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之交

一个人逝去了，并且逝去了许多年，这期间，你不但时常想起这个人，还能在梦里多次见到他。毫无疑问，这是对自己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他就是原德州化肥厂厂长刘秉章，一个有重大贡献的优秀企业家。

1991年8月，我从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调入德州化肥厂，负责编厂报和对外宣传工作。我把办《德化报》当成第一脚，干得风生水起。    有一天下午，一个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个头在170㎝左右，面相有50多岁的人走进我办公室。我急忙站起来说：“老师傅您好，请问您是找我吗？”

“我是刘秉章。听说你整天往车间跑，往工人堆里钻！不简单嘛！”刘厂长笑着主动和我握握手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打照面。

1991年10月，厂长办公室接到通知，说省里要出一本有关山东经济界领军人物的书。

要写刘秉章的报告文学，等于要我做无米之炊。我试探性找几个人谈了谈，感觉都是面笑心冷，明显对我的不友好。

我意识到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是第二脚，决定直面刘秉章。大概谈了一个小时后，刘秉章突然一转话题：“你怎么不记录呢？”他说着伸手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我急忙摆手说：“我不善于做记录。”

他眼睛一亮一本正经地问：“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吧？俺说了那么多事儿，你都能记住吗？”

我拍着胸脯调侃地说，“我只要听懂您说的意思就行了，然后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嘛！重复您说的话那还叫创作吗？”

刘秉章听后哈哈大笑说：“痛快！你能这么说，就证明是一种本事。不记录好啊，我就喜欢随随便便！”谈话的气氛改变了，我不紧张他也不那么严肃了。

几次交谈，我们之间的心里距离贴近了。不敢妄言我和他成了朋友，起码刘厂长本人说：“你杨延斌一定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你没说过一句奉承话，我喜欢你用自己的话说明白大道理的风格。你对国家改革开放的想法，俺也赞同！”

我写完文章拿给刘厂长。两天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写得挺客观，没有一句肉麻的吹捧和虚夸。老杨，你行！今晚咱俩找地方喝两杯，好好地啦啦呱吧！”他的语气是很真诚。“我给你说个小故事啊，有仨人看一个人砌墙。第一个人说这个人在砌墙，第二个人说这个人在砌一座楼房，第三个人却说这个人在砌一座城。后来第一个人当了包工头，第二个人当了经理，第三个人当了城市的管理者。眼界决定层次，层次决定格局，格局决定人生。老杨，你是个有自己思想的人！”

他称我为老杨有点受用不起。“喝酒行，但您不能叫我老杨！咱是两代人呢！”刘秉章哈哈大笑着说：“叫你老杨，跟年龄没关系。有些人八十也老不了！”从此，他不让称呼他为刘厂长、刘总、刘老板。有几次写便条，他就用秉章落签。和我通电话的开头语也是“我是秉章”。

发生在1991年秋的一件事儿，引起刘厂长对我的重视。有关德州化肥厂由小氮肥厂改扩建大化肥厂的设计图纸，是由扬子化工设计院承担的。当时的德州行署主要领导和德州化肥厂领导，都参加了在济南工商银行招待所的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是，我方要求对方半年完成设计，对方坚持一年完成设计。设计院总工是中央某领导同学，有点故意端架子。

我见领导们情绪不爽，就壮着胆说：“各位领导，我有个想法不知当不当说？”得到首肯后我说，“我想把这件事写个新闻稿，连夜送《大众日报》。我想让设计院的人看看咱山东人的工作效率！”领导表示可行，但担心我不是记者，时间又这么晚了，恐怕连报社门都进不去。我说“只有不敢想，没有做不到。凭咱们对新闻的敏感性，一定会感动值班的报社主编！”有人问我需要领导做什么，我说“一需要有车把我送到报社，二需要领导审查稿件签字。”

《大众日报》值班主编一听我是为山东人的声誉夜闯报社，便让门卫放我进去。“你这个延斌同志胆子不小嘛，竟敢夜闯大众日报。难得难得呀！稿子写得可以！”那个主编和我握握手说，“我喜欢你的胆量和对新闻的敏感。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你可以放心地回去休息了！”

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谢谢主编！不过我的任务还没彻底完成。我要买四百张报纸带回去！”主编不解地问：“你们德州有大众日报嘛！”

我解释说：“我想在设计院的人没起床前，把报纸塞进每个房间，让他们第一时间看到！”主编说：“我给你找个房间休息一下。报纸出来免费送你！”

第二天早八点就听招待所廊道有人嚷嚷：“设计院的人都到会议室集合.....”设计院的人果然被山东人的效率所感动，同意半年完成设计。

新闻稿见效如此显著，深得领导称赞，刘秉章也感到很光彩。从此便对我另眼相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上一片“下海”声。厂里也要办实体。我拉开要“跳海”的架势，参与了竞争。厂报工作量很大，我没时间写演说稿。轮到我演说时，便耍起小聪明，满嘴跑火车似地胡诌一套边境贸易、国际贸易。有了拔高的演讲加上刘厂长的倾向性相助，我顺利地当上德州市广合商行经理。从表面上看，我到市区办公拉开了和厂里的距离。但从个人关系上，我和刘秉章交往更方便了。我们多数是在星期天下午相约到他办公室，聊聊化肥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说起化肥厂前景，他便喜笑颜开。

刘秉章生起气来没人敢劝，但唯我除外。不管他怎么气恼，我几分钟就能给他灭火。一次我接到某厂领导电话说：“刘厂长气得在骂人、摔东西，谁也不敢进他的屋。你快回厂劝劝吧！”

我推开办公室，见一只暖瓶被摔得碎落一地。刘厂长正在气头上，脸色煞白。“你来揍嘛？！”他朝我怒气冲天地吼了一声。“好事成双听个双响吧！”我拿起另一只暖瓶举到他面前说，“把这个再摔了。您要不摔我摔！”我调侃着说，“别忘记老八路的规矩，损坏公物要赔呀！摔吧！接着摔吧！”

“那俺不赔大了嘛！”刘厂长开怀大笑起来。“老杨，我说给你听听，看看他们对得起工资不！”对年近六旬的刘秉章来说，德州化肥厂就是他的命，容不得别人对工作的懈怠。

我经商后，天天和钱打交道。有些人明里暗里含沙射影，说刘秉章对我好，是我用钱把他喂饱了。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那天下午，我对刘厂长说：“说我没给您送过礼，恐怕鬼都不信。论辈份、凭关系，我也真该表示表示吧。咋样？给个进贡的机会吧！”

刘厂长同意说：“老杨，你去百货大楼给我买四块豆沙馅月饼。你别理会别人说什么，咱俩的关系，别人看不懂。说实在话，认识你这几年，我想聊什么你都能和我聊起来。你从不装懂，说话不一定都对，但每一句都是真话。你从不故意顺着我说，和你聊天我很快乐！”相交十年，我唯一给刘秉章送的礼就是四块月饼。

刘秉章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一次我和某工程师同车陪他去威海，他假作严肃地说：“你俩一个文人一个工程师，我和你俩打个赌吧，赌一顿海鲜。都说水往低处流，那什么情况下往高处流呢？”这时，车外的大雨，砸得挡风玻璃像放鞭炮似的哗哗作响。一百多迈车速产生的逆风，吹得挡风玻璃的雨水向上逆流。我把眼神儿定格在挡风玻璃上。

“哈哈，工程师请客吧！”刘秉章大笑着说。

有个叫付某某的退休职工，竟然几次到我广合商行的以看朋友为名，当我面破口大骂刘秉章。说他退休前给化肥厂买过四千多元的办公品不给报销。“您找过刘秉章吗？”我试探着问。付某某怒冲冲地说：“我托人找过刘秉章，人家说就是不给报！”

“我认为你托的这个人不靠谱。如果你说的是真事儿，刘厂长绝不会不给你报！你把票据拿给我吧。”我想验证一下对刘秉章的判断。

“4000多块钱在那个年月可是大钱呀。人家给厂里办事，凭嘛不给人家报呢？不但给报，还必须给人家道歉！”没过几天，刘秉章就派人把四千多元钱交到我手里。

付某某认为能给报销是我的面子。我说：“刘厂长根本不知此事。你屈骂了刘秉章十几年。

”2000年7月25日，我接到在北京开会的刘秉章托人带的信：“老杨，原约定八月份要跟你去北大荒走一走的事，因故去不了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现在不喝酒了。你也少喝吧！秉章。”几个月后他来电话说：“我病了，你也不来看看我。你不想俺俺想你啊！”

我当天赶到北京301医院。眼前的刘秉章已被癌症摧残得变了模样。他有些伤感地说：“我得的是癌症，没治了。厂里有些大事儿我还没办完呢！我想回德州，在家里养着！”他是想听我怎么说。

我握住他的手无奈地说：“这种病得在身上是治不了。勇敢地面对现实，随心所欲地活好不多的来日！”

刘厂长听了我的话有些感动地说：“老杨啊老杨，你就是实在！”

在刘秉章回到家养病期间，我每个星期天都去看他。他最爱听我说北大荒的故事。有一天他叹了口气说：“本打算跟你去哈尔滨尝尝大列巴，这下完了！”

我赶紧说：“这个容易嘛！”我当着他的面，给《工人日报》驻哈尔滨记者站的朋友打了电话，让他速给我空运一个大列巴。第二天中午我就把大列巴送到刘厂长手里。他把大列巴举到鼻下，吸着长气深嗅着大列巴的香味儿。他眼里含满了泪花。“老杨，你跟我是神交，淡如水的神交啊！”“别激动。我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啊！”我把他逗笑了。

2001年春节前我去看刘厂长。他说“快过年了，我嫌吵，咱找个清静地方过年吧！”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们三口人陪他老两口加他孙子，住进济南舜耕宾馆。七天中，我们每天聊俩小时。期间，说不尽人间感悟，道不完对生活的眷恋。刘秉章最留恋那种穿工作服戴工作帽的感觉。

我陪他渡过人生最后一个春节。他的生命已到最后关头。由于药力副作用，他浑身感觉奇痒难忍。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他腿上、身上多处挠得血糊糊一片。尽管我克制着，还是心疼地流下泪。刘秉章强做笑脸说：“老杨啊，别来看我了。这些日子，我老想起咱刚交朋友时你说的那句话，还记得吗？”我点着头说：“我是你好到最后的那个人！”

刘秉章很动情地说：“你里子面子都一样！这些年，有你常陪我啦呱，我很开心！这样吧，请你再为我做最后一件事，让你家小陈再给我烙俩韭菜饸子。还是那个一咬嘎吱嘎吱的火候，我想这口！”这是我们忘年之交的最后对话。那年夏天，他的生命休止在63岁。

2022年6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