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边的爱情

古人的爱情故事是常让我们遥想揣测的，或许是离我们远了，朦胧之间就很添了几分神秘与新奇。在对古典的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有意味的场景：许多爱情的端倪竟是在墙边发生的。

白仁甫的《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是在墙头一见，互生爱慕。《王娇鸾百年长恨》里，娇鸾在后花园打秋千，被周延章于墙头窥见，彼此倾心。皇甫枚《三水小牍》中写步飞烟和赵象的一见钟情，是因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顿时“神气俱丧，废寝忘食”，托人转情开始的。一墙之隔，园内园外，因窥，而喜欢，因见，而邂逅。相识离不开墙，男女的表白，互述衷肠也常选择在墙边，王实甫《西厢记》里，崔莺莺与张生，在隔墙酬韵中，传递爱慕之情；孙传鋕《软邮筒》里，公子郎生与小姐青霞，隔着墙，在和诗唱吟中，暗通情愫。

上面所举，如果还只限于男女爱情的发微，那么，感情升温后，就不再是隔墙而“窥”，隔墙而“谈”了，而是要跨过墙去。《诗经》里的将仲子开了“跳墙”的先河，“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 这以后的墙，就常常成了引导人们走向情爱的搭板。元·无名氏的《碧桃花》里，张道南因追鹦鹉而跳墙入园，从而看见了意中人徐碧桃。《金瓶梅》第十三回里“李瓶姐隔墙密约”。《钟情丽集》中，辜生约会瑜娘，也是“至更深夜静，生遂逾垣而入”。墙在《聊斋》里，更几乎成了男女相悦传情的鹊桥，“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 (《红玉》)，“南指曰：夜以花梯度墙，四面红窗者，即妾居也”(《葛巾》)，“忽一女子逾垣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胡四姐》)，接下来，跨过墙去，自是一番男欢女爱，缠绵悱恻。

墙,现实中原是用来遮蔽、阻隔的，是一种制止他人进入的标志，但在古典小说、戏曲里，却成了传情达意的好地方,成了约会的温床。那么，墙边的爱情在现实中真会上演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特别是南宋之后，“设男女之大防”，是统治者、道学家和“良善人家”的第一等首要之事，男女相见都很难，更何况还被高墙所阻。

文学作品中何以墙边的爱情滥觞，究其原因，墙在古人的笔下似乎成了一个矛盾的象征体，即是屏障，又是桥梁。所谓屏障，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存天理，灭人欲”的性禁忌之下，正常的交往、约会，追求爱情成了男女们的精神奢侈品，成了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中门，必拥蔽其面”。（司马光）“男女在一起，不是淫泆就是私奔偷妻，所以要严加防范；礼之触角无微不至，男女授受不亲，就是防范的形象表述”。（杜芳琴）年轻男女单独相处、相恋几乎没有可能，此时墙可视为一种界限，是把男人和女人严格隔离开来，不让他们交往，不让他们接触，甚至不让他们见面的冰冷的建筑。墙内是自闭、禁锢之所，墙外却是烂漫、自由的天地，如《牡丹亭》里杜丽娘所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墙，隔开的是身体，隔不开的却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向往爱情的心。说它是桥梁，是因为世间就有这么一个悖论：越是压抑，就越要反抗；越是禁锢，人向往自由的生命冲动越强烈；越是三纲五常，渴望爱情的本真欲求越注满诗意。现实得不到，就转之于想象；正常的途径被堵滞，就到文学里去寻找，在一种看似轻松、游戏的情节中来渲泄。这时的古人仿佛很有几分逆反、恶作剧的心理，你道高墙锁春深，我却偏要在墙边谈恋爱；你道高墙可以限制身心，隔开自由，我却偏要抬脚过去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甚至“云雨之好”。把墙踩在脚下，实是对封建社会循礼文化、禁欲文化的抗争与戏谑，原来的本义丧失了，或者说被篡改了，墙处在了尴尬的表征里：公子小姐+墙=爱情。

墙边的爱情，交织着作者“青春的叛逆”和“成人的童话”，是他们“爱情幻想”的一次次穿越。当原本体现“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的墙在小说、戏曲里演变成“成人之美”的桥时，这种“有意味的颠覆”，就走向了现实中墙本来的反面，清《合影楼》中把墙变成桥这层含义，通过小说的演绎，揭示得最为清晰、细致。“管提举、屠观察两家不睦时，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把两家彻底隔开。后来，管家之女玉娟和屠家之子珍生，通过水中的倒影彼此相识，因而隔墙细语，流水荷叶作了传书递简的使者，两人甚相爱悦……当道学家拒绝说亲之后，则在浮墙底下填上瓦砾，筑起长堤，连一双影子也分隔两处……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拆墙掘堤，中间还架起一座飞桥，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了”。

墙边的爱情，这样的男女交往方式，在现实中虽然是很难存在的，但它却反映出某种“合理的荒谬”。古代扭曲的社会道德与正常的人性欲望必当引起冲突，压抑与反压抑，必将在荒谬中寻出合理，即使这种合理表现出另一种荒谬。文学作品里“逾墙钻穴”的男女示爱模式，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颠覆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迎合了被社会规范压抑本性下芸芸众生的性想象和性幻想。

今天，当我们在泛黄的纸张里，读到陌生的青年男女要透过墙缝相见，要隔着墙角倾诉情思，要通过跳墙而相识相拥，它让我们深深感到那个时代男女正常情爱的不易，也深深明白，正因为现实中的缺乏，才倍感珍惜，才会激发小说家、戏曲家纵情抒写，在替代里满足，在满足中渴望，在渴望下发出呐喊——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本文已在《文汇报》2017.7.9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