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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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字
翻开《北方文学》2022第5期，发现有红孩散文《我的文学初恋》。只这个题目，我就想读下去。原因很简单，我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红孩是主持中国散文学会工作的主要领导，有种自家掌门人的归属感。更主要的是，我大概知道红孩从文学青年一路走来，不仅炼就成了大名鼎鼎的作家，他还站到了当代散文创作的峰顶，成为新时代散文创作的一个航标般人物。读他的散文必有所获。再者，也借读此文之际，回眸一下自己的文学逐梦历程。
我沿着《我的文学初恋》路径，回忆起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大文学青年对文学那种疯狂追逐热恋的劲头儿。那个时候，文学梦牢牢占据我和我们的心房，一门心思要把文章变成铅字的疯傻劲头，不亚于在追逐一个迷恋上的姑娘，不分日夜星辰，不怕艰难险阻，管它前路是山岭沟壑还是风雨雷电，就是一个劲儿地向前奔，看书，写作，投稿，面对一大堆退稿也不气馁，坚信有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是我在那个时期除工作以外的主旋律。那真叫死心塌地，矢志不渝，而且越是遭人白眼，越是咬着牙使暗劲儿，大有不闯进作家队列，誓不为人的坚定意志！那个时候在我心里，作家称谓就像深山老林里的仙参一样珍贵。
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中写道：“上不成重点高中，我就在家里学写小说。我不知道小说怎么写，只是买了几本文学刊物，照着人家的样子，结合自己的经历瞎编。关于青春是从十四岁开始，还是从十六岁开始，我不清楚，也许从早期的谈恋爱开始，具体说是从性萌动开始。不管他，我的青春答卷就此开始。我想当作家，离开农场，鲤鱼跳农门，这是我的青春梦想。”我对这段话尤其感到亲近，也很戳心，感觉他写的就像我自己。不同的是，红孩是因为上不了重点高中开始模仿写小说。我大他十几岁，文革时期别说上高中，小学初中一共才七年，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但要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中度过，我的真正学历绝不会超过一千天。红孩毕业后的饭碗是农场职工，我走出校门后也是到农场当农工。他是自发萌动要当作家，我是在十四岁那年，在垃圾堆捡到一本掉皮的“大毒草”《苦菜花》，偷偷在玉米地里看了几天后对姐姐说：“原来这就是小说呀。姐姐你信不信，将来我也能写小说！”很令我羡慕的是，红孩从有当作家的萌动开始，就直接动笔且很快就上道。我只是从十四岁开始有想当作家的念头后，直到二十岁生日那天才扎下心来从背字典开始自学，当时自定的目标是苦学十年，三十而立。结果真就到三十岁才把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这一比就和红孩形成天壤落差。所以，红孩的文学成就对于我而言，就是望尘莫及，高不可攀了。我就像一只不停地煽动翅膀的笨鸟！
我很羡慕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中说的那样：“记得到村办公室取报纸，看到印有《北京农场通讯》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我本能地猜想到肯定是我的小说发表了。我小心地撕开信封，取出里边的两张报纸，在第四版头条显著位置上印着‘回乡’二字和我的名字。我迫不及待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竟然一个字没改。那一刻，我简直疯狂了。”这个镜头我太熟悉了。三十岁那年，我在车间办事员手中接过一个印着《农垦工人》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内有两本《农垦工人》杂志。我的散文《化肥厂的早晨》发表了。和红孩看到《回乡》一样，那一刻，我简直疯狂了。我激动地把杂志贴在脸上哭了。
喜欢读红孩的散文，还有个最重要原因：他的散文能让我看得懂，语言朴实得像随意在和我唠嗑。我感觉他虽然名气响当当，却不是有意把文章弄得当当响。他是散文大家，但不用大牌唬人。不像有些所谓“大咖”，故意在文字中像鸭子那样跩来跩去，净弄些弯弯绕似的生僻字词语句，以让人认为自己高深莫测，不同凡响，遥不可及。我2015年之后读过红孩不少散文，感觉他的文从不这样！
我在2015年夏天听红孩在散文大赛颁奖仪式讲话时，就感觉他挺和善可近，话说得也坦诚实在，没有一点儿散文大咖架势。当时我就想到散文大家平青老师说过的话：“延斌，你记着，有人理你你就是名人，没人理你，你就是出多大的名，也只是个人名而已。多高的树，根也得扎进泥土里。人要是飘起来，它就永远站不稳了！”红孩的亲和力很令我钦佩。这些年我也常拿大葱作比喻：有人把你端上桌你才是颗葱，没人从地里拔出你，你就永远是颗草。红孩的作品是在以文近人，感人，示人，而不是端架子夸张造作蒙人，不然，他在文学圈里就不会有绝佳的口碑了。感觉他的德位极其相称！
我的思绪跟着《我的文学初恋》，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个很能造就作家的时代。这一晃四十多年过来了，在我心里，开始于1980年前后那种人人自觉学习，尤其那个时期的文学青年，追求文学梦想的那种执着精神，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并且极其怀念那种拼着命也要争取从土里钻出来的奋发精神。我有幸经历的那个时代，感觉就是对有志者的一场洗礼。那个时代是很落后，但人在那个时代的进取精神，却是最先进最可贵，且在之前之后都是稀有的打拼精神。我也和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的情怀一样，很怀念文学青年那种追逐文学梦想的历程。那个年代最流行一首歌《爱拼才会赢》。想像红孩那样“鲤鱼跳农门”，首先你得爱拼才行！
一个人在少年之末青年之初，掌声和悔辱能够影响之后的人生走向。这个时期的掌声尤为重要，当然能有人拽一把就更重要。我感觉红孩的青少年华是很幸运的，他得到《北京农场通讯》主编刘远英先生的赏识。“在座谈中，我的发言引起主编刘远英的关注。刘远英是个忠厚的老者，他在饭后离开农场前，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很欣赏我，希望有稿子直接寄给他。当时，我很受宠若惊。这等于主编约稿啊！”若不是幸运地得到刘远英老师慧眼识金，红孩的成功喜悦或许就会来得晚一些。
我很关切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中的这种心境：“小说的发表，带来的惊喜很多。首先，是得到家人,学校同学和文友们的祝贺，当然也有个别人嫉妒的。有个农场的干部看到我发表的作品他竟然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得意什么，刚发表一篇作品就乐得找不着北，谁知以后会怎样，要知道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这个我体会太深刻了。我虽然三十而立才发表作品，但前几篇发的规格都挺高，发在《农垦工人》的第一篇，很有散文诗的激情；第二篇发在《北大荒文学》的散文叫《师情》，被《工人日报》高级记者当做自学范例，讲给十几期通讯员听；第三篇散文在《黑龙江日报》获奖；第四篇作品获黑龙江省征文大赛一等奖，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孙维本发给我的奖杯证书；第五篇是报告文学《魂归》，获得《北大荒文学》特别奖。作为初出茅庐，这个成绩可以对人谝一谝吧？可是我想多了，除了老婆挺激动之外，没有任何身边的人说句表扬话。有个大我十几岁的车间副主任感觉平时关系不错，我就忍不住在他面前自得一下。结果他说：“这算什么？有能耐你上《人民文学》上《人民日报》啊！”这下可把我造蒙了。从那时至今几十年，我再不亲口对人家说我是作家。我搬进济南新建小区十年了，没一个邻居知道我是作家。因为我再不愿意对人谝了。有人使绊子真不是坏事儿，能够激励自己前行。
看到《我的文学初恋》有这样的话：“多年后，那个干部去世了，朋友告诉了我，我很为他难过了一阵子。他喜欢了一辈子文学，至死也没有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想来也是够遗憾的。”我想起当年有三四千人的大化肥厂，厂宣传部有几个笔杆子，曾经是我眼中的神，他们知道我自学的目的是想当作家，就在我面前摆出教师爷的架势。一开始我连篇广播稿都写不好。有人说“杨延斌若能写小说全中国都能成作家”。我很快就抽他们的脸，厂里征文比赛我是一等奖，他们再看我眼神儿就复杂了。报刊发几篇作品，他们见我就没笑模样了。1988年写的厂志，在有关职工文化章节，竟然没有我的一篇作品。写厂志的几个人睁眼说瞎话，说没见过我发的作品。看看几个人让嫉妒心折磨得也实在是可怜。几个所谓笔杆子，谁也没成为作家。需要说明的是，真得感谢这些人，他们不友好的眼神儿和冷冰冰的面孔，给了我不少动力。
曾经同为文学青年，我还是很羡慕红孩在起跑阶段遇到了好人。比如那个爱才的女副书记对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发表作品，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你毕业分配到我们单位如何？”要知道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能够得到这样的赏识，对他的信心该是多大的鼓励呀！还有一直欣赏他的那个工会副主席，让他写一份厂长科学养猪的经验材料，这都是难得的机会。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我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工会，工会主席就让我写一篇厂长依靠职工管理工厂的报告材料，并说素材自己找，题目自己定，三千字内。和红孩的结果如出一辙。红孩的场长说他：“你小子写得倒是很生动，可写汇报材料不能风阿雨的，你这么一抒情，人家都会认为猪场是公园呢！”我也把汇报材料写成了抒情散文《三千职工奖厂长》，也把参与审查的党委书记，厂长本人，工会主席，宣传部长逗得哈哈大笑。他们把我笑得满头冒汗。我很不服气，就把稿子寄给了《工人日报》，结果一字不改发表了，还得了报社年度大奖。看看我们当年的文学青年，经历有多么的相似！机遇很重要，红孩的报告和我当年写的报告，在别人眼里都不是报告，但都是我们施展本事的机遇，否则，就不能让许多人认可我们有点儿小才气。
一个人所以能成为作家，是他能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培养出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中说，“何爷爷插话道，这小子很聪明，学畜牧兽医，还发表过小说。王市长听后望着我笑道：这么有出息，跟我走吧。”一个小青年真要是早早进机关，可能就不会有之后的散文大家红孩了。因为机关确实能养人，但不养有思想的人。再说，一个文人若是成为某个大官的影子，一辈子只能脑满肠肥了，脑子里跟装浆糊没啥两样。没跟着市长走，官场可能少了个谁都能做的官员，文学界却多了个大散文家红孩！
作家的一辈子，可能最该感谢的是不待见自己的人。红孩在18岁，就荣幸地得到赴鲁迅文学院听课的机会，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但不幸的是他摊上一个狭隘的书记。在他壮着胆子请假时，却挨了书记当头一棒说：“你要当作家我不反对，可我们这是生产单位，我没有批准你开会的权力！书记的话瞬间让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当时轻生的念头都有！我知道我来这个单位是投错了胎！”无疑，书记是在攥着权力说瞎话，人就在他手下，咋还没有权利批准去开会？这确实是对红孩的致命打击，但他可能想不到的是，书记的底火来自欣赏他的那个女副书记。在书记看来，副书记看中红孩是抢了他的风头。副书记调走了，这个心火就得找机会发泄到红孩身上。在官场上，谁都把权力当做自留地，这就是权力的腐败肮脏性！当年我请假要参加《北大荒文学》改稿班，车间主任说：“《北大荒文学》主编管不着我这个主任！”我就是一根筋，连厂长都提醒说“拿几瓶酒到韩主任家看看”。拿到四瓶酒他就放人了。
红孩年少时期，就对生活具有不一样的观察力，这一点不同凡响。那个时候多为集体劳动，一些成了家的男女口无遮拦，有时他们越看年轻人听得臊红脸，就说得越起劲儿。比如“我见一个配种员正赶着一头公猪到母猪圈里配种，那公猪性急，总要一次解决，可那母猪左躲右躲就是不让公猪上，气得配种员骂骂咧咧。这时，一名女饲养员正好路过，就开玩笑说，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这公猪比你还笨！配种员反击道：要是你让我配一下，准保一炮成功！不信你现在就脱了试试！女工更不示弱说：就你那二两肉，还不够老娘一口咬的，我一顿能吃五根火腿肠！”此类荤话，我在北大荒赶大车的老板子们嘴里经常听到。文学青年都善于联想，比如红孩说“您没发现她的眉毛有点立起来了吗？”“不过我是看到公鸡和母鸡交配时羽毛立起来的情景，便想到人做那事时也应该如此。”这种观察能力绝对透彻！
红孩在《我的文学初恋》中还说：“在没有电视，媒体尚不发达的年代，听广播几乎是所有人的爱好”我在1976至1986年十年自学中，除了偶尔听听小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兴趣，什么唱歌跳舞麻搓将打扑克，统统不会。知道好玩也想玩，就是舍不得时间。但有两部小说我是听完的，一部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一部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这些就和《我的文学初恋》一样，都是我们文学青年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的文学初恋》提到《北大荒文学》，提到邓友梅名字。《北大荒文学》对我有恩，邓友梅老师既是对村老乡，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知遇之恩，这也是我写此文的兴趣。
2022年5月20日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