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坊11号

郑建光

想不到在升平坊11号一住就是二十几年。我对这一带每一个街角、每一处路面了如指掌，但对楼里的四十几户人家，依然陌生，认识不到五分之一。只顾个人狭小的世界，心外无物，哪认得邻居？我突然意识到，这让人生失去多少乐趣啊。

这个小山城开发商品房的步伐很快，紧追一二线城市，福利分房政策刚取消不久，就有房子售卖。大多属于旧城改造，楼房处在城市中心区域，统一盖八层，没有电梯，每平米九百多元，升平坊11号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买房没有按揭，交房款时惊喜地发现，买这栋楼套房的有三户同村人，那时在城里买房的人不多，都不声张。升平坊11号建在印刷厂原址上，大约有十户属于回迁安置对象，他们先选房，是真正的地主。其余是“外来户”，有农民企业家、机关单位小领导、国企小职员、双职工家庭、个体工商户……都是一些手头有点小钱的无房户。城里原住民都有祖遗房产，和我在乡下老家有宅院一样，他们在这个山城根基深厚，那时一栋老房子也就两三万元，无人问津十多万元一套的“鸽子房”。我于一九九五年重入商海，倍加小心，因为七年前赔得只剩下一把椅子，伤口刚刚愈合。虽然，做梦都想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却不敢轻易出手。一九九八年已有少量商品房供应，有人来推销时，我动了一下念头，没过多久听说那栋楼卖光了。第二年又有人推销房子，我才认真对待买房这件事，到实地看了几次。楼房处在临街第二排，可以较少遭受喧嚣市声干扰，那时已盖到第三层，阳光充足，四周楼宇都已落成，看得出不会被遮挡。房子总价加装修大约在十多万元，我掰着指头细数口袋里的钞票，投到房子后还有多少钱可用于商业周转，维持现有的生意。我胆子小，做事情量力而行，最后咬一咬牙买下了，千禧年入住。我家在三单元，所以，最熟悉的就是中梯三单元、四单元的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上下楼梯时都会点个头，挤出一丝笑容。我家上一层三单元是安置户、四单元夫妻都在林业部门工作，是我老乡；再上一层三单元是我中学同学阿国，在审计部门工作；我家脚下一层三单元是亲戚，下岗工人。这就是升平坊11号最亲的邻里了，有事会互相走动。

升平坊11号坐北朝南，三梯五个单元。一单元、二单元在东梯，那里的业主我基本不认识。西梯只有一单元，按顺序称五单元，一百四十几平米大户型套房，业主都是有钱人。五单元四层是我同村同学，因为整个家族都办企业，受人尊重，我很少直呼其名，一般称他甄总。他原先在乡镇办企业，后来进城在工业园区买了一块地建厂，那时他对我说，如果听到哪里有好的房子告诉他，我们买在一起。我付房款时才知道，他已经买下升平坊11号房子，不知道他是不是担心我开口向他借钱，才没有叫我一起买。他的确有钱，装修上花的钱是我的两倍。可惜没有几年好光景，生意越做越糟糕，向银行借贷四五千万，无法按时还利息，厂房和那套房子三年前被法院拍卖了；甄总上一层和再上一层是陆氏两兄弟，买这套房子时有自己的木材加工厂和林木基地。十年后，陆总转行开发房地产，疯狂融资六亿多，最后崩盘进监狱，房子也被拍卖了，并且，让千百号冤大头为他陪葬；五单元二层业主是卖服装的个体户，他买的是升平坊11号最后一套房子，因为买六合彩赔个精光，未住满两年就把房子卖掉，最早从升平坊11号退出，回乡下去了，二十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第二个退出升平坊11号的是三单元五层安置户，也是位个体工商从业者，距第一个退出约三四年，同样栽倒在六合彩上面。不仅卖掉房子，店铺也关门歇业，不知道靠什么过日子；三单元六层、四单元二层也是安置户，前者于五六年前在新区买了高层楼房，把这套出租了；后者七八年前在厦门买房，把这一套卖了；四单元四层业主则是生意不顺，悄悄卖了房子还债；中梯顶层两套房子也已经易主，三单元顶层夫妻都是老师，差不多住了十年，卖掉换成其它楼盘的大套房；四单元顶层夫妻在金融保险部门工作，在新区买了电梯房，三四年前离开这里；三单元六层就是在审计部门工作的阿国同学，他有一套福利房被征迁，政府补偿给他一套电梯房，虽然相对于升平坊11号来说位置偏了一点，他还是选择有电梯的新房，这套就用于出租了。住套房本来就是紧闭大门各过各的日子，加上这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把房子卖掉，新的业主进来，我认识升平坊11号的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一年比一年少，生面孔越来越多。以中梯三、四单元为例，只剩下五家是原业主，其余要么易主，要么出租。商品房不是乡村里的府第，性质决定了它的命运存在变数。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重感情，恋旧。若不是万不得已，谁会舍得离开这里呢？升平坊11号处于这座小山城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区，历来属于实小、一中招生划片范围。出楼房左手边几十步路就是市民中心广场，四周分布着文庙、老衙门、政府大楼、公检法大楼、星级酒店、人民银行等；从楼房右侧出大门就是大型超市、超市楼上是剧院和KTV、跨过大街是新华书店、左转往前十几步是医院、车站等；升平坊11号紧挨着黄金珠宝一条街、服装一条街，还有咖啡馆、奶茶店、早餐店、鲜花店……除了生活方便，住在这里也显得体面，哪怕有不少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搬到新城区去，但只要说家在升平坊11号，依然让人羡慕，同样有不少人选择入住这里，所以，二手房买卖活跃。正如《围城》里说的那样，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没有身临其境，无法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当年买房的时候认为，位置在临街第二排，比较安静，其实未必。亲眼见到的大把大把的阳光，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成为“骗局”。入住刚五六年，与升平坊11号朝向成直角坐落的印刷厂车间，卖给了楼门口那家大超市老板，这位财大气粗的有钱人，在原本只有一层的车间上加高六层，改建成宾馆加酒楼。这相当于在升平坊11号西侧不到五米处筑起一道七层楼高墙，冬至前后，四层以下人家基本上与阳光说拜拜了。临街酒家开到深夜，猜拳行令声正好冲着后一排楼房的窗户，不胜其烦。老旧小区基本上是开放式，升平坊11号也不例外。社会发展速度比想象快得多，小区内楼房的一层杂物间，摇身一变成了店铺。前些年，打架斗殴不时在楼下发生，发酒疯飙高音者，更是司空见惯。保洁人员不按规范服务，凌晨一两点开始制造响动，延续到五点多，根本不把业主放在眼里。二零一五年，因为视网膜脱离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康复期，我在这期间用手机写了一组二万多字的病中杂记，其中一则写到：一场豪雨，从子夜下到凌晨两点，终于停了。随即响起拖泥带水有点浊重的唰唰唰扫地声音，因为地面积水的缘故，听起来没有往日那么刺耳，但同样影响休息。早清扫历来是五点后开始，八点前结束，如今可不守这个规矩。我住院前一周，找过城管办和社区负责人反映这个问题。我所居住的中心区不是封闭式小区，没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社区雇佣几位年龄大、进不了工厂的人员，包干负责楼栋卫生。可能是工作量大，也可能是夜里干保洁，白天干别的活，他们凌晨一点多开始工作，铁锨与水泥地面尖锐的摩擦声，玻璃瓶子满地打滚的碰撞声，垃圾桶底儿朝天栽到板车上的轰响声……在夜深人静时如阵阵惊雷搅得人不得安宁。烦人的声音持续一两个钟头才歇止，当你刚刚有了一丁点睡意，包干隔壁楼栋的另一拨人又来了，这时大约已经凌晨四点，神经又要再忍受一两个钟头的折磨，彻夜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已持续一两年，我不是有意监督他们，经常熬夜写作，自然了解这些情况。那天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说，这不叫做卫生而是扰民呀。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答应想办法解决。可是，快两个月了，午夜惊魂恐怖片如期上演。我心里窝着一团火，准备写个政协提案，被子夜这场豪雨浇熄了。环卫人员为了挣到那一份微薄的工钱，风里来雨里去，工作辛劳，挑他们的毛病于心何忍？我对自己说还是克服克服吧，谁让你患失眠症呢。仔细一琢磨，又觉得自己对待问题的态度看似包容，实则冷漠。漠然处之，问题总有一天也会得到解决，一年，两年，或者三五年之后。但是，此举背离了健康的道德人格！试想，如果某位老人在一天深夜，突然被窗口下炸裂的玻璃瓶吓得心脏骤停，我敢打保票，第二天就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小组，问题立刻得到解决。这就是官僚作风，解决问题要以死人为代价，我怎么能忍心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一年，两年，或者三五年之后，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没有，至今都没有解决。二零一七年，也就是升平坊11号三单元六层业主去新区买房的前一年，为了逃避市声扰攘，我不得不也在新城区买了一套高层电梯房，面积与升平坊11号这套差不多，价格涨了十倍。量力而行有时候等于故步自封，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六年是东城新区开发热火朝天的十年，头五六年房价稳步上涨，从三千多到四千多、五千多，不论胆大的、胆小的，许多人出手买二套房，房子销售一空。我那时也有买房的条件，却考虑子女还没有毕业，不知道以后在哪个城市发展，迟迟下不了决心。然而，有几个人做事情是量力而行的呢，很多人都是相时而动，懂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道理，借别人的力量打自己的江山。五单元的陆总早就买二套房三套房了，甄总也赶在东城新区楼盘销售尾声之际，一口气买了两套。直至陆总进了牢房，甄总被银行起诉，我才明白过来，许多过风光日子的人，都是花别人口袋的钱。至今，甄总于二零一五年向我借去的几十万元分文未还；因为被陆总牵连拖累，黎总于二零一三年向我借去的几十万元，也无法追回。二零一七年，被我戏称为三环的那个新城区房价每平米七千，而那时处于二环的东城新区二手房房价已经过万，二零二一年东城区最好的一个小区房价逼近每平米二万元。一些人的财富在膨胀，一些人的财富在缩水，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多少人的友谊，被市场经济汹涌的浪潮吞噬了。

时代发展不可能都是一路鲜花，难免要裹挟一些泥沙，每个人都要面对挑战。我睡眠不好，有睡必梦，好几年来在升平坊11号反复做同一个梦，身陷古村落走不出来，找不到回家的路。由于长期内心焦虑，气滞瘀结，导致二零一八年春天生了一场大病，从此，我便活得通透了。不去想怎么收回百万血汗钱，不再怨恨命运不公平，也不指责自己不努力。虽然，那些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是，出来混总之是要还的。我买升平坊11号房子之前就认识陆总，那一年正逢工商联换届，有关部门准备推举他当副主席，邀请我写一篇关于陆总创业事迹的报告文学。采访也就个把小时，陆总说要赶去召开股东大会，看得出他不在乎这篇文章，更不在乎我这个采访者。我对他印象不深，后来成为升平坊11号的邻居，不记得是否与他见过面。我历来眼拙，更不会攀附富贵，即便见过，也不一定能认出来。黎总说他在陆总的房地产公司某楼盘有股份，我便很放心把钱借出去，因为，陆总名声的确很大。直到陆总倒台了才知道，这家公司有四个股东，黎总确实有股份挂在其中一个股东名下，但大部分钱是高利借给陆总个人赚取利差。陆总坐牢后，黎总走投无路，为了解套，利用互联网搞金融行骗勾当，前年也被判刑了。黎总不是天生的骗子，交往多年，人品不必怀疑，他如果不是栽在陆总手里，不至于这么狼狈。甄总是在二零一九年底垮台，所有资产被法院拍卖，仅剩下东城新区两套提前过户到儿子名下的房产。每个人都有犯难的时候，我在一九八八年赔得只剩下一把椅子的那次生意，村里有两个人支持我，各借给我一千元，甄总的父亲是其中一个。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举债，生意失败后，勒紧裤腰带先还清这两人的本金，向银行贷款五千元实在无力偿还，拖到五年后本金、利息加上罚息一次性还了一万多元。如果那时也搞征信备案，我就成了限制消费的“黑户”了。我默默记住甄总父亲那份情，让我有机会在一九九五年重起炉灶。甄总在升平坊11号那套房子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直到易主时我才知道被拍卖。我与甄总既是老乡，又是在升平坊11号近二十年的邻居，真的很同情他，爱莫能助。他遭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也不好催他还款。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市场经济，我这人恋旧、重情，仍然把甄总、黎总的旧日情分装在心里，债务是另一码事。

如果说升平坊11号是我当年追求幸福生活的标志，如今这个标志显然受到了无形的伤害，我必须努力把它治愈。在升平坊11号住了二十几年，对它既爱又恨，几次想卖掉，妻子说白手起家买的第一套房子，一定要留住。父亲说升平坊11号靠近老衙门，风水好，买房子时最高兴的就是他。二十年后买三环新城区的房子，没见他有多少激动，仍然说山城的风水在老城区。父亲不是随口说说，我们三单元、四单元的孩子大多是大学生、研究生，我也是入住这里后端上铁饭碗。我还没有告诉父亲，被后人誉为“文宗先汉，诗类晚唐”的明代才子、名相张居正的伯乐田顼，故居就在此地。田夫子为了照顾母亲晚年生活，四十多岁致仕返乡，落叶归根，再也没有离开升平坊。为此，我还在文史类杂志发表随笔《退隐升平坊》，纪念这位乡贤。二零一九年秋天，三环新城区新居入住，我象征性住了几天，又回到升平坊11号。按照风俗，当年在新房子过春节，却遇到武汉疫情爆发，一家人在新居足不出户待了一个月，那是最长的一次。安居不是象牙塔里的生活，而是尊重日常烟火，在世俗中找乐趣。虽然升平坊11号不如三环新城区安静，但我恋旧，喜欢老窝，争取认识邻里每一个人，不论贫困还是富有。

原载《福建文学》202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