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荡的魂灵

                   一苇

那一瞬，世界如此安静。阳光清澈，如橙色的薄绸覆盖着延绵的群山。长天凝碧，风不动，沘江不语。

我看见，千姿百态的魂灵在头顶的天空中游荡。

奔跑的魂灵、徜徉的魂灵、悬浮的魂灵、歌唱的魂灵、哭泣的魂灵，欢乐、痛苦、悲伤、漠然，缠绕着顺荡井的过往。

昨夜，应当有一场透雨，江水粘稠，黄、红，如大地裸露的肌肤，是高原汩汩奔涌的血液。

藤桥，曾经的古渡，如今的浪漫，桥上晃荡的长发女人，腰身纤细，举着淡紫白花的钢骨阳伞。河畔的摄影师，举着深不可测的黑色镜头，将古意与时尚揉合。阳光下丁丁当当的笑，溅起古村的盎然生气。

脚下的老藤苍黄、摇摆、扭动，试图挣断数百年的骨头。

楼桥，曾经的繁华，桥上的爱情和马帮，桥上的新娘和盐巴。守桥人的小屋旁，阳光下切猪下水的女人，肥硕的臀、健壮的臂，黑色的脸庞艳红的衣裳。

这座叫彩凤桥的楼桥，连接到拉萨的马道，也连着进北京的官道。

走过楼桥，桥板“咚咚”响，有马驮着粮食走过，有青衣衩裙的妇人，背着篮青草。我举起相机欲拍，妇人挡住脸：“莫拍，会把我‘潘满’带走的。”她说的是白族话，“魂灵”叫“潘满”，我老家也有类似的传说，拍照会把“潘满”勾走，人就只剩躯壳。

走过楼桥，巨大的香樟树挺立桥头，浓荫庇护着周围的房屋。房屋旁便是省道直通兰坪，距县城也就十多公里。路西，就是顺荡火葬墓群。

顺荡火葬墓群，静默，无人问津。青苔湿滞、绵软，爬满通向墓群的红砂石台阶。湿润的草地，新鲜的青多依果，散落在腐殖质、黄叶、枯枝混杂的黑土上，葱翠的光芒，刺入我的眼。大片的多依树，蓊郁在火葬墓群的上空，枝叶婆娑，果实丰硕，人或鸟兽，都不敢贸然踏入这片魂灵的领地。只有春风化雨善解天意，摇落一地鲜果，赐给长眠的顺荡先人。

沘江西岸有山，曰莲花山。莲花是佛教的象征物，古人取这样的山名，应当是依山形，更与白族信奉佛教有关，取清净之地的寓意。莲花山半坡的台地上，是望而生畏的神秘火葬墓群。

我们坐着大巴，溯沘江而上，一路歌唱来到顺荡村，走过古风犹存的彩凤楼桥，走过吱呀作响的藤桥古渡，穿过公路，拾级而上，瞻仰墓地。此时时空骤然凝滞，大地寂然无声。喧闹的人们，顿时肃穆凝视。

不敢高声语，恐惊墓里人。

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的火葬墓群，耸立的红砂石碑，如同地下生长出来的森林。每一块墓碑都向苍天仰望、倾诉、呐喊，呼唤天上的浮云和匆匆掠过的飞鸟。或许，还有过路的神灵。在红砂石粗砺的身躯里，种植着颗颗细腻柔软的心。莲花座、造像、云纹、梵经、汉字、白语，集中呈现在半人高的石碑上。菩萨、西域、汉人、白子，我很快就捕捉到这种地域文化间的交汇，如同沘江与澜沧江的交汇，黑潓江与西洱河的交汇。那个时代，白花花的盐巴就是白花花的银子。顺荡井，将这些四面八方的魂灵吸引到这里，盐井成了轴心，往来穿梭的马帮、钻入山腹的矿工、持械守卫的军士，构成了抵达白银的滚滚车轮。

古镇苍苍，沘江滔滔，两岸是青瓦白墙的老房子，路边有槐树，树下有闲坐的村人，惬意的景象，在村镇里很久未曾见。

顺荡井是明代“云龙八井”之一。“八井”，我依稀记得，有石门井、诺邓井、师井，史料上记载还有山井、大井、天耳井、金泉井，我后来才知道，金泉井便是宝丰井。如此看来，经常易名未必是好事，令人云山雾罩。很多年以前，我与同事段忠达到宝丰。曾有几年，他在那里教书，娶了宝丰金麦村的女人。我在村里写过年的对子，被村民挨家挨户请吃，不觉一周。想起那个村落，“衣冠简朴古风存”。时至今日，犹记得那段闲暇时光。宝丰，这个沘江边的小镇，金麦人称“洛麦间”，是白语，汉语是“雒马井”。宝丰曾是云龙州治所在，据传从旧州迁至宝丰，又搬到石门井，现在石门井已改名诺邓镇，应当是诺邓古村名气太大的缘故。“诺邓”是“老虎”的意思，白语是，彝语亦如是。有次至姚州，有村叫“左门”，问当地彝族，称“遮美扣”，与白语音译也差不多。曾经问过浙江人，“长江”浙话怎讲？他们说“早沟”，不禁一愣，与白语音译略同。各族各地语言之间共通之处甚多，为何要割裂开来“研究”呢？

顺荡，白语称“时同”，何为“顺荡”？何为“时同”？我虽为“民家”（白族），却也不甚明了。查了资料，问了人，还是搞不懂。或许采盐时矿难频发，取“顺顺当当”的谐音。“时同”，当地人说是白语发音，也不明白其意。问过若河，此君为当地人，又研究地方文化，他也不知道。偶然机会，问了刘卫东先生，此公曾在云龙当过六年县长，他说，白语“时同”是“米汤”的意思，也令我糊涂，何以“米汤”命地名?

迄今发掘的顺荡火葬墓群，从年代看集中在明朝，应与彼时盐业兴盛有关。

漫溯时光深处，土葬由来最久，自原始部落时期直至唐宋，都盛行土葬，甚至还有殉葬，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的死亡，无疑是奴隶和平民的灾难。即便政府力倡火葬的今天，民间仍大兴土葬之风，墓室极尽奢华，攀比之风更盛。而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亦即中原唐宋之际，大理盛行火葬，应是佛教向大理渗透的原因，那时大理称“妙香国”，几乎全民信佛，盛行火葬似也找到了原因。

明朝后期，官方严禁火葬，棺木土葬再次大行其道，只有僧人兴火葬，有些居住大理的彝人、藏人也有火葬的习俗。顺荡火葬墓群，却是在明初至中期，有墓碑为证，明永乐六年（1408）至万历元年（1573）间，其间跨度165年。而顺荡盐课司则在此前的洪武年间（1383)设立，由此可见明朝初年顺荡盐业便已受到官方重视。如此，顺荡火葬墓这么庞大的群落出现，自然不是偶然现象。从时间的节点上，恰恰证明了盐业与此墓群密不可分。

为何顺荡没有南诏大理国时期和元代的火葬墓群？可能当时顺荡还没有大规模开采食盐。否则，南诏国、大理国、元朝三代是火葬最盛之时，应当留下大量火葬墓群。在我有限的认知中，至少通海发掘的大理国火葬墓群，就证实了我的推测不虚。那么，何以明朝大兴棺葬，而顺荡会出现火葬墓群?我觉得顺荡井已与怒江兰坪一带接壤，离藏区近，离北京远，受到藏传佛教影响颇深。这一带至今仍存在的“阿咤力”可佐证。“阿咤力”是佛教密宗僧人，持经诵咒的方式介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那么，在明朝初年，在离京城遥迢万里的顺荡井，还有火葬墓群的存在，就不足为怪了。

我的心，有些惴惴不安，担心惊扰了这些顺荡的亡人。他们曾经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世间，又以何种方式悄然消亡？在岁月烟云中，个体生命的存亡如此渺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留下的墓地，却始料未及地成了国家级文物，任后来者凭吊。

我缓步墓群间，端详碑铭与图案，朗诵铭刻的经咒，敬畏之心油然而生。那些碑铭上的字体，大多是秀挺的柳体，铁划银钩，入石三分，数百年之后，依然清晰如昨。而丰润的佛教造像，嵌入红砂石中，强烈碰撞形成的视觉冲击，令行家为之折腰。艺术水准之高，在云南大地上实无出其右者，难以想象是在僻远的群山之间。何人所书、何人所绘，何人雕刻，都已无处寻踪。这些民间工匠，其水平不逊于当今某些“大师”。想起在书法课上，杜洋老师说敦煌出土的大量唐人写经的书法水平，不亚于流芳千古的欧禇颜柳，只是他们身居下层，历史上未载其名而已。

红砂石，质地不坚韧、不细腻，在上面雕刻极为不易。下刀轻，文字图案很难嵌入，经不住风雨剥蚀；下刀重，稍不小心即削去石块，使得前功尽弃。有次，我用石匠的刀具在墓柱上刻了一幅对联，便知道成一名精熟的匠人难度并不亚于成为书法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在红砂石上雕刻出精美的造像图案或文字，比不得细腻的玉石和大理石，功力要大打折扣。如果驾驭石材的水平稍差，成品自然不足观，顺荡火葬墓群的文字图案堪为上品，实可见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匠人技艺之高。我经常出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看到当代一些传承人的石雕作品，价格奇高却甚为鄙陋，直叹古老的手艺已经失传。古人刻这些碑铭，是怀着敬畏之心的呕心沥血之作，今人大多趋利，一看便入俗品，实在令人叹息。

我从未见过如此具有佛教气息的墓群。碑铭正面记载的不仅有亡人的名号，还有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有梵文的经咒，比如《大悲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火葬墓的形制以一块直立的碑为主，碑座多数刻有赑屃、莲花、白鹤、狮子等图案，碑与底座靠公母榫头连接和固定。碑块分为阴阳两面，阳面刻有楷书，中间直行为死者姓名，字号稍大。格式大致相同：“号曰追为亡人××神道”，右边直行刻有“南无六道分身救苦地藏菩萨”，左边行为立碑年月日时，两侧刻有童子、鱼、伞、宝瓶、海螺，俗称“佛八宝”。碑额呈半月形，正中刻尊胜佛母坐在须弥莲花座上。碑上还刻符咒，意蕴吉祥。碑阴面额边缘刻有“四佛四菩萨种子字母”。

何为四佛四菩萨？我查阅过资料，在佛教密宗中，又称“五佛四菩萨”，或为“九尊”，指大日如来、东方宝幢如来、南方开敷华王如来、北方鼓音如来、西方无量寿如来，东南方普贤菩萨、东北方观自在菩萨、西南方妙吉祥童子、西北方慈氏菩萨。而“种子字”，指的是佛菩萨所说真言之梵字，又作种字，含有引生、摄持之义，之所以称为种子字，因其具有“自一字可生多字，多字复可赅摄于一字”。碑阴正中，刻有无量寿佛或地藏菩萨造像，碑额下方用汉字书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其余碑文全为梵文。这些梵文中，《大悲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常见的经咒，我能从汉字标题上知道，至于另外的梵文，于我而言，无异于天书。

区区一块墓碑，竟然蕴含着如此丰富的佛学义理，足见当年顺荡井也是佛教密宗繁荣之地，能在火葬墓碑上如法铭刻梵文经咒者，不是一般工匠能为之。

徜徉墓群间，还能看到造型各异的经幢，正方、六角、莲花座、宝顶，通体刻有佛像、梵文、佛教图案、死者名字、立幢时间，体型不大却极其繁复。

有资料记载：顺荡火葬墓群坐落在沘江西岸莲花山的台地上，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火葬墓数百冢，现已发掘出梵文碑85块，梵文经幢7座，碑块和经幢全部选用当地的红砂石制成，大小不一，最大者通长1.66米，宽0.56米。

这个数目，可能是发掘或修复的部分，地底下是否埋藏着更大的秘密？这是个留待遐想和期盼的话题。

我以前见过的墓地不是这样的，老家炼铁的祖坟，也是郁郁苍松掩映的墓群，却是清代的棺葬墓地，每一座墓都砌成了棺材的样式。正面两根墓柱，上置半月顶青石，将大理石碑镶嵌其间，碑上详细地记录了亡者的生卒年月和时辰，还有血亲和姻亲，直系和旁系，各种社会关系一目了然，还不忘加上题写碑铭者的职位和名字。这种充满人间烟火味的俗世碑铭，与顺荡火葬墓群的碑铭大相径庭。火葬与棺葬，这是肉体消亡的方式之别。火葬墓群的碑铭，充满了灵魂救赎的宗教气息，而棺葬墓上的碑铭，却是俗世社会的另一种延续，其意义是让后人记住这个家族中的某人，或是家族曾经的显赫与繁荣。灵魂飞升与世俗功用，一块碑铭，竟有如斯不同。

此时，阳光从顺荡村的上空倾泻如瀑，灸烤着莽莽群山，也照耀着翻滚着红色汁液的沘江，而墓群内却分外寂寞而清凉。

我明白，这片清凉来自那些长眠于此的顺荡先人。石碑高低错落，表示着这些亡灵曾经的地位和家境，还有他们的阳寿高低。墓碑和经幢上的图案和装饰，应当也有家境殷实与贫寒之别。这些石碑如同森林，挺立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生长着历史和忧伤。

吸引我目光的，却是块瘦小而平淡的石碑，没有更多的装饰。在森林般的墓群中，它似乎已被掩没，却在瞬间击中了我脆弱的心。这块石碑上只有两行字，横排是“河南郡”，竖排是“亡女桂香之墓”。我只能从这两行字间，大体揣摩死者的身份，她应当是未成年人，不幸夭亡，父母为她立了一小块碑，她来自遥远的河南郡。

我的眼前掠过一幅场景：衣裳褴褛的父亲从矿洞里钻出来，咸涩的汗水将额上垂落的头发粘在脸上，脸色青紫，颧骨高耸，满脸的尘灰和污垢，使他如同从地狱中刚刚爬出。家乡大旱，颗粒无收，为了挣钱活命，他从遥远的河南郡流落至此，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顺荡盐井做了矿工。父亲早已埋骨他乡，年迈的老母在西来的路上饿死了，就埋在驿道边的高岗上。三岁的小女桂香随他们来到盐井，住在沘江边的窝铺里。几天前大雨如注，漏雨的窝铺让冷硬的棉被变成了厚冰，江风呼啸着钻进窝棚，钻入他们的骨头缝。杜甫说，“布衾多年冷似铁”。这场雨让小女桂香得了寒症，高烧不退，煎了几副草药，仍是不济，他让老婆照顾昏睡的女儿，别的只能听天由命。活着的人还得吃饭，他还得下井。此时，刚从矿洞里爬出的父亲听到了呼天抢地的哭声，来自不远处的窝铺。他连滚带爬地跑去，看到妻子抱着幼女，哀哀戚戚。孩子动也不动，脸色青绿、苍白，渐转死灰。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失去温度。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无语，泪水冲开脸上的灰土，留下两道印痕。

牵绊我的，还有另外的墓碑。

“诸法从缘生，缘离法即灭。我归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若人欲不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名为“追为亡人赵罗义之墓志”上的偈语。驻足这块墓碑前，我沉思良久，诸法从缘生，缘离法即灭，世间万象，都从一个缘字而起，有缘则聚，缘尽则散，爱人如是，朋友如是，父母兄弟亦如是，人生不过如此乃尔。

这些墓碑大多为杨、张、高、赵四姓，从现在顺荡居民的姓氏来看，这应当是他们先祖的墓地。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延续大半个明朝。这些亡灵，是土著，还是外来？都已不再重要，他们的生命，已永远铭刻在这里。尤为奇特的是碑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白语碑文，“姑薄王”、“伽保寺”、“阿夜玉”、“张观音保”、“张罗俸酋”、“高波罗”、“满息”、“山玉”、“女禾”、“直早”、“执酋”、“如三”，这些汉字，显然从汉语层面是无法理解其意的，白语却可以。我知道“姑薄王”是指姓王的老头，“阿夜玉”是指名字里有“玉”的阿姨，“高波罗”的名字里有“虎”，“波罗”在彝语白语里都是“老虎”的意思，“波逻皮”就是虎皮。比如南诏的军将都要披“波逻皮”。从语言特征来看，墓地中埋葬的古人，大多都是现在白族居民的先人无疑。汉字、梵文、白语三者相融，似乎构成了明代白族村落的宗教文化特征，也证实了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撰写碑铭的先生，应当是通晓汉语和梵文的“阿吒力”僧人，将白语刻在碑铭上，或许是突出民族文化特征的有意为之，或许是因为顺荡村民大都不懂汉语的缘故。

敬畏、虔诚、恭谨，徜徉墓群之间，我先前的浮躁已从心内清空，一路上的欢声笑语此刻全凝为静寂。林立的碑，造像、碑铭、佛经、梵文、莲花座，构成一个清净庄严道场。经咒清音仿佛自六百多年之前传来，在莲花山上空盘旋上升，响遏行云，声震天宇，震荡着我的耳膜。

此刻，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六道轮回，没有行走的沘江，没有静坐的莲花山，没有村落与藤桥，没有秋风和阳光，亦没有我。只有顺荡火葬墓群，旋转、浮游、升腾，在碧落与黄泉之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如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