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毅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人生又长了一岁,年岁越大,越喜欢回忆往事。
前几天到老乡戴局长那拜年,忆起童年往事,谈起隔岸掷泥块玩“打仗”,谈起油菜田里割羊草(家乡叫“寻羊草”),也谈起共同见过的,他们生产队附近的朝霞三队砖窑厂,就想写一篇关于砖窑的文章。
昨日读《人民政协报》,碰巧上面有全国政协委员王树理写的《我曾经脱坯、盖房》一文,文章里写到脱坯,我就想,土坯是砖头的原形,土坯、砖窑紧密相连,土坯经过砖窑高温烧制,便成了砖头,这便促使我决心要写这篇文章了。
我是60后的人,在我小时候,家乡草房居多,砖瓦房少见。说起草房,草房的屋顶原材料有麦秸杆(家乡叫“麦草”)和稻秸杆两种,好像麦草居多;而墙也有两种,一种是篱笆墙,一种是筏头墙(家乡方言“刮头墙”)。我的家乡小岛属南方,一年四季雨水多,为了遮风挡雨,用芦材编制的篱笆墙或用筏头堆砌的土墙往往还要用泥粉刷。粉刷的泥灰,常常是用黄泥搅和,用钉耙或锄头反复搅拌使之变黏,然后再撒上麦草屑(家乡方言“麦稳子”)拉筋,有时还会赤着脚,在泥灰里反复踩踏以增加黏性和韧性,这样的泥灰粉刷起墙面来才牢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家乡农村人纷纷要把草房翻建成砖瓦房,所以,砖窑厂随之而生。
7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那时经常要到附近大队的生产队寻羊草,有时跟母亲去碾米厂碾米(家乡方言“轧米”),总要经过一个砖窑厂,对之印象最深。
砖窑像碉堡,圆形的,里面是用砖头砌成的,外面用厚厚的土包裹着。砖窑外面有环绕到窑顶的小路,那是烧窑师傅走的,有时挑水上去要走,还有砖烧好了也要走。有砖在烧时,远远会看到窑顶冒着青烟,闻到砖头味,烧出的砖头是青砖。冬天烧砖时,我记得曾到窑洞里看过,窑洞里的炉火旺旺的、红红的,很暖和。
砖窑周边原来是高田,由于要取土脱坯,于是那里的高田就变得很低洼,往往低于路面很多,附近有很多高田也就是这样变低的。砖窑附近堆满了一排排的土坯在那晾晒。小时候路过那里时,我也玩过脱坯。与母亲一起路过砖窑时,遇到师傅正在篷子里脱坯,于是我就拉着母亲,缠着师傅,让师傅给我玩一把。记得把那里拌好的黄泥坯土装进木框模具里,然后再用力在框上把坯泥不停地捶拍平整,打压结实,边角都拍打到位,然后用钢丝弓具在模具的坯土上面一划,提起模具,一个一尺半长、7寸宽、4寸厚的土坯就算完成了。
后来,砖窑废弃了,我还曾爬到窑顶玩过。那时没楼房,也没其他高的建筑物,能爬到窑顶玩,登高望远的喜悦,可算是童年的一种享受;还有在窑洞里听回声、远望天空、捉迷藏……
在我家的东埭头,与我们生产队相邻的六队,在公路边,也有一座砖窑。记忆中,我也看到过这座砖窑出产过青砖。邻近的九队也有一座砖窑。
记忆中,我小姨父、小姨娘俩人烧过窑。砖窑在他们家北头,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会路过那座砖窑。那时听他们说过,烧窑很苦,一天24小时要有人值守,所谓“看窑”,还要挑水爬坡到窑顶……
后来,在我的家乡,这些砖窑都逐渐淘汰废弃了,也许是泥土资源缺乏,以及产量不够。再后来,我们扬中人砌房造屋的砖瓦大多是从大港砖瓦厂买来的。听我父亲说,他就曾帮助过好多人从大港砖瓦厂买过砖瓦。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时光在过去,我的人也变老了,家乡的砖窑像一幅水墨画,又像一张陈旧泛黄的黑白照片,终究成了我一个遥远的、童年的稚嫩回忆,令人难忘。
202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