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庇万民的大树

郑建光

这棵大树名叫沈郎樟。朱松来尤溪时，金人铁蹄如疾风扫落叶，席卷南下。因力主抗金得罪相党权贵，他被外放南剑州，偕家眷来尤溪担任县尉。一晃三年过去了，任满寄寓于同事的城南别墅（即南溪书院），开馆授业。在塾馆生下儿子朱熹，乳名沈郎。七年后，北风依然呼啸，金属锈蚀和朽木腐败掺合的气味，伴随朱子离开生养他的故土。那年，朱松像十几年前赴任时那样，扛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去建州（今建瓯）谋职，一家人随其迁居。临行前领着才七岁的沈郎种下小樟树，这棵香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沈郎樟。按照常理，种树的主角应该是父亲，七岁孩童只是在一旁玩耍的看客，最多打个下手。可是，老百姓相信是沈郎亲手栽种，民间有各种版本，我也宁可相信。

历史上的朱熹，不只一次被人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只一次被统治阶级扫地出门，踩在脚下。沈郎樟却挺直腰杆，矗立千年，冠盖如云，荫庇万民。谁能想到朱氏临别时种下的小苗，如今长成了六个成年人才能合围的大树。因为树的缘故，还开辟出一片幽静的公园。

又是一个秋天，八百多年前的狼烟已经散尽，风和日丽，我来到建瓯，寻访朱熹居住过的环溪精舍。了无踪迹是意料之中的，只见不远处一口艮泉，传出千古浩叹。据说这口井是朱子所掘，井旁一株榕樟合生树，也传说是他种植的。仰望树冠，枝柯交错，分不清哪是榕、哪是樟。细细揣摩，与朱子一生十分契合。历史反反复复给朱熹以道学家与伪君子两幅面孔，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的双重形象很像眼前这棵树。我拍拍树干，感慨良多。其实，朱熹在环溪精舍只住到十四岁，父亲去世了，不得不再度迁徙。

夕阳下，我分明看到一行稀稀落落的人影，透过千古时空，投射在闽北的山间小路上，苍凉的脚印隐没在秋天的薄霜衰草中。为了探寻历史留下的苍茫印记，我又把目光从建瓯投向建阳。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同样是被权相秦桧排挤，赋闲在家的抗金将领刘子羽。刘氏是崇安富室，颇具家资，不仅在五夫府第旁为朱熹母子修建“紫阳楼”，还赠送不菲家资田产。紫阳楼左近也有一棵高大的古樟，今传为朱熹手植。看来朱子种树成瘾，遍翻典籍，没发现他有什么嗜好，种树算一个。这棵樟树与沈郎樟相比，少了几分苍黛之色。我不敢断言是否水土不服，朱子六十岁知漳州任上长子先他而逝，认定五夫风水恶薄，因此迁居建阳考亭，这是事实。

朱熹在五夫屏山书院得到良好的教育，在武夷三先生悉心栽培之下，十九岁中王佐榜进士。他于次年春回祖籍婺源，登上九老芙蓉山祭扫先祖墓，并在四世祖朱惟甫妻程氏墓地周围，按八卦方位种植了二十四棵杉树，如今还有十六株，依然郁郁苍苍。管理人员说，文革时期被人盗伐了两株，据年轮测定，树龄与朱熹回乡扫墓时间吻合。婺源人说朱熹是历史上人工植树第一人，这种说法有褒奖朱子之意。我知道有些年代的人工林不多，但拜谒过孔林，一棵棵老态龙钟的柏树，在无声诉说植树经过。那次我和两岸大学生研习营再次来到这里，对解说员颔首微笑，我尊重婺源百姓，更尊重他们对朱子的爱戴。

朱熹四十岁时，《中和新说》一书写成，奠定了学术地位。又是一个三年，在学术界已经树立崇高威望的朱熹，第一次回尤溪看望沈郎樟，此时，他儿时手植的香樟早已枝繁叶茂。在县令石子重陪同下，他拜谒了父亲当年的衙署，挥笔题写“韦斋旧治”匾（朱松号韦斋），民国时期复制的“韦斋旧治”碑，如今屹立在尤溪宾馆大堂左近。

跨越武夷山脉，我来到白鹿洞书院。这是朱熹知南康军时亲手复建的一座唐代书院，一棵丹桂挺立于院子当中，树冠把天空挤得满满当当，一如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忘记家仇国恨，营造盛世假象。我趋步近前，发现牌子上面的文字说明，桂树为朱熹亲手种植。根据树径判断，值得怀疑。旅游景区的说法可以不必太当真，这棵树属不属于朱熹也不重要。朱子本身就是一棵大树，一棵冠盖如云，泽被海峡两岸、荫庇万民的大树。所幸铁蹄狼烟早已远逝，爱好和平的中华儿女，都能享受到这棵大树带来的清凉。

作于2022年11月9日

《海峡瞭望》2022年第八期（2022年12月）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