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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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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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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家园主的乐与忧

古代的园主,园成后,心理上大体会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乐,后是忧。

乐,多矣。首先,中国园林“模山范水”的营构手法,“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追求,使得身在闹市的园主,高墙一围,深院一隔,就可春看花,夏观荷,秋闻桂,冬赏梅。更可在后花园的叠石理水里,放下身体,解脱精神,远了心情。这远,既徐复观先生认为的,“远是山水形质的延伸,此一延伸,是顺着一个人的视觉,不期然而然地转移到想象上面。由这一转移,而使山水的形质,直接通向虚无,由有限直接通向无限。”园主于此中,仰,可以望山,俯,可以听泉,正所谓:“闲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在充分享受山水之境外,园主还可在园子里堂馆设宴,亭榭小酌,在引流叠石,花木扶疏间与旧雨新朋谈文论诗,与妻妾女眷听琴唱曲。间隙,又可像清徐时《棻堂节录》中所载的:“世之仕宦归林下者,多筑园亭,购花鸟,招宾客,买歌舞,吹竹弹丝,为娱老消闲之具”。园林,即悦了己,又娱了人,园主怎能不乐?

其次,每春秋佳日,许多私家园主便开放园林,场景是,排队的游客多到挤满街巷,“春时纵人游赏,车骑填巷陌。”入园的人流,“肩摩踵接,头不得顾,众拥身移”。(袁学澜《春日游吴郡诸家园林记》)游人争相看园的盛况,试想,作为一园之主,内心的底里,怎会不沾沾自喜,志得意满。而且,开放园林,是与众共乐的事,开放弇山园的王世贞,既自言:“余以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业已成,则当与人人共之。”近代唐绍仪珠海的私园,也是对社会完全开放,谁来都行,其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园名就叫“共乐”。此外,园主开放园子还可以赢得公众好感,提高知名度,被游园者所颂扬,如清龚炜在游完苏州东园后,就盛赞园主的美德:“因叹奉常先生之泽,波及游人者多矣。”如此,能不乐哉。

再有,园子是园主抬高身价,炫耀地位的标志,清嘉定文人张云章曾写到:“今世无事不以侈靡相尚,巨室贵家,尤增治园池亭观”。如康乾时期的扬州,被称之为:“夫维扬为四方丛集之地,凡士大夫之为寓公迁客,与夫估人舶贾之流,走鱼盐金缯如鹜者,即修治园圃、亭台之属,率为藻雘曲折,以相矜尚。”(钱升《西亭记》)“扬州群邑,于天下最名繁会,居其间者率喜作园馆,以靓丽相夸尚,连趾接荫,隐映合分,跨川弥厓,或十余里不绝”。(姚鼐《主园图记》) 相尚、矜尚、夸尚,都有炫耀之意,通过园林来争奇斗异,摆谱显阔,极大的满足了园主的好胜心、虚荣心,此大约是人性之常情,亦是一乐。

有园子,乐是乐了,但伴随着乐的,是摆脱不去的忧,而且,随着园主的年纪、境遇的变化,越发沉重。

一座佳园构成,要耗人力,费千金,但最难的则是后期的守园。清王时敏的“乐郊园”,建成后被称为“颇极林壑台榭之美”。但越往后,园主在经济、精力等方面越感吃力,“不惟大减资产,心力亦为殚瘁”,先想出售数十亩山池,不得,后考虑到“自惟衰迟罄悴,无力整顿”,实在支撑不下去,又不忍“以瓯脱置之”,以致最后决定“分授诸儿,令其各自管领”。 倾囊所造之园,最终是四分五落,园主心情,可想而知。对园主的心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里说得很直接:“余谓富贵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其得之也既难,则其临终之时,必然留连眷恋,而惧子孙之不能守也。”

担心子孙不能守,担心园子被分被卖或不予打理,成了园主心头实实在在的忧,切切实实的痛。

正因为担忧,这才有了与兄弟约定,如清申涵光,“韩家屯世有我申氏别业……与两弟约,此园永不分析,长房主之,仕宦及有资财者,时偕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树,有增勿减。”有了不厌其烦、絮絮叨叨规劝后辈子孙,如曾做宰相的李德裕,对自己苦心经营的平泉别业,深爱致极。他在《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告诫子女:“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士也”。乐圃园的朱长文在《乐圃记》一文中也一再劝诫子孙:“吾致力于此者久矣,岂能忘情哉!凡吾众弟若子若孙,尚克守之。毋颓尔居,毋伐尔林”;治归田园的王心一,在崇祯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即王心一羽归道山前一年,他还特地在信中叮嘱子女,园中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一定要分付园丁,时加防护。有的即使暂时膝下无子,但为园林故,竟提前劝诫后人,立下详细的限制和规定。如清丁宝善在《十笏园记》中言:“余年逾十七闰,尚无子,此后之有子无子未可知……余之构斯园也……今与后人约:毋得藉此会匪类,毋得藉此演杂剧,更毋得藉此招纳倡优博赌,滋生弊端,使泉石笑人之数事者,皆余生平所不能为,而尤不愿后之人之为之也”。

而最让园主忧虑苦恼,以致担惊受怕的,是园子被权力者觊觎、掠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如苏州章氏家园(沧浪亭),就曾被南宋名将韩世忠霸占。《百城烟水》上说:“绍与初,韩蕲王提兵过吴,意甚欲之,章殊不悟”,韩大帅看上了章家的园子,大概也暗示了园主,但估计园主比较愚钝,没有领会大王的意思,或者意会了还在抱有幻想。下面的一幕就很揪心了,“即以随军转连檄之”,韩世忠旋即借口军事需要直接占了园子。可以想见,章家此时是秀才遇见兵,胳膊拗不过大腿,除了匆匆献上园子,卷铺盖走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当然,韩大帅是遂了愿,可以亭台设宴,文酒笙歌。只是可怜了章家老老少少,一夜之间没有了安居之所,书上描写为:“其家百口,一日散居”。

最糟糕的,有的不但失了园子,还可能丢了性命。明代学者郎瑛在《七修类藁》中的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述一官至大理寺卿的夏某,觊觎邻居的园子,文中写到:“杭有棘卿夏某,阴谋深险。邻有园池,颇胜。心窃欲之”,为达到霸占的目的,用极诬陷手段,“乃自撰文碑中断之密沉于池。久之,争诉于官,夏谓某年余家有碑记亭馆之胜,中世荒芜,此碑已落于池中,亦可验也,竭池得碑,读之俨然夏氏物也,竟归之。邻坐诬罔夫。”坐诬,既以诬告罪被究办,也就是等待园主的是牢狱之灾。

明徐复祚说他的家乡常熟是:“若吾乡纱帽肯容邻有园亭乎,彼直计陷之攫取之耳”, 清袁学澜也说:“吴中固多园圃,恒为有力者所据。”正因为有太多前车之鉴,一些园主就比较豁达了,明王世贞劝告子孙就非常现实,“吾兹于子孙约:(弇园)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几善护持,不至损夭物性,鞠为茂草耳””。表面看是为园子着想,荒芜了可惜,但其实何尝不是为子孙的生存考虑,园子可以没有,小命还是要紧。因为他知道,对豪夺者辩情说理,或妄图反抗,在没有权力支撑的情况下,其结局只能是家破人亡。

这些园主的忧虑之辞,是清醒,还是糊涂?是明智,还是无奈?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怔怔然而无言。

                        首发于 《文汇报》2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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