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

       杨义龙

《滇略》卷四载：“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

——题记

1

在濛濛雨雾中，我的目光越过西洱河，就遇见弥陀寺的红墙，在龙尾关旁兀立的山包上，被几株高山榕拱卫着。

在闲暇时刻，我常常盘腿坐在我的小屋里，静静地看着窗外那座佛寺。从寺里传出的钟声在西洱河上空一圈一圈地荡漾，余音袅袅。

有时，是佛乐大悲咒，借着现代科技的音响，梵乐声声，笼罩着下关古镇。我说的古镇，是指龙尾关周围的关迤社区，还有黑龙桥畔的正阳社区，天宝公园里的“万人冢”，见证着一千多年前天宝战争的残酷。我的蜗居，应当在古战场之上。夜间西洱河畔的狂风，呜呜地游走，像是冤魂的哭泣。已故著名作家杨美清先生曾有诗云：“千年河畔石生桥，万年狂风伴鬼嚎。”

佛乐飘渺，像安魂曲。梵乐声中，似乎风也小了。

在大理众多的寺庙里，弥陀寺似乎是离俗世最近的，为信众和游人提供了诸多方便。下班后，或是周末的早晨，想去寺里，抬脚就到。关迤那些鳞次栉比的老房子、老街道、老树、老井簇拥着它。往里一步是清净佛土，往外一步就是万丈红尘。

弥陀寺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间（1355年），由僧人普照禅师创建，原名“静心禅院”，后改名为弥陀寺，至今已有660年了。

据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常到弥陀寺进香，有很多高僧在这座寺院里讲经说法，其中就有闻名海内的虚云老和尚。

偶尔我也曾走进寺里坐坐，礼拜诸佛菩萨，到经书流通处看看那些免费赠阅的佛教典籍。或者发发呆，看看来来往往的信众和游客。离开寺院的时候，经过龙尾关城楼下的拱形通道，顺着豆糠坡往下去，几步就到黑龙桥，进入车水马龙的都市。

上班、编稿子、看书、写作、喝茶、下村、接孩子，偶尔和朋友聚会，我在日益喧嚣的大理过着钟摆一般的生活。只有在用拖把有节奏地拭去过道上的灰尘时，我才找到一种入定般的感觉。就像《天龙八部》中扫地的灰衣老僧，武功深不可测却贱如灰尘。

2

傍晚，我开着车驶过西洱河，顺着214国道前行七公里，就到了凤阳邑村。在村西半山腰，法真寺在此。

与法真寺的缘起于鹤庆民间工艺大师寸发标，那日他到下关，说是带我到法真寺吃顿素斋，便有幸见到了住持传证法师。法师很忙，他还是姚安千年古刹龙华寺的住持，又兼鹤庆佛协会长，经常僧衣麻鞋往返于各地，身形瘦削，仙风道骨，是一名真正的修行者。

法真寺不大，甚为清幽，背靠苍山佛顶峰，在凤阳邑村之上。据说始建于南诏时期，院内有一块镶嵌在墙上的石碑，上有“拥护万民”四个字，虽不能完全理解其意，但颇为震撼。

站在法真寺前一看，村庄旷野尽收眼底，洱海在阳光下深情地蔚蓝。寺前几株苍柏，几丛翠竹，松鼠在柏树间纵跃自如，鸟雀在寺后的山林里婉转啁啾，阳光一寸一寸地移上石阶。这座游人不多的寺宇，安静、惬意、自得其乐，在冬日的午后，坐在院子里沐着暖阳品茗聊天，何其清雅。

曾经有一段时光，我经常去法真寺。有一次和传证法师聊天直至深夜，顺着法真寺门前的石径往下走。山风入袖，凉意袭衣。夜，如此之黑，只能在星光下辨认石径。缓缓走下山坡，想起了童年的夜路，只是孩提时的夜路是胆怯的，生怕身后的山林里蹿出什么精灵鬼怪来。此时从寺里往山下走的夜路却是清净的、安然的，竟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如今到处都是“亮化工程”，想要感受一番黑夜的“黑”，其实也是很难的。

在法真寺，我还见到了法力法师。法力是比丘尼，江苏徐州人氏，肤色白，面红润，笑容灿烂。如果不是出家，在人群中一站，也是很漂亮阳光的女子。在她身上，看不到出家人的苦行，却是满心欢喜。那次带孩子上法真寺，法力法师正和村里的一群小孩在大雄宝殿洒扫，看得出来，那群孩子都喜欢来找她玩。那天中午，法力师留我们用斋，煮了一个素菜火锅，其味甘香鲜美，时隔多年，余味犹存。

再次去法真寺，却不见了法力法师的踪影，向传证法师打听，说是已去五台山。传证法师还把一堆书翻给我看，是法力法师寄来的，其中有一本书法字帖，白纸红字，是弘一法师抄的经书，反复研读，甚为欢喜，想借，终不敢开口。

 3

周末，或是假日，我会走得更远一些，比如莫残溪畔，感通山中的那些寺庙。

最先经过的佛寺是观音塘，原名大石庵，相传观音菩萨化为一老妪，身负巨石，吓跑了偷袭大理的入侵者，留下了“负石挡兵”的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老师曾带我们到这里绘画写生。那时还没山门，只记得“妇负石”上建有亭阁，当时青春年少，也不关心。

溯莫残溪而上，便到了感通寺，这是感通山中最为驰名的寺庙。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和尚在这里圆寂，大师的止塔就在感通寺背后的山坡上。我曾多次拜谒过大师的止塔，行礼、拍照，看着这座圆形建筑物上斑驳的青苔，不由便想起大师那些沧桑的画作。

感通寺的名头很大，不止因为担当和尚。相传，明洪武十七年，感通寺的住持无极法师前往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并带去了一匹白马（我猜，这匹马应是名震天下的大理马），一株茶树。进得朝中，献上白马、茶树，不料白马人立而起，长嘶不止，而茶树也在此时迎风绽放。明太祖大悦，认为是吉兆，于是便给无极和尚赐号“法天”，并授其职务为“大理府僧纲司都纲”，并赐诗18首以归。“马嘶花放”自然也成了大理的历史掌故之一。

从此感通山寺庙大兴，明末高僧担当曾题联：“寺古松森，西南览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可惜我福薄，未能瞻仰大师的墨宝。据说担当题的匾额“一笑皆春”至今还藏于寺中，也未得见，只见过寺院墙上的复制品。

感通寺建于何时，说法不一。感通寺旧称荡山寺，据《荡山志略》记载：“点苍山荡山寺始建于汉，重建于唐”。明代学者李元阳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撰《重建感通寺记》中说：“大理城南十里，西入山谷有寺曰感通，唐初李成眉贤者所建。”

李元阳老人家对“感通”含义的诠释为：“况天下之物，未有城而不通，而感之也又焉有不通者哉……不得其理不能感……感而遂通”。到明洪武年间，共建盖寺庵“三十六院”，明代末期，寺庵涤荡损毁。

如今，步入感通寺内，还可以领略到大师的遗韵，亦可以禅悟佛家的清气。只是，曾经的“名士高僧共一楼”，已成久远的记忆了！

“名士”何人？杨升庵和李元阳是也。杨升庵，这位谪贬云南的状元公，虽然颠沛一生，高堂不得侍奉，娇妻不得在侧，于斯人不幸，却是云南文化史上的幸事。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李元阳则被后世称为“滇中理学巨儒”，“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学贯儒、释、道，境界宏阔。嘉靖九年，杨升庵与李元阳结伴同游点苍山，住在感通寺的班山楼二十多日，在此校注《六书》并转注千字音韵。李元阳便将此楼题名为“写韵楼”，今遗址尚依稀可辨。

“高僧”指的就是担当和尚，诗书画三绝，被世人称为“云中一鹤”。担当晚年常住感通寺，因仰慕杨升庵的品学，重修“写韵楼”，作为自己的居所，从此便留下了“名士高僧共一楼”的史话。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冬天，担当和尚感到身体不适，卧床十九日后写下几句偈：“天也破，地也破，认作担当便错过，舌头断了谁敢坐？”写毕，掷笔而逝，享阳八十一秋。

站在感通寺后的担当和尚止塔前，身居佛门清净之所，我却妄念丛生。想到杨升庵与李元阳的相遇，应当是明朝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聚会，就像唐朝李白与杜甫的聚首。这是两颗最明亮的星宿，升起在苍山之巅。

担当大师晚生一百多年，却也与杨升庵、李元阳心意相通，将感通寺作为人生最后的归宿。这三人，同在这小小的寺院，成就了明朝文化史上的辉煌。

我不知道自己穷尽一生的修行，能否达到大师的百分之一？

4

而今，寂照庵和大云堂仍在，与感通寺呈三角形分布，相隔不远。其实元明之期，一庵一堂就是感通寺的组成部分。

我去过几次寂照庵，也许是比丘尼常住的缘故，显得很秀气。满院的花草活活泼泼地，将这一座小庵衬托得生机勃发。怒放的茶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感通寺的“名片”。说到这里，还想起“感通茶”深得徐霞客的厚爱，《荡山志略》称其“滇茶第一”，只是我无幸得饮，不知其味果真能否担得起“第一”的名头。

我去寂照庵时，“九心十八瓣”、“松子麟”，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山茶开得正艳。而那一蓬蓬，一簇簇的小花小草被植入盆中，或悬挂在廊柱上，或置放在佛堂前，或陈列于房檐下，羞答答地开着。还有几间喝茶的小屋，清净雅致，室内室外也摆放着三五盆草花，柔弱纤巧，仿佛风一吹生命就会飘散。

寂照庵后面的山地上，有几个大棚，种花种菜种药材，全在里边了。想想世事变迁，混凝土公路已经修到庵前，信众从车内钻出来，就可直接到庵内，庵里的师父学会种大棚蔬菜也不足为怪。

每次上山，我都要步行一段，爬完石阶上感通寺，再到寂照庵。寂照庵向北，可以直接走到清碧溪。以前走过，仍想再走，因为风景总在路上。若是坐在封闭的索道内，很快就到终点，总觉得不是个事。

从寂照庵后门转出南，可到大云堂，也就是现在的万佛寺。

万佛寺，我只去过一次，而且是去波罗寺的路上。印象很深的是院子里一株傲然高挺的老树，据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女花”。 龙女花被称为“大理第一名花”，亦即大理四景“苍山雪、洱海月、下关风、上关花”中的“上关花”。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载：“龙女花，止一株，在大理之感通寺。”据考证，目前云南还未发现第二株野生龙女花。“名士高僧共一楼”的上联是“龙女奇花传千古”，说的就是这株饱经沧桑的孤树了。

传说，有一位得道高僧独住感通山龙潭边的寺中，每日念诵《龙女经》，风雨寒暑无间断。高僧的虔诚感动了龙女，龙女化为美女，白天为高僧做斋饭，晚上高僧诵经时又在旁挑灯作伴。高僧一心向佛，目不斜视，命女子速离。女子离去后，寺院中长出一株花树，花呈白色，黄蕊，清香无比，类似玉兰、木莲，谓之“龙女花”。公元1639年，徐霞客游大理慕名考察龙女花，在《滇游日记》中写道：“写韵楼前有龙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叶长三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小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

在明丽的阳光下，院内香客游人稀少，一位戴着眼镜，身形高挑的比丘尼在挥拳踢腿，类似长拳。她在享受一段无人搅扰的惬意时光，颇为羡慕。

出家修行，我窃以为最怕的是信众云集、游人如织的大寺，应酬接待，都会占去僧尼的很多时间。虽说事来应事，事去无事，但当年达摩祖师离开少林寺到山洞中面壁禅定是有道理的。对于尚未得道的修行者，红尘中的熙熙攘攘总会乱人心性。当年佛祖释迦牟尼悟道之前，也是离群索居，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5

离开万佛寺，带着女儿思思继续向山顶爬去，大约两个小时的脚程，才到波罗寺。波罗寺离圣应峰顶似乎不远了，一簇簇云朵作势欲扑。波罗寺脚下的山箐便是苍山十八溪中的莫残溪，对面是苍山十九峰中的佛顶峰。

在这几乎与天相接的地方，一座小小的波罗寺依山而建，寺庙紧挨着笔立的山崖，崖上的峭岩有如刀削，裸露着灰黑的骨骼，上面依附着干枯的苔藓。

从波罗寺小小的侧门转出，就看到峭岩上的“波罗洞”，据说是“波罗和尚”当年修道的山洞。洞内仅容一人打坐，洞内进出只能爬行，波罗寺也因这个洞穴闻名。据说当年“波罗和尚”口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只会念“波罗”，后来离开僧团，只身到山洞中悟道，被文殊菩萨点化终成正果，“波罗寺”即由此而来。

波罗寺始建于哪朝哪代，我找不到依据。不过，目前的规模，却是大理有名的老中医段鸿光所建。药物养身，佛道养心，恐怕百岁高龄的段老先生对此早就了然于心。净空老和尚曾经说过：“医生医病不医命”，不知段老先生有没有同感？不过，现在万佛寺住持崇钦法师与段老先生颇有渊源，想必段老先生也是深以为然的。

在寺院的石桌旁坐下，身上的汗被料峭的山风一吹，几许寒意便从尾椎蹿到脊梁。

寺内常住比丘身形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和他交谈得知，僧人出家前是大姚人。他很热情地为我们送上一壶开水，暖暖我们的肠胃。看起来，他特别喜欢小孩子，和我女儿思思聊得挺欢。这样的修行人，应当是把世道人心都看得无比通透，渐趋看破放下的自在之境了罢。

波罗寺已经引入了山泉水，可仍然不通电，这倒是修行的好地方。看着天色不早，我们便匆匆下山。

想着那位儒雅的比丘站在波罗寺前的石阶上，看着我们远去的方向，看着渐渐沉入山巅的夕阳，看着对面默默无语的佛顶峰，他会不会也有几分惆怅？

6

去无为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苍山洱海间的众多寺庙中，我只宿过无为寺，而且一住就是整整一月。后来三五日小住，也是常有的事。

那年我去北京动手术回来，生活不能自理，如寒蝉在柳，无为寺住持净空法师约我上山小住，让我在寺中疗养，过着饥来吃饭困来眠的清净日子。晨起闲庭信步，呼吸吐纳；至晚，万籁俱寂之时，静卧于茫茫黑夜深山古寺，直至晨钟敲响方才醒来，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安然。佛家的慈悲为怀，深有所感。

南诏大理国时期，无为寺是皇家第一寺院，大理国王段思英、段素隆、段思廉、段正明、段正淳等五人于此出家为僧，这是有史料可证的。此外，段氏宗室还有十五位皇族子弟出家无为寺，其中就有武功一流的无为寺住持达果。据传达果剑舞如龙，寒光闪动之时，如万片梨花飘然坠地，世称梨花神剑。舞毕，剑指梁柱题一联：“有为无为，藏龙卧虎无为寺；佛空心空，南柯一梦虚空中。”

明初张继白《叶榆稗史》载：“达果，大理总管段隆四子。生悟，素食，九岁出家无为寺，拜师智能大主持。达果双靥，爱笑。俗家以‘哈哈和尚’称之，久而忘其名。十五岁，书画、击技冠南中。洪武初，智能坐化，升无为寺住持，与安道、无极交，娱于山水。洪武平滇，总兵徐进慕其才，五访始见，演玄武剑法，势如游龙翻江，腾跳如仙猿。洪武二十五年，与杨黼、宝姐共结七子诗社，世称南中七隐。”

那么，“南中七隐”都有哪几个人呢？我翻了诸多史料，终得答案，他们是无为寺住持达果、兰雪道人杨安道、荡山寺住持无极长老、鸡足山大云和尚、大理诗人杨桂楼（杨黼）、大理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宝姐）、玄素道人张三丰等七人，还有日本僧人天祥、斗南、纪照等，与“七隐”吟诗作赋会于无为寺。张三丰是武当太极的创始人，怎么又和“南中七隐”扯上关系，我不得其解，可能与传说中建文皇帝曾躲在无为寺，而张三丰到此护驾有关。当然，还有杨升庵和李元阳在无为寺留下的履踪。

至于日本僧人如何到大理？我去过日本四僧塔瞻仰过，就在天龙八部影视城内。据李元阳《大理府志》记载：“日本四僧塔在龙泉峰北涧之上。逯光古、斗南，其二人失其名，皆日本人，元末迁谪大理，皆能诗善书。卒，学佛化去，郡人怜而葬之。”2005年，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和中国导演张艺谋到大理，资助1万美元修葺四僧塔，增加了塔铭和碑记。四僧何人也？除记载中的二人外，我推测是天祥和纪照。天祥有一首《榆城听角》很有名：“十年游子在天涯，半夜秋风又忆家；恨杀叶榆城上角，晓来吹入小梅花。”

无为寺是一座“禅武双修”的寺院，有着千年的习武传统。在无为武僧中，了尘、无依、达智、达果等都武艺超群，是少林南支功法嫡传。现在的住持净空法师也是师出少林，少林拳法精湛。法师还自创“无为太极”，将少林拳功夫的刚猛与太极的柔韧融于一炉。不过我没有见过法师练功，也没有见过他打拳舞剑，只是偶尔指点弟子两下，铁臂挥出，挟起一缕劲风，很有气势。都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许真是。为了疗伤，我学太极功夫，法师经常指点一二，他的一招半式，一句点拨，是我苦练几日也难以悟到的。如今无为寺习武的大多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先后已有60多个国家的洋弟子，大理文化由此传播四海，亦是功德一桩。

还有很多历史事件似乎都与无为寺有关，就以无为寺的“无为八景”联为证：“坡曰晒经，风敲玉磬，趁日暖风和，跨过月桥登驻跸； 泉名救疫，树立香杉，爱山青树古，闲邀阁老步华楼。”此联说的八景即是“晒经坡”、“救疫泉”、“驻跸台”、“月涵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香杉”等。“晒经坡”是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时，在此晾晒经书。“驻跸台”则是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时，从西坡翻越苍山，他的行营即设在这里。大理国时，在无为寺建翠华楼，楼高五重，为南中第一藏经楼，内藏天下佛经，天下兵书，天下文华各一库。关于“玉磬碑”，亦有一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汝南王朱有枥居大理期间，曾在无为寺听经学法，并写了篇《无为寺记》，刻在玉磬碑上，叩之如敲玉磬，是镇寺之宝。“阁老崖”则居兰峰麓，从无为寺向兰峰上行五六里，其状如一只大雕，极目天外，民间俗称“老鹰岩”，据说这里是无为寺开山祖师赞陀崛多结茅修行之所，也是历代高僧闭关之地。“月涵桥”是当年李元阳徜徉望月的小桥。而今，晒经坡、救疫泉、阁老岩、香杉尚存，而驻跸台、玉磬碑、月涵桥、翠华楼早已不知所踪。净空法师现已修复阁老岩，还要再建龙渊书院。虽不能达到翠华楼的规模，但也可以在此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在无为寺养病的日子，我常在寺里四处游荡，从大雄宝殿到救疫泉，从客堂到药师殿。有时我会走到山门，再从山门往回走，一路上松涛阵阵，道边灌木低垂。我拖着病体，正常人十分钟走完的路，我要走半个小时，还要歇几次。山门照壁旁有一个亭子，这是我常歇脚的地方。亭子里常坐着一个姑娘，她有高高隆起的鼻梁，深凹的蓝色眼睛，栗色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见到我，总是嫣然一笑，然后继续看书。我坐在那里，看着不远处的唐杉调整呼吸。

说到“唐杉”，这株高插云天、虬曲盘旋着枝丫的大树是有来头的，相传是无为寺的开山鼻祖赞陀崛多所植。赞陀崛多何许人也？是天竺高僧，南诏王阁罗凤的国师。相传阁逻凤为赞陀崛多在苍山兰峰下的龙渊选址建寺。寺院建成后，众人正为取寺名犯愁，忽见观音菩萨踏云而至，高声颂一偈：“有为无为，有岸无岸，身居龙渊，心达彼岸”。因此就取名为“无为寺”。而唐杉则是赞陀崛多从天竺带来，并亲手种下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原有两株，现仅存一株了。

无为寺后有“救疫泉”，也因赞陀崛多得名。相传大理瘟疫盛行，南诏王异牟寻亲自上山请赞陀崛多祈福襄灾，赞陀崛多取白沙水煮香杉叶，为百姓治好了瘟疫。因此，异牟寻赐“白沙水”名为“救疫泉”，并在无为寺旁再建救疫寺，每年正月初三举办药师会。如今在原址上新建了药师殿，气宇轩昂。我看到一些名人的题联和匾额，其中就有我熟悉的野夫。药师殿比无为寺高，平日游人不多。我常到殿内静坐，举头望着慈眉善目的药师佛，远眺洱海烟波，竟不知身在何处，物我两忘。有时独坐，不知何故，竟然泪流满面，直至有人上殿，方才匆匆拭去脸上的泪痕。

在无为寺的日子里，朝朝暮暮，我徜徉在客堂、大雄宝殿、斋堂、书房、药师殿、练武场、山门，以及山里的弹石公路。在雨后的清晨，我踟蹰在林间小径，看着山下蔚蓝的洱海，看着静谧的村庄，看着草叶上晶莹的露珠，心中便有几分释然。

7

每每陪同客人，总去崇圣寺，在大理，崇圣寺被称为“佛都”。其历史之久远，规模之宏大，堪称东南亚第一。

“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圭寺，在大理民间被称为“三灵”，是“绕三灵”的必经之地。“绕三灵”分三天，第一天在大理古城崇圣寺附近绕“佛”，第二天在喜洲镇庆洞绕“神”，第三天在洱海边绕“仙”。此俗千年不易，当今尤盛。“三灵”指的就是三座寺，可见崇圣寺在大理民众心中坚不可摧的地位。

我去崇圣寺的次数最多，对崇圣寺的了解却远远不够。青少年时代去崇圣寺，更多的时候就是去逛逛，对其历史文化渊源和佛教内涵知之甚少。后来每次去，大都陪着国外或外地的友人。说是游崇圣寺，真的就是游，从大门往里走，一殿一殿走一遭，重点看三塔。

曾在去昆明的高快客车上，听到两位北方老人在骂：“那三根破塔，还要收那么高的门票”！身为大理人，心里很难过。三塔是大理的标志性建筑，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那两个老人眼里，大理的标志性建筑竟成了“三根破塔”，说明我们外宣力度远远不够。从另一方面讲，全国寺院成了旅游景点后的高额收费，已经屡遭人诟病。寺院本是公共场所，“藏经阁”本就是公共图书馆，如今寺院高额收费的报道频频曝光媒体，的确引人深思。

崇圣寺三塔始建于南诏王劝丰祐时期，也就是公元824年至859年之间，先建了大塔“千寻塔”，高69.13米，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16层。稍后又建了南、北小塔，均高42.19米，是一对八角形的十级砖塔。去过西安的大理人都知道，这座千寻塔与西安小雁塔的形制相同。

为何建塔？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塔，可见塔于佛门之重。在大理，崇圣寺有三塔，鸡足山有楞严塔，海东罗荃寺有罗荃塔，祥云水目山有塔林，还有洱源旧州的三塔，有寺有塔实为多矣。塔缘起于古代印度，称作“窣堵婆”，是佛门高僧的埋骨建筑，感通寺的担当和尚止塔便是。但是传到中国后，塔又衍化出诸多功能。因塔是至刚之物，便以之镇水。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金石萃编》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之。”千寻塔顶端还有大鹏金翅鸟，即八部天龙中的“迦楼罗”，此鸟以龙为食，镇水当然是厉害的。

相传古时建三塔，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式，塔修好后，才将土逐层挖去，故有“堆土建塔”和“挖土现塔”之说。建塔时所搭的桥，长达十多里，比如现在的银桥村，古时称“塔桥村”，而五里桥、七里桥等这些地名都与建三塔有关。《南诏野史》和《白古通记》载：“圣僧李成眉贤者建三塔，屋890，佛11400，铜40590斤，费工708000余，耗金银布帛绫罗锦缎值金43514斤”。

明代，李元阳重修了崇圣寺，他是当朝宰相张居正的老师，又在儒、释、道之间建立了通道，堪称古今大理本土第一人。他重修了崇圣寺后，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多。当时崇圣寺有五宝，即三塔、巨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和佛都匾。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八》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塔鼎立，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相对，势极雄壮，楼后为正殿，后为雨铜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据说，寺中的鸿钟，为“建极十二年”（公元871年）造，“径右丈余，而厚及尺，其声闻可八十里”。

徐霞客老先生可真是大功臣啊，倘若没有《滇游日记》，大理的很多史实将没有证据。

三塔的殊胜仅举两个例子就够了。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大理发生大地震，千寻塔“裂二尺许，形如破竹，旬日复合”，像一个受刀伤的人伤口自行痊愈。1925年，大理再次发生大地震，周围民房夷为平地，而三塔巍然屹立，只有千寻塔塔顶震落。

如今三塔仍是千年前的三塔，成为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而崇圣寺却在清咸丰年间毁于一场大火。

崇圣寺在一千多年前就是南诏国、大理国的皇家寺院，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写的天龙寺即是崇圣寺。大理国二十二代王中，有十位避位为僧，其中史料记载段素贞出家崇圣寺。公元1056年，缅甸国王曾两次来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在寺中以玉佛相赠。

崇圣寺五宝，唯余三塔矣。现在漫步在空旷威严的崇圣寺内，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殿都是新建的，大体可以看到当年的原貌。“佛都”两字是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所题，证道歌碑不知何处。有关方面已尽可能恢复崇圣寺规制。

我曾在崇圣寺礼佛，后来在寺院用斋。数百僧众同时用斋，确非一般佛寺可比，俨然当年大理国皇家寺院的规模。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人类德行的典范，是人心尽可能抵达的彼岸。

崇圣礼佛，是盛世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