个男人都在定边的煤窑里挖煤，听说工资很高。她本人只见过对象一面，大辫子姑娘连男人面都没见过就定了婚。说起自己的“那个人”，大辫子的脸上笑眯眯的，甜蜜而羞涩。我问她：连面都没见过，怎么就敢定亲？她说“我婶子说那人挺好的。”她对婶子的高度信任非但没有让我放下心来，反而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
虽然才九岁，读过安徒生的《白雪公主》和《海的女儿》之后，我对爱情已经有了模糊而肤浅的认识。我以为，每一个女孩子长大以后都会与心爱的王子相遇，王子和公主之间注定有浪漫而美丽的故事。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梦中憧憬的未来竟会是这般摸样！我甚至不寒而栗地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也会长成花季少女，那么，等待我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于是，我不再说话，把目光移向窗外。连绵不断的大山一改往日和蔼可亲的面孔，变成一堵堵冰冷厚实的围墙向我的胸口压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和痛苦。
婚礼热闹而红火，丰盛的酒席，周到的服务，受到客人一致称赞。婚后第二天，娥子阿姨就和她的新郎官双双离去，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通往新家的路漫长而又遥远，我们都站在路口为她送行。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有一个九岁的女孩曾经在无人的夜里为她默默地祈祷。
打发走客人，老妗子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她的新家小住几天。其他人皆言忙推辞掉了，惟独我和兵兵因为学校这几天开春季运动会有机会留下。
新家在后面的山梁上，也是土窑洞，只是更加宽敞明亮一些。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总共有三孔窑洞，一孔给老舅、老妗子住，另外两孔预备给他们的儿子成年后做新房。老舅告诉我们，这三孔窑洞是他们全家人两个多月辛勤劳动的成果。为了打好它们，流了不少汗，吃了不少苦。尤其是明明叔，身上掉了好几层皮。而他在我们的眼里，还是个孩子。
我们来到村里的消息不胫而走，邻村的一位亲戚知道后当天下午就打发人请我们去做客。
去之前，我对这家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男主人应该叫伯伯，待人很热情。
“来来来，炕上坐。”
一进门我就被一个男人洪亮的嗓音吸引住了。抬头一看，炕中央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盲人，宽阔的额头上皱纹密布，眼窝里本该有亮光的地方却深深地塌陷着，布满了难看的褶皱和疤痕。
女主人端来满满两碟子炒花生给我们吃。盲人伯伯伸出颤抖的双手抓起大把的花生胡乱往客人怀里塞：“吃吧，吃吧！多吃点。”手里的东西都盛不下了，他还一个劲往来塞，花生滚了一炕。
拉了一会家常，女主人说还要来客人。我们就好奇地问是谁。她笑眯眯地说，是你伯伯的学生。学生？莫非，他失明前是一位老师？
我和兵兵赶紧挺直腰板，学着大人的样子努力将盘在炕上的双腿拢得更规范一些，然后用局促不安的目光望着门口。盲人伯伯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说笑，豁达开朗的性格极富感染力。
“来了。”男主人灵敏的感觉超出了常人。
客人还没进门，一个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先闯了进来：“张老师，我看你来了！”
白色的布门帘被掀起的一刹那，整个屋子都亮了，金色的阳光铺了满满一炕。
来人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被人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迈进了门槛。乍一看模样很俊，举止也潇洒，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
一进门，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从衣兜里掏出大把的花生和糖要递给老师。炕上的盲人伯伯也激动地站起来摸索着想跟对方握手。屋里其他人赶紧帮忙将两人安排在一起坐下，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平子，你好吧？”
“好，我现在很好！我太感谢你了，张老师！是你救了我一命呀……”年轻人的喉头哽咽了，泪水大滴大滴从干瘪的眼眶里溢出。
“想开了？”
“想开了，彻底地想开了！”
原来，这位叫平子的年轻人一年多前因为车祸失去了双眼，正值青春年华踌躇满志的他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于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张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自己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去看望他。通过一番现身说法耐心劝导之后，小伙子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考虑到年轻人今后的生计问题，说书出身的老艺人手把手地教他学习拉弦弹唱。
回忆起刚开始走街串巷表演说唱的时候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张老师亲自带他上阵的情景，平子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说话间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主食是馒头，稀饭，豆腐肉片烩粉条。女主人把筷子递到盲人伯伯手里，他赶紧夹起一筷子菜举到学生面前恭恭敬敬地请他先吃，没想到对方也是同一个动作。又长又滑的粉条像故意捣乱似的，从两人的筷子中间顽皮地脱落下来。听到有人喊“掉了，掉了！”他们慌乱地用手盛起来，依然执着地请对方先吃。经过几番退让后终于达成一致，两人分别将自己手里的菜喂到了对方的嘴里。他们边吃边说边笑，众人也边听边笑边吃。但是，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光。
吃完饭，张老师提出要看看徒弟的手艺，平子欣然答应了。宏厚柔和的声音似清风流水般在优美的弦乐中缓缓响起。他熟练地拨弄着琴弦，头微微偏向一侧，神情十分投入。宽阔的脸膛饱满而富有光华，沐浴在阳光中的身影就像教堂里恬静的神像，永久地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表演结束后，屋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老师对学生的表现十分满意。而我则对他们乐观坚强的人生态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一个春天。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好那么灿烂的阳光。
在老舅的新家里玩耍了两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同行的人中增加了我的大叔叔明明和一个叫莲儿的女孩。他俩也在镇上读书。
同样是徒步旅行，却丝毫不觉得苦。一路上说笑声不断。
我发现明明叔才是真正的口哨大王。他什么歌都会吹，吹起来声音格外嘹亮悦耳。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问他将来长大了做什么？他说他以前跟他大说要拦羊，差点被打死，现在怎么想他不肯再说。拦羊？天哪，这样的理想也能算理想？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样渺小的志向。问他为什么喜欢拦羊？他说，拦羊好呀，自由自在不说还可以游山玩水，反正只要不念书就行，一提起念书他就头疼。原来如此，我哑然失笑了。
兵兵说他长大了要当解放军保卫国家。“当解放军能当一辈子吗？当完了你还要做其他事情呀。”我知道当兵是有期限的，最后还得复员。
“你胡说，我就是要当一辈子的解放军！”他又跟我较上劲了。两人争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忽然同时想起另外一个人来，那就是一路上安安静静从不多嘴的莲儿。
莲儿跟我同岁，虽然是乡下女娃，却有着清水芙蓉般的容貌和气质——粉嫩嫩的瓜子脸，忽闪闪的毛眼眼，黑油油的小辫就像两条顽皮的泥鳅在肩上甩来甩去。
说实话，我很嫉妒她这种纯天然的美。我想不通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破衣烂衫的她咋那么会长呢？
“莲儿，你长大了做什么？”我问。
她羞涩地抿嘴一笑：“不知道！”
她笑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
我经常听家人议论她的家庭如何贫困，她又如何懂事。可是在她脸上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忧愁和不幸。
“那么你呢？你长大了做什么？”大家都望着我。
“嗯……也许是作家，也许是科学家，也有可能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说了一大串新鲜的名词，总之一句话：决不做平凡的人。
莲儿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明明叔则觉得那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我想当什么家就跟他想拦羊一样毫无神秘可言。兵兵则鼻孔朝天一脸的不服气，那样子分明在说：吹牛！
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其实，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大地上，一片片青翠的小草在和风中快乐地舞蹈着，似乎也学着我们在向世界发出稚嫩的宣言。天很高，很蓝；风，很轻，很柔。站在高山顶上，喧嚣的河水在脚下慷慨激昂地咆哮着、呐喊着，诉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年夏天的一个夜里，老舅家的新窑洞被暴雨冲塌了，熟睡中的明明叔躺在里面再也没有醒来。
五年后，莲儿因为受到意外惊吓诱发心脏病，重男轻女的父母放弃了给她治疗的机会，用仅有的积蓄给她的哥哥娶了亲。这位花季少女含恨离开了世界，她的梦想成了永远的谜。
又过了五年，兵兵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浙江经商，目前已拥有数千万的资产，前景一片光明。曾经自命不凡的我由于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连大学也没有读，成了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当作家依然是不变的理想。春天的小路，成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