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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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个正直、善良、勤劳的人，她从不喜欢亏欠别人什么。那时母亲在工厂里上夜班，下班后还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争工分。我，也可以算是半个农民。做秧田、插秧、收割、脱粒、翻田、挑猪灰、挑粪、喷洒农药……在我青少年时代，这些农活，我都帮母亲做过。当农民，种田是十分辛苦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记得那年还没“分田到户”，金秋十月，正是收割稻子的大忙季节。那时在生产队干农活，很多实行的都是“大呼隆”体制，就是干农活搞平均，分配搞平均，还没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体制。其中，参加生产队割稻也是这样，大家一起割，然后平均记工分。
有一次，母亲上深夜班，早晨下班后，参加生产队割稻，迟到了。队里的人上工早，已经割了一会儿，母亲担心回家晚，比别人少割，生怕人家讲话，说她讨了便宜，沾了人家的光。于是，母亲就叫上我一起帮她割稻，这样可以多割点，早点赶上“大部队”。
记得我们一开始割稻，母亲就快速占据一大行稻子，头也不抬使劲地割了起来，并让我在中间打援，帮她割。那时，我也是很着急，一心要帮母亲赶上别人，割稻时也是很卖力。我弯着腰，先用右手握着的弯刀向前往胸前方向勾起一把稻，再用左手虎口朝下，反向向前抓起弯刀勾起的一把稻，最后用弯刀在稻秸杆的根部使劲一拉，只听见一声声“刷刷刷”的声音，稻子不一会应声倒下一片，就这样，如此反复不断地割啊，割啊……
那时，割稻也没什么保护措施，脚上仅穿一双绿色矮帮军用鞋。谁知，好景不长，没割多久，我就闯下了大祸。在我脚背上方与小腿根部交界处，弯刀尖一下子在那割开了一个深深的伤口，当时血喷溅得有人高，我意识到，那时应该是一根血管割破了……旁边的人听到我痛苦惊讶的尖叫声，叫我赶紧用手指按住伤口，当时，伤口很深，当我看到伤口里面白色的骨头，头脑一阵嗡嗡作响，差点紧张得晕过去。
母亲闻讯急忙赶来，用民间土办法，立即揉搓了一团马兰草盖在我的伤口上止血。后来，母亲心痛地把我背回家，让我躺在长木盆里休息，并立即用了很多豆油，煎了几个鸡蛋让我吃，并怜爱地安慰我：“儿子，你受苦了，快把煎蛋吃下去，这样可以补一补……”
再后来，母亲又用独轮车把我推到大队医疗站，赤脚医生先用双氧水清洗伤口，缝合后再洒上消炎药，再用一块纱布包扎就算完事了。后来我的伤口发炎化脓，不断打针吃药，遭了很多罪。走路不便，我只好踮着一只脚，拄着拐杖走路……现在，我也不记得在家休息了多久才去上学的。
至今，我脚背上方还留着一块深深的伤疤，有时路走多了就会隐隐作痛。每当看到这块伤疤，我总会想起那年帮母亲的那次割稻，常常想起母亲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艰辛，想起母亲的正直、勤劳与善良。也常常想起古人说的，流传很久的名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原发表于《扬中日报》《京江晚报》，镇江市散文学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