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若有若无提起那些事时,心里装了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未必是真的,也未必没发生过。湖广填川,川渝人心头手臂的烙印!既是一段远去的历史,也是一部沧桑的史诗。
我不是一个忠诚的历史爱好者,却是一个虔诚寻根的孩子。带着一份关切,一份惦记,还有一份延续,站在寻祖的角度去远眺那些迷蒙的过去。从注重“历史的人”中去寻找中国历史上,那段大家尤有耳闻却鲜为知之的故事。从残酷的明末战乱,蜀地被清剿,湖广填川中寻找出一些熟悉却又陌生的人物来。这些人物,是当今多数川渝人的记忆,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他们以自己单薄的身体承担着社会的重重负荷。心头是期望,肩头是担子。一头装火种,一头放小孩。赤足上路,涉水越坎,一步步向传说中神秘而蛮荒的巴蜀。从此深埋在这片崇山峻岭中,一点一滴,一盆一钵。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有块安生地可以耕种,三餐锅里有饭上桌。正是这种平凡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成为巴蜀大地沉默又无私的奉献者。他们从不在意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只为延续生活的希望,生命的感动,隐忍着生活强加的疼痛,吞咽着世事的沧桑。
这不是巴蜀大地第一次迎接陌生人,历史上曾有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秦灭巴蜀迁来了秦人;西晋末年把陕西和甘肃移了些人来;北宋初再次有陕甘人入驻;元末明初来了一批蒙古人;湖广填川是第五次,明末清初主要从湖北、湖南和广西、广东等地或奉旨入川,或避祸、避难而来。现在川渝大部分人都是移民,多数人还记得自己从何而来。这片土地的历史源头在大禹治水时期的“州巴蜀“,为周初子爵国,是蜀人、巴人和賨人的主要聚集地。巴人、賨人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川东北土著,蜀人也是一个迁徙民族,主要寄居地在川西平原,据说与氐羌同源,因为民俗相同,羌人青衣椎髻,蜀人也是青衣椎髻。
巴蜀相依,川渝同袍。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率军灭了巴蜀,设其为秦国的蜀郡,“移秦民万户入蜀”。当时一万户约为五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足以占领川渝的富庶之区。这是巴蜀人第一次以惨痛的代价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扩大中国版图。秦国消灭巴蜀之后,其孑遗只能作为附庸,而且不得不迅速同化。因而总体看来,四川其实是换了一茬人了。到公元2年,四川人口由5万发展到351万,充分说明了这块土地的再生能力,以及殖民政策效果的显著。
公元298年,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十余万人涌入四川“就食”,导致社会大乱。这些“流民”大部分是氐羌人,生性剽悍,反客为主,原来的四川人——秦汉的中原人——纷纷外逃,几乎拱手让出了四川。成都很快被攻占,成立了流民政权“成汉”。现在还有地方(如盐亭)整县都操氐羌语,四川面貌再次改变。不久,贵州的僚人又大量涌入,数量比氐羌更多,于是四川又变成僚人世界。这些僚人,史书记作“獠人”,说他们“依林旅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得其仇,必生食之”,大约还处于“食人生番”阶段,四川的文化至此发生了大倒退。
由于“僚人所至,郡县皆废,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引起汉人政权的大恐慌。从隋代开始,一方面对僚人进行镇压,一方面又加速对他们的同化工作。唐宋时期,新的中原人不断迁入,与同化了的僚人共同建设四川文化。宋末的四川,因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所以遭到元军最猛烈的报复,人口一下子由1000万锐减到60万,宋朝实际只留下了“四川”这个地名。
瞧瞧,这就是历史上的四川,多灾多难,几经揉和揣捏。它被正式以省治命名是在元代,而最先出现这个名称是在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当时设有益、梓、利、夔四州,治所分别为今天的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因而简称“四川”。但最早被作为行政区域却是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中被正式使用。因此,四川地域文化是在移民的文化基础上构建的,最后一次便是在湖广填川后,于近300年的历程中形成并显示出自己鲜明个性的调和文化。
元末明初,四川差不多换成了蒙古人和湖广人,与原来的北方移民大异其趣。直到明朝解体,四川都不景气,人口发展的最高峰才310万,已大不如前,却又迎来明末清初的大动乱。由此经历了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时期,310万人在不断地杀戳中仅剩8万人,繁华的成都成为虎豹之乡,四川的省会不得不改移阆中。
那是一个黑暗而暴虐的时期,战乱不休。铁蹄践踏蜀地的张献忠,终在西充凤凰山多宝寺前的太阳河畔灰飞烟灭,其部下仓惶出川,朝云南、贵州方向散去,蟠踞蓬州、仪陇、南部各地多年。其间与土匪响马一干人等纠集,队伍日渐庞大。在后来几年内又挥兵三次复踏蜀地,使得四川民死畜亡,满目疮痍。
还没从土匪的魔掌下逃脱,又迎来了清军入关。人们抵抗清兵的反应更激烈,大部分地区都活动着抗清人士。清兵开始时与他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搞得野民俱惊,但川人的顽强终于激怒了急于平定的清王朝,明里暗里展开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1649年,清廷贴出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留女”。此劫使更多生灵惨遭涂炭,按天道规律,接下来必定流行瘟疫,以重新对人种进行洗牌。于是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四川人口百不余十,“千钱斗米,捐瘠鬻子,羊豕不遗,唯莺飞草长,游魂遍野”。
一个伟大的民族往往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尽管不影响其煌煌发展。关于那场浩劫的真相,现在无人能道出子曰,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民族,它有回旋余地,有再生功能。清王朝随之鼓励各地民众入蜀定居,组织再生产。至于这灭蜀之罪,张献忠成了最好的替罪羊,若有人细究,还可搭上可怕的瘟疫。于是,离蜀地较近的大批湖广居民或农或商或犯罪羁押进川,掀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这是近代史上对四川最大的“清场”,虽然割断了四川的地域文化,却未割断整个民族的历史。巴蜀这块空白地带,在最近300年间重又积聚和繁衍,构建了新的川渝人和川渝文化,而且杂采众善,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为人类发展史又添一大奇迹。这些五方汇聚而来的人,无比鲜活、又极富有个性,虽为时光积垢所黯淡,却是历史中真实的个体。他们从分散到融合成一个整体,从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到处心积虑谋得自己的利益。就像如今的南下打工人潮,带着一路颠簸,处处老谋深算而又心怀狐疑,惯于在人群之中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却不愿被规矩束缚了手脚。
这些基因里拥有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川渝人,成为中华民族一支优秀的队伍。在中国革命和杭日战争时期,川渝人领袖和战士都曾格外耀眼。盆地边沿的高山峻岭无法阻档他们追求的脚步,他们愿意为这片土地作出任何牺牲。为了修建世界一流的水利工程,有助南水北调工程顺利进行,库区百姓又泪别故土,为实施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水利移民工程作出了贡献。这是最近一次有规模的组织移民,更多自发移民大潮在改革开放后形成。曾经汇聚于四面八方的四川人,几乎循着当年祖先进川的路,又兴冲冲往四处散去,善于迁徙的秉性使他们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在各省各地形成庞大的“川军”现象。这时候,他们已有了较强的应变能力,却还和当年一样,没有多强的纪律性,这是否属一脉相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