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晴耕雨读

一

把目光投向被第一批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的这个村庄，进一步深入体验日常烟火里的风雅，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村子一直都装在我的心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一个福建山区最普通的村庄，山脉逶迤如五条巨龙，飞驰至龙泽村时戛然止步，状若五把金交椅呈弧形环列于村庄西北部。村落中七座土丘如七星落洋，按北斗星阵势排布。山清水秀，风景殊胜。四里八乡的人提起龙泽村，无不竖大拇指，赞誉那是造化专为晴耕雨读设置的风水宝地。这座小村庄旧名厚宅，明朝时属尤溪县安福里十三都，民国间改称龙泽。记得小时候村东头有一片风水林，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的那片林子，将村口围得严严实实。我们去上学的路上正好迎着朝阳，从林子间穿透下来的一道道光束，打在身上，心里顿生暖意。那时，乡绅已被打倒，村小教师成为最有学问和受人尊敬的人，因此当老师成为我最大的梦想。稍长大一些的时候，从过时的乡绅口中听闻，我们村子是古时候上帝选做京畿大都的宝地，村西头的石崖上，至今可见当年仙人垦山筑城留下的足印。他说，可惜尚在母腹中的新朝天子，惨遭旧朝追兵利刃，十万火急赶来护驾的石将军得到这个噩耗，顷刻间愣怔在溪涧边，化作一尊石像。龙泽十景之一“将军护驾”由此而来。我猜测这是开基祖编造的谎言，目的是让子孙相信此地风水，坚定扎根的信心。郑氏于明嘉靖初肇基龙泽，直至解放后才有少数几户外姓迁居于此，全村人口最多时有一千三四，郑姓约占百分之七十五。民风淳朴敦厚，村中父老人人宅心仁厚，睦好乡邻，不愧厚宅之古称；崇文尚学，代有彦英，因此在历史上又荣膺“书林”美誉。

二

村庄的历史像一页发黄的纸张，岁月是留在上面的字迹，日渐模糊。虽然乡绅也成为远去的话题，但讲述乡村生活时，怎么也绕不开。郑氏族谱在破旧立新的年代，被红卫兵当作封建糟粕扔进火堆，旧时代的乡绅们也因此变得影影绰绰，唯有郑亦泉稍稍清晰一点。因为他离我们不太远，又是民国初年的福建省议员，有关他的记载还能找到片纸只字。更久远年月里的乡绅，只能从老辈人口中偶尔听到一言半语。距今天较近的几个乡绅，文革中大多受到冲击，属于四类分子，已经长时间没有人愿意提起，以致他们在集体记忆中丢失了乡绅的身份。我父亲是贫苦农民出身，虽然在他的柴米油盐世俗烟火里，没有笔墨纸砚，却敬重读书人，认为读书人最明白事理。他对我谈起村里的一位乡绅时，感慨万端地说，把那个细皮嫩肉的读书人也抓来斗争干嘛哟，从早到晚抱着书本的人，也能干出什么坏事？在我熟悉的乡土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父亲一人，即便在那个阶级至上、唯成分论的年代。这次回老家，我遇到家园共建理事会几位老人巡视村庄，他们当中有土改时期的老干部，有从人民公社一直当到文革结束的大队支书，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村长，有从参加社教运动后转到村小教书的退休老教师，也有因子女的发迹提高了说话调门的老人……这是新一代乡绅，其中有几位虽然不常住村里，却心系家乡的大事小情。他们关切地问我退休以后回不回村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含糊地哼哈了两声。与老人们寒暄之后，我转身走向坐落在村口的小学校，听到身后一个老人说，旧社会在州府做官的人，退休后全都回到村里，给后辈一个学习的榜样；另一位说，是啊，如今村里的读书人都去为城里人工作，死都不想归根喽。

历史上的乡绅大多是致仕返乡的人，有钱又读过一些书。在我从小印象当中，乡亲们对读书人总要高看一眼，只是最近二十来年，不时冒出一夜暴富的人，其中少数人在村里也敢称爷了。这也不是太坏的事，只要村里需要，土豪们也都跟着掏腰包，毕竟“爷”丢不得面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恰逢林权改革，村里通往外面的唯一一条公路进行路面硬化，必须由村里自筹的那部分经费，尚有二十七万元缺口，村委会决定拿郑氏祖上留下来的一片三千多亩林子变现。那时没几个人兜里有钱，还是昔日一位村干部拎着一袋子钞票，解了燃眉之急。那片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子，以每亩不到一百元的低廉价格，一夜之间变换了主人。如今一些患红眼病的人纷纷议论，说那片林子增值了近百倍，等于全体村民的财富装入一个人的腰包。发了财的人大多热衷公益事业，何况当过干部见过世面历过风雨的人，自然不忘饮水思源回报乡亲，近年来经常带头出钱出力为村里做一些好事，换个好口碑。乡绅之所以受到村民尊敬，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好事，如修桥铺路，济困助学等等，还有各地流传的“十景诗”，大多也由他们运作出笼。今天有点能耐的老人，也想极力扮演那种角色。

所谓的“十景”大多名不副实，龙泽十景诗早已散佚，能见到的唯有郑亦泉的《寒潭更鼓》：夜深何处鼓频投，岂是儿童伐未休。莫谓山林无报晓，溪声也作当更筹。如今这首诗镌刻在县城紫阳公园文化长廊上，看来可以流芳百世了。前些年重修《郑氏宗谱》推出龙泽新十景，邀请当地名流、新乡绅赋诗礼赞。当然，这些诗赋多为溢美之辞，如同称龙泽村为“书林”，不过是美誉罢了。我在长篇散文《村庄辞典》的一个章节《书林》中这样描述：龙泽村有一个雅号叫书林，不知是外人的褒奖，还是自我贴上的封号。没有看见村子里有“父子翰林”、“兄弟进士”之类匾额，据说村里出过几位进士，也只是口头相传，没有史籍佐证，贡生的确有几位，书林之誉有点晕……村里有不少教师，加上旧社会几个口碑不错的私塾先生，艰难地支撑着几代人心中的“书林”巨匾。如今村里的大学生倒也不是什么稀罕物，若真有一块“书林”匾额，抬出来擦一擦，可以在村子里挂起来。

开篇对龙泽村地理形势的描绘，是基于五十年前的情景，当历史步入翻天覆地的人民公社时代，有什么不能发生改变？村庄已经不是原来的村庄，大炼钢铁时，人们违背“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圣训，世代以耕读传家的村民，举起利斧肆意挥向葱郁的林木。巨龙一般逶迤驰向村庄的五条山脉，虽然没有被伤及筋骨，但难保毫发无损。自毁家园行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通公路以后，愈演愈烈，大批木材无休无止运出山外，整整运了三十几年，给村庄四周的山岭造成满目疮痍的惨象。原本后山墩、下洋墩、东洋墩、圆洋墩、前洋墩、后洋墩、水尾墩这七座土丘，林木苍黛，充满生机，如北斗七星点缀在田畴阡陌之间。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时，有的削去半边身体为公路让道，有的被刨平建了仓库，有的被开垦成农田。所幸的是，还没人敢打村东头那片风水林的歪主意。我上小学时，由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掌管学校工作，对小学生讲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教学质量一团糟。上级要求每一所学校都要竖立一根旗杆，生长在成片林子当中的老杉木挺拔匀称，是旗杆的最好选材。贫管会主任是村里的头儿，也是学校的头儿，当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那片风水林时，这位堪称一言九鼎的人物也有所顾忌地说：“此事得找族长公商议。”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所谓的族长公形同虚设，不用说村里的公事，即便族内议事也不一定说得上话，所以大家对贫管会主任的话不以为然。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这次族长公竟然端起架子说话：“回去问你爸、你爷，他们谁动过风水林一草一木？”主任回了一句：“升旗用的。”族长公反问：“那是为我们村子守门户的林子，动了祖宗的基业，你升哪门子旗？”贫管会成员大多出生在旧社会，都知道郑家这片林子从前是高大的乔木林，林间落叶铺了尺把厚，胸径一米以上的柯木比比皆是，也不乏楠木、红豆杉等珍稀树种。解放初期这片乔木林被砍伐，改种更具经济效益的杉木，我读小学时那片人工杉木林已渐成森然气象。如族长公所言，的确没人敢对风水林动刀斧。但是，谁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即改革开放第一年，守护村口的那片风水林居然被放倒了。乡绅在强权面前垂下脑袋，失去了话语权，甚至不敢公开叹息一声。

过去的日子成为发黄纸张上的字迹，即便是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也有点模糊不清。我不记得是否见过那位老族长公，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任族长公，我不陌生，他是村里的巡山员，那时还未实行林改，全村的林子都属于他看护。龙泽村人都懂得自然不是人类征服和支配的对象，热爱和敬畏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些理念主动融入到村民的价值观之中。最近十年，村庄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重现绿水青山，某一天，村民惊喜地看见晨雾中有白鹭飞翔的影子，久违的鸟鸣声唤起了乡村应有的生机。我离开村庄的那个早晨，族长公的儿子捕杀了一只毛重二百多斤的野猪，这是今年落在他手里的第五只野猪，都是用布设电网的方式捕获的。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触犯了相关法规。这里说的族长公是指改革开放期间那一任，已经去世，他无从知晓儿子干了什么勾当。这些年我很少回老家，没去打听谁是现任族长公。这时候族长公和乡绅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乡村文明不能让血腥玷污。据父亲回忆，他小时候（解放初期）在村子里能听到虎啸，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即我读小学时，也亲眼曾经目睹大白天野猫窜入村子，叼走老母鸡的情景。很多年来这些生灵已经远离村庄，如今野猪回来了，但有些人却容不下它。如果乡绅缺位，乡村文明就可能遭到践踏，毁林、烧族谱、电野猪……甚至更无法无天的事情，都会在缺乏道德约束时悄然发生。

三

传统村落的气度格局，以建筑为焦点得到最直观的体现。龙泽村的民居看似随意散落，实则分布有序，基本上是背倚五把“金交椅”形成五个小聚落，处处流露出耕读文化内涵。这些房屋除了部分建于清代，建筑时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至人民公社时期，清一色的歇山顶敞开式二层木构建筑；二是改革开放以后至新农村建设时期，大多为三层砖混结构楼房。民国期间村里不但没有出现新建筑，人口也略有减少。一些人为了逃避抓丁拉夫，背井离乡，逃往邵武、顺昌、建瓯、建阳等地定居。新农村建设退烧之后也很少有村民建新房，一些人跑到城市或者镇上买房。人口增减，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前面所说全村一千三四百人，是指推行城镇化政策之前的户籍人口数，现在常住人口大约只有三四百人。

村里的清代建筑大多为深宅大院，不像解放后建的房子，只是为了“栖身”这个单一功能。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玉井坊，是村里最豪华、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可惜另一座与其建筑格局相当的尚林厝，在新村建设时被拆除。龙泽村原有大型府邸十几座，它们见证了一个家族的荣耀和一座村庄的辉煌。我十二三岁时离开村子到山外求学，那时像玉井坊、尚林厝这样的大宅院，还同时居住着十几二十户人家。听说公社化办大食堂时，全村人都集中在玉井坊吃饭，那个热闹场面非亲历者无法想象。玉井坊在古代办过私塾、义学，社教时办过夜校、驻扎过四清工作队和支左部队。据长辈们回忆，村里的大宅院大多开过塾馆，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时至今日，老人们依然习惯将普通民居的左右厢房称作书院，虽然，南宋以来福建遍地都是书院，但把厢房称作书院的现象在闽地也不多见。当年龙泽村读书风气十分兴盛，家弦户诵，蔚为大观。

玉井坊俗称郑氏大厝，建于嘉庆初期。近几年按原貌恢复的一对十米高的石旗杆，矗立在门厅前空坪两侧，用现代人的思维诠释老祖宗的荣耀。堂上高悬三方匾额：“贻谋燕翼”是玉井坊落成时，郑济正为其父所立；“五代同堂”和“操冷冰霜”分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和道光十二年（1832年）御赐。可惜这些匾额在文革时期被毁，现在所见均为仿制品。大门处在西南角，门框镶嵌对联，正面外联是“五色凤毛新羽翼，百年龙马旧家声”；朝内还有一对子“文章灿星斗，事业振乾坤”。照壁性质的南墙，重脊戴墙帽，中央榜书“福”字，两旁是对联：坐对贤人语，家藏太史书。正堂三层东西花楼窗额分别横书“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内容虽说落俗，但明白晓畅，直截了当反映出郑氏人家的生活态度，彰显主人崇儒风尚和精神追求。

我上小学时，偶尔到住在玉井坊的小伙伴家玩耍，大人总是不大乐意。那个年代没有人认为住在深宅大院值得自豪。由于居住观念改变，内部相对昏暗的高墙深户，从人民公社后期逐步遭受冷遇。大型府邸里的家族庞大，房屋产权十分复杂，虽然子孙已不再看好老宅子，但也没人敢打歪主意。而规模稍小些的建筑，产权明晰，几家人一合计，一夜间就被扒掉建了新房。龙泽村几十座规模不大不小的老宅子，大多消失在那样的背景下。

然而，有些建筑并不是因为拆旧建新被扒掉，比如祠堂和庙宇，还有村口的廊桥、孝节牌坊等等。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意识到古建筑的价值时，唉！只能徒劳地发出一声叹息。郑氏宗祠也几经风雨，且富有讽刺意味。从人民公社到文革结束时，一直坐在支部书记位置上的那个郑氏子孙，亲手把祠堂推倒，建了一座会堂。并非村里没有适合的地点建会堂，他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体现坚定的革命意志，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许多时候，公众利益遭到侵害时，多数人选择了噤声，特别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什么乡绅、族长公，不愿也不敢得罪位高权重的人。乡绅缺席的乡村文化，很容易滑向强权与野蛮一端。好在宗教和族亲作为乡村文明核心的意识，在拨乱反正之后被重新唤醒。在乡绅倡导下，人们又将会堂推倒，复建了祠堂。《郑氏祠堂重修记》云：“吾龙泽郑氏，荥阳衍派，系出贵胄。桂陆公于明季嘉靖间占籍斯土，聚族而居。洎乎明末，丁户始蕃，科名、行谊、勋伐炳然于世，遂有岭头坪祖厝外又倡建家祠。于是乎宗祊威灵，佑祖中兴。嗟乎！文革浩劫，殃及祖祠，三百年宇庭夷为平地而改建会堂。世纪之交，国运大昌，戊寅之春鸠工储材，于原址兴建家祠，当年告竣。堂室廊庑，一时并举，规模初具矣。旧物者，得光复。祖影者，得奉安。敦报本追远之诚，行禴祀俎豆之礼甚谨……”

传统村落不一定有教堂和大禅寺，小庙宇必定是有的，甚至，各种民间信仰场所不止一处。但是，处在那个特殊年头，在掀掉祠堂、焚毁族谱的村庄，自然容不下小庵小庙。原双峰祖殿毁于文革，代代承袭晴耕雨读传统的龙泽村儒释道并存，人们崇尚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敬奉各路神灵，这些庙宇一俟时风和煦，又应运而生了。《重建双峰祖殿碑记》云：“龙泽村口双峰并峙，壁立千仞，峻拔奇伟。双峰祖殿雄踞峰顶数百年，香火鼎盛。脚下清流激湍，头顶古木苍苍，钟鼓与拍岸水声交相辉映，森严肃穆。”这是龙泽十景中“双峰鸣钟”之所指。一九七四年村里遭受特大冰雹袭击，此后每年雹魔作祟。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社会安定、风调雨顺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因此乡亲们产生了重建双峰祖殿，为三圣君（张公、连公、肖公）再塑金身坐像的强烈愿望，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实现这一夙愿。从此，龙泽村再也没有遭遇冰雹灾害。与双峰祖殿遥遥相望的村西头永兴宫，主祀白马尊王，《永兴宫碑记》云：“斯地山明水秀，古木参天，乃清幽致境。背倚崇山，逶迤排闼，蕴涵万象。近处山脊岩石裸裎若乌蟒，直达谷底，两眼逼视河畔石蛤，惟妙惟肖。夜闻激湍似更鼓，声达数里。尤为奇异者，石罅状如蛇口，俨然厅室，可容十数人，白马尊王庄严高踞，风雨无碍。”

两座庙宇一东一西，不知道它们是否真正承担起庇佑百姓安居乐业的责任。但是，乡亲们的建庙之举，传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民众的文化自觉，应当不假。宗祠与寺庙承载了乡村纯朴的原生气脉，能够引导信仰回归，让人摆脱茫然无措和为所欲为两个极端心态，是安妥心灵的圣殿，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只要乡村民众觉悟了，具有维护乡村秩序意义的乡绅重新找到位置，村民的尊严得到保护，才能重现晴耕雨读的安宁景象。

四

深宅大院、族规家训、邻里亲情等等，支撑起名门望族的“脸面”。我们这代人所能见到的大型府邸，大多也经过了十几代人的经营，他们的子孙比寒门出生的人更要面子，更懂得珍惜尊严。随着一座座老宅子被扒掉，老祖宗的脸无处可搁，长辈风仪尽失，令人痛惜。玉井坊主人郑济正是乾隆年间贡生，清朝不少有钱人的功名是花钱捐纳的，从玉井坊联额诗词彩绘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揣摩，不敢说主人一定是正途出身，但他对道德文章的尊崇，没有理由怀疑。郑济正是如何发迹建造了这座豪宅，已无从考证，后人说他是一位木材商人，也仅仅是猜测，无法印证被烧毁的老族谱有过记载，但他至少是一个有“脸面”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新乡绅身上，缺少上一辈人崇尚耕读的冲淡个性和风雅气质，他们大多舍不得放下往日高人一等的尊荣，保留那个年代干部说话语气。我遇到他们时赶紧敬烟，说些恭维话。我家世代贫寒，够不上与乡绅平等对话的资格。他们突然间看到或听说，大小报刊上常有我写的文章，这放在古代也算是个秀才了，对我说话自然换了另一种口气。小学校立旗杆那年，贫下中农当家，乡绅已经没有地位，族长公不避忌讳、敢于说话的确需要勇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贫管会头儿的内心还守着底线。谁能料到，如今村里的富人变成了另一副嘴脸，当然他们比从前的地主还更加富有，但这不能成为瞧不起穷人的理由。一座村庄或一个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辈应有的地位受到挑战，数百年保留下来的乡村秩序，在近三五十年间被打破了。罪恶的根源在于权势可以左右一切，在于金钱可以买到“脸面”。有钱人在重修祠堂时出资数万，而大多数人只拿个千儿八百，他嗓门自然大起来，性子一上来，忍不住就对贫寒人家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甚至，以乡绅自居。

如今不少人是什么挣钱干什么，根本不懂得耕读风雅为何物，甚至在村庄附近大规模养猪，苍蝇成为村中一害。不知道家园共建理事会那几位乡绅，是否意识到养猪对村庄环境造成破坏，巡视村庄后是否准备将养猪场迁移？但是，只要办养猪场的主人口袋里银子比这些乡绅多，就可以轻而易举替代他们发声。所以，我期待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乡绅眼里就不可能当作“问题”对待。一年后，我再次返乡，养猪场依旧散发出臭味，而在养猪场附近却复建了廊桥和孝节牌坊。许多地方都采用这种千篇一律的方法，试图接续乡村文脉，找回失落的记忆。但是，如果乡村道德衰败了，这些不过是虚伪的标签而已，有何意义？

晴耕雨读代表乡村的安宁日子，体现了老百姓散淡的生活态度。但是，传统村落不是桃花源，每一座村庄都承载了一段沉重的历史，龙泽村也不例外。拂开尘埃之后，深入到旧朝孑遗般腐朽的古建筑内里时，就会触探到一个家族荣耀背后的艰辛。

玉井坊已经冷清了三四十年，曾经容下全村人同时开伙的地方，仅仅剩下二三户人家，因此显得更加肃穆森严。这座豪宅有极具人性温馨和柔美的一面，穿过门厅就是一块半月形庭院，两道弧形内墙，犹如母亲张开双臂环抱二堂。天井用石板条铺地，大小厅堂地面和走廊则由三合土夯筑，土丹施色，至今依然红亮油润，光可鉴人。令人费解得是玉井坊围墙接近大门一端，高耸着一座炮楼，冰冷的阴影投在门庭上，如同一块大大的伤疤。那时，社会安定，人们还在享受康乾盛世的温暖，为什么要给民居附带盖一座碍眼的炮楼？我仔细观察后发现，炮楼墙基是由大小不一的毛石砌就，与围墙墙基规格划一的菱形石块明显不同，墙体土色也不一样，由此判断，炮楼不是玉井坊主体同时期建筑。

再次凝视门庭旁这座炮楼，一股彻骨的寒气在身体里滋生，难道其中有什么秘密？

郑亦泉是个颇具才情的人，丙午停科前夕，承蒙福建省学政推举以明经取士，辛亥革命后当选省议会议员。第二年冬天，因为夫人临产从福州返乡。匪首阿诞探听到这一消息后，限令他五天之内，送三千银元到匪窝。那天深夜，未达到目的的匪徒包围了玉井坊，命郑亦泉如数缴钱，否则，火烧玉井坊，血洗龙泽村。双方僵持到下半夜，郑议员掂量再三，为了保护祖宗基业，为了桑梓免遭涂炭，孤身提着灯笼，从玉井坊西侧角门钻出。匪徒高喊：把灯笼举高一点。他依言照办，灯光照亮了一张大义凛然的面孔。谁能料到，当阿诞确认他的身份后，扣下冰冷的扳机，郑亦泉一枪毙命。在动荡的年代，追求晴耕雨读的生活谈何容易？人们只有借助堡垒以求日子的安宁，这座炮楼就是那场血案之后亡羊补牢的产物。

上面提到建筑格局与玉井坊相仿的尚林厝，距玉井坊仅一箭之遥，是由郑炳官建造。郑炳官年轻时重金聘请南少林返俗和尚到龙泽村传授武艺，因为没有学到真功夫，背着师父到闽南走夫人路线。不仅为师傅盖了一栋房屋，还买下年可收百担田租的大片良田相赠。师娘被郑炳官真诚感动，授以绝技。学成归来，他在秋后稻茬上行走如飞，从刚刚糊泥的田埂上走过，也不会留下痕迹，身轻如燕，轻功十分了得。然而，郑炳官凭借高强的武功却保不住万贯家财。他有七个儿子，个个都是纨绔子弟，赌博、吸鸦片，游手好闲，把年收三千担田租的大家业败尽，最后将剩余的田产贱价卖给村西头的外姓人家。他就这样破落了，应了“留下万亩田，不如子孙贤”这句老话。当历史翻到新村建设这一页时，尚林厝抗拒不了运动狂飙，被推倒了，老地基上立起几座呆头呆脑的平顶房。

新中国成立之后，村里新建的民居一律是敞开式的。事实证明，安全问题不是围墙能够解决的，如同法律代替不了道德。郑亦泉和郑炳官的遭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家族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艰辛，老人们总是语重心长地叮嘱子孙，要求他们牢牢记住。许多警示就这样像印记一样，刻在一代一代人的血脉里。因此，村里人尤其注重子女教育，读书不以求取功名为目的，晴耕雨读被奉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龙泽这个传统村落，大多数人注重面子，尤其是几处大宅子出来的子弟，习惯面带三分笑，彬彬有礼。有人非议新一代乡绅在家园共建中充当领头羊，不过是装点自家“脸面”。不排除其中的确有伪善的成分，但不碍事，因为至少证明：他们懂得什么是善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善根，就会变成大恶，变成肆无忌惮的魔鬼。看重脸面的人肯定知道廉耻，不至于沦为禽兽。所以，只要传统村落崇儒的根柢没有动摇，乡村纯朴的原生气脉一定会复苏和再度强健，耕读传家必将备受推崇。不久的将来一定也会看到，村里有钱人在默默帮助穷人，而不是带头做“政绩工程”，然后把名字刻在石碑上。

五

龙泽人极少为官，在历代修纂的县志中留下姓名者寥寥无几。村庄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土地肥沃，为崇尚耕读传家的人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近十几年，许多人赶城镇化时髦，离开村子，但也无法完全脱离土地，不少人白天还得回到村里熟悉的田地上劳作。我舅舅曾经对我说，半读半耕半成仙，那时我还小，不理解话中意思。今天回想起来，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深刻的哲学思想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的话意思是说，读书是轻松自由的，不必强求学到多少知识，不为考试，不为做学问。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谋生。如今，在龙泽村居住的大多数是老人，流向城市的不仅是求学和打工的年轻人，稍有点文化和见识的人主动背离乡村，我担心某一天龙泽也会成为空心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耕地转化的比例势必提高，有人预言：若干年后，当自然环境成为人们追求的主流时，城市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铅华洗尽，会选择乡村居住，追求简约的晴耕雨读生活，可能成为新时尚。

今天，我们走到了悠远时空的一个转角。回望身后，晴耕雨读的情景尚未完全褪色；眺望前方，发现带有历史印记的晴耕雨读景象，已然朦朦胧胧重现。

空心村为未来富人入住创造了机会。他们成为新农民之后，有可能促使全体村民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绿水青山真正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源泉，得到人们的自觉呵护，晴耕雨读重新被定义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我又想起家园共建理事会老人问我的话，真心希望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人，晚年都能回到家乡，为培养和影响下一代做一点好事，改变一点点人才从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我真想退休以后回到龙泽村，搭几间板房，房前有花圃，屋后有菜园。邀约一二老友，开轩面场圃，或饮茶闲聊，或无语对坐，消磨半日时光。当然更多时候是一个人独处，扫落叶，追流云，数星星，听虫鸣……种菜浇花非生计役使，读书写作任心性而为，此乃人生第一等快事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于五四运动时期，在全社会反对孔学的气氛中，提出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位富有胆识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乡学村学以教育引进自治，开发民智、改善风俗、振兴产业、发展经济。近百年以来，乡村建设和乡村自治，依旧是个不老的话题，他的实践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像龙泽这样曾经承载了纯朴原生气脉的乡村，曾经见证了历史的传统村落，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怀旧价值，不能因为旅游开发而本末倒置，复建廊桥、孝节牌坊大可不必。用冯骥才的话说，在时代转型期，留住整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情怀，留住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家园，是一份历史的责任。如果唯钱是图搞开发，破坏晴耕雨读的乡村生活特质，等于人为抹去对乡村的记忆，得不偿失。因为，随着人们对耕读传统的遥望和呼唤，乡村将成为人类最理想的家园，是一个真正可以滋养精神的地方。人们开始从内心世界关注土地，把土壤与树木视为需要呵护的生灵，视为与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生命的物质。尤其是富裕起来的城市人进入乡村，他们会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道德与自治之间的和谐，民智水平必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村里长辈们常常教育子孙不可践踏地上的字纸，村中曾经立惜字炉供焚化废弃旧书报之用，如此敬畏文化的传统村落，怎么能让唯一的一所小学校永远消失呢？总有一天，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书林”的村庄，因为撤点并校消逝的读书声将重新复活，晴耕雨读成为生活常态。今天，我只能站在悠远时空的这个特殊拐点上，无奈地遥望，以抚慰这个躁动时代亟需安妥的心灵。孔子心法弟子曾参著《大学》，讲身心修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身心修养的纲要。做人要从心性修养开始，相信我向前眺望的那个龙泽村，到那时大人小孩都随身携带《论语》《孟子》，每天闲时读一二条，像吃饭一样，天天如此。这是乡村的私生活，是一种高尚享受。

龙泽村古代有塾馆，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建了一座苏联式校舍，后又扩大规模建了一座八个教室的双层木结构教学楼，到了七十年代末，村里开办初中班，还盖了一座大礼堂。后来，推倒双层木构校舍，新建了一座钢混结构的标准教学楼，如今还立在那里，只是前几年改变用途，成了米粉厂。那天我重访这所学校时，有幸听到了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据说是幼儿园，八个孩子一个老师。我没有问属于什么性质，有读书声总比没有好，尽管声音很微弱，在我看来那是晴耕雨读的萌芽。许多从这所学校受启蒙教育后走到山外的年轻人，相聚在龙泽村被列入全国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那一年春节，首批捐款一百多万元设立家园共建基金。这些年轻人已经融入城镇生活，他们的收入大多不是来自本村土地，而是来自城市，或者是异地资源提供了致富的机会。因此，他们比正在步入老境的眼下这一代乡绅，依靠攫取本乡本土资源而发财，显得更加风光。年轻人的确更少私心，也没有强烈的宗族观念，今天的郑氏子弟是最能够包容外姓人的一代人。他们都是从这座承载了几代人乡愁的村庄走出去，每个人心里都放不下“书林”这块牌子，这是一种乡绅情怀的体现。然而，要张扬新语境下的乡绅精神，任重而道远，构建可以安妥心灵的晴耕雨读港湾，还要走漫长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