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空间里,园林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童寯先生曾言:“吾国小说描写园林最详尽者,当推《金瓶梅》与《红楼梦》”。而作为当今武侠小说集大成者的金庸,园林也成为了他笔下的一份重要资源。他笔下描写过多地的园林,如北京、杭州、苏州、南京等,在他的收官之作《鹿鼎记》里,(图一)则写到了扬州园林。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又是“重铸的现实”,所以小说描述的空间背景——园林,便呈现出既真又假,虚虚实实的面貌。介于此,笔者将从园林研究者的角度,对《鹿鼎记》中此处扬州园林做一小小的考证和梳理。
《鹿鼎记》中韦小宝巡抚扬州,住在一何姓盐商园中。原文如下:
接待的道台说:“扬州盐商有个姓何的,他家的何园,称为扬州名园第一。他有心巴结钦差大人,早就预备得妥妥贴贴,盼望大人光临。只是他功名太小,不敢出口。大人若不嫌弃,不妨移驾过去瞧瞧。”
这姓何的盐商家财豪富,韦小宝幼时常在他家高墙外走过,听到墙里传出丝竹之声,十分羡慕,只是从无机缘进去望上一眼,当下便道:“好啊,这就去住上几天,倘若住得不适意,咱们再搬便是。扬州盐商多,咱们挨班儿住过去,吃过去,也吃不穷了他们。”
那何园栋宇连云,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构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黄金白银。韦小宝大为称意,吩咐亲兵随从都住入园中。
史实一:扬州盐商富而好园
在十八世纪两淮地区,扬州以盐商财富甚巨而闻名。按何炳棣估计,盐商通过两代,最多三代,家庭合理财富就可以积累到千万计。而造园则成了盐商巨贾夸奢斗富,“炫耀式消费”的主要表现之一。“时值海内承平,物力丰富,两淮盐业又适当极盛之时,故各大商不惜糜千万巨金,争造园林。”江都人李澄在嘉末道初曾说过:“……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商于正供完纳而外,仍优然有余力以夸多而斗靡,于是居处、饮食、服饰之盛,甲于天下。” 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扬州盐商精心营构,竞相治园,蔚然成风。
史实二:扬州确有何园一座
王振世《扬州览胜录》云:“何园,在徐凝门刁家巷,清光绪中,何观察芷舠筑。”又称其为“咸同后城内第一名园,极池馆林亭之胜。园北部建高楼五楹,楼下为厅……厅前为池,曲折长十余丈……水中央筑水心亭一座……池东北为月台,高数丈,登台上,可俯视全城。池西假山环绕,怪石相望,极幽险之致。”(图二)童寯《江南园林志》亦有:“何园,为扬州私园之最大而仍存者。住宅在东部,中部正厅,院落重重。西有洋式房屋三排,其后即园林部分,称寄啸山庄。园为盐官何芷舠所建……山池以外,为戏台花圃,徒见昔日梨园药栏之盛。”(图三)此园虽遭破坏,但经过多次修缮,一直保存到今天,园门前,当代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题写的“晚清第一园”镌刻在侧。(图四)
虚构一:园主身份
园主,书中说“扬州盐商有个姓何的,他家的何园”,真实情况是,何园主人何芷舠不是盐商,而是盐官。何芷舠,主要任职经历,同治六年(1867)署湖北武昌盐法道,是掌握盐运大权的盐官;同治十三年(1874)任湖北督粮道;光绪元年(1875)署湖北按察使;光绪二年(1876)任湖北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光绪八年(1882)何芷舠卸任到扬州。
虚构二:造园时间
《鹿鼎记》中时间是康熙朝,而现实中何园建成时间,学界虽有分歧,但与书中年代相差甚远。陈从周主编的《中国园林鉴赏辞典》说:“清光绪九年(1883),道台何芷舠购吴氏片石山房旧址所建。”安徽省望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望江县志》,第二十九篇人物栏“何芷舠”条目下是:“晚年退隐扬州,光绪九年,在扬州城南修建一座富丽堂皇、古典幽雅且具有时代特征的何园。”(图五)还有学者认为何园建园时间是清同治元年(1862),但此一论断已被何家后人何祚宏先生著文否定。因此,无论是光绪九年,还是同治元年,此园时间,都不是康熙朝。
文中的两处虚构,虽与史实不符,却不让读者感到假,感到荒诞不真实,反而认为是理应如此,情理之中。这是因为,它契合了历史大背景下的真实。第一,是因为历史上扬州以盐商园林最为有名,梁章矩《浪迹丛谈》卷二云:“(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扬城鹾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园,即江鹤亭之康山,汪蛟门之百尺梧桐阁,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清代小说家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这样写:“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的……久闻扬州盐商阔绰,今到了此地,方才知道名不虚传。”第二,按王振忠的研究,扬州盐商盛时在明万历到乾隆时期,至嘉庆,已走向衰败,更遑论光绪朝了。所以,把时空背景放在康熙朝,不但符合盐商造园鼎盛的时段,更具时代特色和典型性,也更容易让读者信服。
从上看出,金庸的虚构之笔,是建立在对古代扬州历史知之甚深的基础上的,无论是文中曾多次出现对扬州的赞誉之词,如“扬州城自古为繁华胜地,唐时杜牧有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古人云人生乐事,莫过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隋炀帝开凿运河,扬州地居运河之中,为苏浙漕运必经之地。明清之季,又为盐商大贾所聚集,殷富甲于天下。”还是主人公韦小宝出生在扬州,都说明了金庸先生对历史名城扬州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古代扬州的辉煌,“烟花三月”、“二十四桥”、“扬州瘦马”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特定词语,拓宽了作者的眼界,成为了写作的素材;另一方面,空间的疏离、时间的距离,有限的历史文本又给了作者想象驰骋的空间,给了作者遥想的随意和潇洒。这些曾经的历史被巧妙腾挪后,焕然一新,使之整部作品既有武侠小说虚构的新奇,又有历史小说的真实厚重,最后呈现在读者眼里的,恰如有些研究者所言,“金庸的武侠小说,知识面广博……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而这种美不胜收之感,正是写法上的虚实相伴、虚实结合而引起的,清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就阐述过这样的艺术主张,“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故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
写完上面的文字,复读之余,突然觉得很忐忑,明叶昼早说过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朱光潜先生也说,考据不是欣赏。我这样的文字,究竟是让“金迷”们感到有趣,还是无趣?这与我写作的初衷,是相合还是相反?一时之间,茫然起来……
微信公众号“地名古今”2017年7月10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