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守望与忧思

乡土的守望与忧思

——《杨友泉小说精品选》管窥

杨义龙

如今，“乡愁”俨然成了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诗歌里，“乡愁”似乎成了“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诗意；在散文里，“乡愁”恍若成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暖意；在小说和纪实文学里，“乡愁”又大都成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豪迈。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少了向人性内部开掘的勇气，或者说，对于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写作者只是停留在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乡村的根部，远离真正的乡土。

杨友泉不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他熟悉泥土，也熟悉泥土里耕作的农人。尽管世事更迭，那些终日在田间耕作的人们有的已经离开乡土，步入城市的建筑工地，但在他的眼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砌砖的姿势和在地里种包谷无有分别。他们不想睡“杈杈床”，为了寻找“木板床”，有的农村妇女不惜半夜逃走。为了睡上“弹簧床”，再难也要挤进城里。然而，在城里的生存并不比在田野中更容易，因为一块疤痕，见义勇为的农民工被诬为黑社会，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杨友泉写出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以及他们的抗争，写出了农民群体进入城市的先天不足。而在城镇化的推进下，农村又没有了他们立足的基础。当然，爱情的纯美，田园的诗意也与之并存共生。

对于人性的深度开掘，是杨友泉小说的特质。他的小说如一台挖掘机，理性地向人性的纵深探索。《弹簧床》中，谢龙和“我”看了电影《陈奂生进城》后，睡“杈杈床”的小伙伴想尽法子都要进城感受弹簧床的魅力；而谢龙的母亲去远处做客睡了几夜的木板床后，回来就再也睡不踏实，“终于在半夜去找她的木板床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人心一旦受到“物欲”的刺激，人性的贪婪即刻显现。谢龙和“我”即便要走六十公里的山路也要去县城招待所坐一下弹簧床，看一场电影；支书家的自行车将“龙城”与“谢庄”的距离拉近，也将支书的女儿大双与谢龙拉近。然而，大双终究要嫁个城里人，哪怕他是个瘸子，因为他父亲是个局长，大双可以去做临时工。在“物欲”之前，爱情只是昙花一现，或者不值一提。为了睡“弹簧床”，谢龙最后也进了城里，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攒钱买了拖拉机，成了“龙城”人，然而，他终究被人推入了监牢，那是与他睡“弹簧床”的女人。农村人要想得到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疤痕》里的陈大胜，因为偶然的一次“见义勇为”，额头上留下了疤痕，而他又没有城里人的心计，去公安部门邀功请赏，只是在破案的过程中才把他这个隐藏起来的英雄“揪”出来。事实上，他却因为这道疤痕相亲不成，打工不成。干了一月活，还被黑心的工头黑了工钱。这道疤痕给他打上了坏人的“烙印”，他到处觅工不成，产生了仇恨，终至入狱。人生充满了荒诞，人心的险恶在此袒露无遗。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这种人生的苍凉无助之感，人性之卑劣更为触目惊心，小说一步步把人逼向了绝境。为了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妻子不惜故意让车撞死，结果开车的是个穷鬼，交警判的八万块钱补偿无力偿还。卡车保险脱保，驾驶员无钱，所在单位是个林场，账上只有两元钱，岳父母认定女婿把钱据为己有，以死相逼。妻子的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无论丈夫如何耍赖，交警始终拖着哄着，因为他们不可能拿钱。为了女儿读大学，两条人命换不来八万块。最终女儿仍然选择了打工。在这个过程中，驾驶人无法可想、单位无力解决、交警爱莫能助，曾几何时，人心变得如此“漠然”。金钱带来的虚假繁荣背后，是人性的扭曲。皮得的岳父母，不为女儿的死伤心，要的是八万块的养老钱，原本纯朴善良的农民，也逼成了要钱不要命的无赖。而在《你得赔我田》中，杨德旺不慎将拖拉机头开进了李广发的茭瓜田里，柴油泄露到田中，竟然意外使那块茭瓜田长得又肥又壮，他索性再买了箱柴油倒入田中，当年卖了好价钱。于是全村人都学他往茭田里倒柴油，大家也卖了好价钱，只有李广发坚决不加柴油，他的茭瓜又瘦又小，卖不出去。为了钱，大家都干昧良心的事，可还有李广发仍在坚持，这就是难能可贵之处。在《跟踪》中，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在农村的存在，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黑恶势力变得更为猖獗，仅靠警方的力量是不够的，靠吴凤书那样的农村老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是不行的。《恶之花》中，无助的残疾人干起偷窍的勾当，这本就是恶，而保安、警察和“我”的以恶制恶，更是让人性呈现出令人心痛的残忍。

如果杨友泉的小说只是一味地写尽农民的贪欲与农村的无奈，那么终究是不客观的。在杨友泉的笔下，也有农民的善良，农村的温暖。在《寡妇磨》中，守水磨的寡妇水嫂虽然孤单，却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也没有在山里的寂寞中无奈与悲伤。在大山、月光、小河、水磨等诗意书写中，水嫂遇到了银生，对石匠银生手艺的欣赏衍化成男女之欢，爱情也好，情欲也罢，总让人在清冷的月光中品味出人性的温暖。《田土的歌者》这篇节奏缓慢的小说，有着自传体的特点，也有散文的质地，诗的语言。父亲含辛茹苦将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在县城里集资建房时，还用了弟弟偷卖电缆的钱。作者写道，儿子的幸福是那么恶心，他是无情剥削父亲和弟弟的资本家。即便在家里条件已经稍有好转时，父亲依然保留着那种勤俭的美德。他到县城买化肥，总要用扁担挑着走几十里的山路，舍不得花坐车的钱。儿子也在一路跟踪之后才发现父亲的这个秘密，那时父亲已疲累不堪，靠在大青树上鼾声如雷。儿子赎罪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骗父亲没有课，帮父亲挑一截路。而很快，他就有了更大的自责，即便他戳穿了父亲，又能改变什么呢?在这篇小说中，父亲的坚忍、宽容，以及对子女的尽责，对土地的热爱，都令人动容。父亲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他们隐忍、沉默，而又不屈不挠，视土地为命根子，最终将生命归于泥土。

生存条件的恶劣与人的奋力抗争，构成了杨友泉小说的张力，这种张力呈现出高原人坚韧不拔的意志。《烟垄边上的人家》里，持久的干旱灸烤着红土地。而烤烟，却成了农民残存的希望，他们要用卖烟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吃穿用度，娶妻盖房，都要靠它。有时，烟苗收拢就再也打不开，焦成粉末。有时，要不停地挑水，才能让烤烟不被太阳烧焦。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抗争。他们更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看见白鹤飞来，他们欣喜若狂，当镇上的人扛着枪来打白鹤时，杨天建冒着被群殴的危险惊飞了那只白鹤，他的腿也被镇上的人打断。《出师》中，收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时，补锅匠杨培金就出师了。而在遍地饿殍的年代，村庄里残存的人们食不裹腹，锅的使用率极低，更不要说锅漏了。为了收集最后一口锅，只好将身上的钱交给小女孩，让她把锅砸开条缝，这样他就可以出师了。他埋葬了女孩榛子的母亲，却没有将女孩带走，他怕女孩说出秘密，使他永远当不了补锅匠。红土地上生存的匠人，他们也在奋力与命运抗争；《寡妇磨》中的水嫂，与生命中的孤寂和清冷抗争；《田土的歌者》里的父亲，用骨头和血肉与命运抗争；《跟踪》里的老汉吴凤书，不屈不挠地跟踪屠夫朱虎，不仅是为了自己家被偷的猪，也在与农村的黑恶势力抗争；《一个人的战争》里被激怒的李皮得，用自己卑微的力量与整个社会抗争。有时候，合理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公平与正义得不到维护，这是社会的现实。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恶劣，让这一群叫做农民的人焦头烂额。

严密的逻辑使叙事的复杂性成为可能。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卡车轧死了李皮得的妻子，理应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样，李皮得的女儿读大学的费用就能得到解决。然而，理赔陷入了困境。困境一，李皮得的妻子有自杀的嫌疑；困境二，卡车司机姬明很穷，车险也脱保；困境三，姬明的单位是个林场，林场账上的钱只有两元。由此，交警队无法执行赔偿。后果很严重，李皮得要不到钱，岳父岳母却以为他将钱独吞了，后来岳父悬梁自尽。本来这事过也就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哪知李皮得去卖刀豆，姬明要买刀豆，于是自投罗网，皮得绑架了姬明。由此小说掀起了高潮。最终姬明为赎罪，不承认被绑，而皮得的钱也通过了社会各方的力量有了着落。倘若没有这么大的动静，这事又如何了结呢?就会变成陈年积案束之高阁，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故事如此复杂，却合情合理，丝丝入扣，不得不佩服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

多元的表现手法构成了小说的诗性与智性。杨友泉的小说，有以情节取胜的，如《一个人的战争》《跟踪》，宛如电视剧场景般峰回路转，宛若亲眼目睹；有以用语言赋予小说诗歌节奏感的，如《松竹梅兰图》《恶之花》，其语言如同诗歌般凝炼，推动着情节的起伏和节奏的快慢；有以白描创设独特氛围的，如《寡妇磨》《田土的歌者》。《寡妇磨》：“水嫂看着水磨房下面的这些水花，到处绽放，一簇簇从水底冒出、涌出，一抱抱掀开空气翻卷了上来。把水嫂的头翻晕了，胸脯翻起伏了，也把水嫂的眼睛翻亮了。乍一看，满塘满沟都在盛开，开了谢，谢了开，都是瞬间的事……”“后来水嫂的男人去世了，这白的面粉就像了月光里的青霜。面粉不见了。白天水嫂看到的是青霜里的月光，夜晚水嫂看到的是月光里的青霜，一滩滩，一洼洼，铺在门外羊肠一样曲折的小路上。”《田土的歌者》：“父亲的脸皮就像被阳光晒裂的田土，裂痕很深。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但一笑我的心就整个吊起来，我觉得他脸上的田土一块块被挤碎了，挤碎的田土马上就会簌簌地落下来……父亲的笑容不可能灿烂，父亲的笑容是一些板结了的、移不动的、卡死的田土。”“父亲的脸皮像龟裂的，分割为无数块、无数片的田土。父亲的脸皮像是由无数块的田土拼凑出来的一片田地。”“父亲的头颅像一个发僵的橄榄，一辈子在强光下灸烤，把父亲头颅里的水分全部蒸发干净……”看到这样的文字，自然就会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读这样的文字，你会想到是诗，是散文。在此，作者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展现无遗，难怪他同样擅长诗和散文。

瑕不掩瑜，杨友泉的小说也存在当前小说创作普遍的问题：个性不够鲜明，缺少独创性；在题材上涉及面广，但不深入；有些小说如《嫁夫》为写小说而写，缺乏内在的逻辑性等。这些问题，仍须在以后的创作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