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宇
网站用户
古代的园主，园成后，心理上大体会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乐，后是忧。
乐，多矣。首先，中国园林“模山范水”的营构手法，“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追求，使得身在闹市的园主，高墙一围，深院一隔，就可春看花，夏观荷，秋闻桂，冬赏梅。更可在后花园的叠石理水里，放下身体，解脱精神，远了心情。这远，既徐复观先生认为的，“远是山水形质的延伸，此一延伸，是顺着一个人的视觉，不期然而然地转移到想象上面。由这一转移，而使山水的形质，直接通向虚无，由有限直接通向无限。”园主于此中，仰，可以望山,俯，可以听泉，正所谓：“闲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在充分享受山水之境外，园主还可在园子里堂馆设宴，亭榭小酌，在引流叠石，花木扶疏间与旧雨新朋谈文论诗，与妻妾女眷听琴唱曲。间隙，又可像清徐时《棻堂节录》中所载的：“世之仕宦归林下者，多筑园亭，购花鸟，招宾客，买歌舞，吹竹弹丝，为娱老消闲之具”。园林，即悦了己，又娱了人，园主怎能不乐？
其次，每春秋佳日，许多私家园主便开放园林，场景是，排队的游客多到挤满街巷，“春时纵人游赏，车骑填巷陌。”入园的人流，“肩摩踵接，头不得顾，众拥身移”。(袁学澜《春日游吴郡诸家园林记》)游人争相看园的盛况，试想，作为一园之主，内心的底里，怎会不沾沾自喜，志得意满。而且，开放园林，是与众共乐的事，开放弇山园的王世贞，既自言：“余以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业已成，则当与人人共之。”近代唐绍仪珠海的私园，也是对社会完全开放，谁来都行，其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园名就叫“共乐”。此外，园主开放园子还可以赢得公众好感，提高知名度，被游园者所颂扬，如清龚炜在游完苏州东园后，就盛赞园主的美德：“因叹奉常先生之泽，波及游人者多矣。”如此，能不乐哉。
再有，园子是园主抬高身价，炫耀地位的标志，清嘉定文人张云章曾写到：“今世无事不以侈靡相尚，巨室贵家，尤增治园池亭观”。如康乾时期的扬州，被称之为：“夫维扬为四方丛集之地，凡士大夫之为寓公迁客，与夫估人舶贾之流，走鱼盐金缯如鹜者，即修治园圃、亭台之属，率为藻雘曲折，以相矜尚。”（钱升《西亭记》）“扬州群邑，于天下最名繁会，居其间者率喜作园馆，以靓丽相夸尚，连趾接荫，隐映合分，跨川弥厓，或十余里不绝”。（姚鼐《主园图记》） 相尚、矜尚、夸尚，都有炫耀之意，通过园林来争奇斗异，摆谱显阔，极大的满足了园主的好胜心、虚荣心，此大约是人性之常情，亦是一乐。
有园子，乐是乐了，但伴随着乐的，是摆脱不去的忧，而且，随着园主的年纪、境遇的变化，越发沉重。
一座佳园构成，要耗人力，费千金，但最难的则是后期的守园。清王时敏的“乐郊园”，建成后被称为“颇极林壑台榭之美”。但越往后，园主在经济、精力等方面越感吃力，“不惟大减资产，心力亦为殚瘁”，先想出售数十亩山池，不得，后考虑到“自惟衰迟罄悴，无力整顿”，实在支撑不下去，又不忍“以瓯脱置之”，以致最后决定“分授诸儿，令其各自管领”。 倾囊所造之园，最终是四分五落，园主心情，可想而知。对园主的心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里说得很直接：“余谓富贵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其得之也既难，则其临终之时，必然留连眷恋，而惧子孙之不能守也。”
担心子孙不能守，担心园子被分被卖或不予打理，成了园主心头实实在在的忧，切切实实的痛。
正因为担忧，这才有了与兄弟约定，如清申涵光，“韩家屯世有我申氏别业……与两弟约，此园永不分析，长房主之，仕宦及有资财者，时偕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树，有增勿减。”有了不厌其烦、絮絮叨叨规劝后辈子孙，如曾做宰相的李德裕，对自己苦心经营的平泉别业，深爱致极。他在《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告诫子女：“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士也”。乐圃园的朱长文在《乐圃记》一文中也一再劝诫子孙：“吾致力于此者久矣，岂能忘情哉！凡吾众弟若子若孙，尚克守之。毋颓尔居，毋伐尔林”；治归田园的王心一，在崇祯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即王心一羽归道山前一年，他还特地在信中叮嘱子女，园中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一定要分付园丁，时加防护。有的即使暂时膝下无子，但为园林故，竟提前劝诫后人，立下详细的限制和规定。如清丁宝善在《十笏园记》中言：“余年逾十七闰，尚无子，此后之有子无子未可知……余之构斯园也……今与后人约：毋得藉此会匪类，毋得藉此演杂剧，更毋得藉此招纳倡优博赌，滋生弊端，使泉石笑人之数事者，皆余生平所不能为，而尤不愿后之人之为之也”。
而最让园主忧虑苦恼，以致担惊受怕的，是园子被权力者觊觎、掠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如苏州章氏家园（沧浪亭）,就曾被南宋名将韩世忠霸占。《百城烟水》上说：“绍与初，韩蕲王提兵过吴，意甚欲之，章殊不悟”，韩大帅看上了章家的园子，大概也暗示了园主，但估计园主比较愚钝，没有领会大王的意思，或者意会了还在抱有幻想。下面的一幕就很揪心了，“即以随军转连檄之”，韩世忠旋即借口军事需要直接占了园子。可以想见，章家此时是秀才遇见兵，胳膊拗不过大腿，除了匆匆献上园子，卷铺盖走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当然，韩大帅是遂了愿，可以亭台设宴，文酒笙歌。只是可怜了章家老老少少，一夜之间没有了安居之所，书上描写为：“其家百口，一日散居”。
最糟糕的，有的不但失了园子，还可能丢了性命。明代学者郎瑛在《七修类藁》中的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述一官至大理寺卿的夏某，觊觎邻居的园子，文中写到：“杭有棘卿夏某，阴谋深险。邻有园池，颇胜。心窃欲之”,为达到霸占的目的，用极诬陷手段，“乃自撰文碑中断之密沉于池。久之，争诉于官，夏谓某年余家有碑记亭馆之胜，中世荒芜，此碑已落于池中，亦可验也，竭池得碑，读之俨然夏氏物也，竟归之。邻坐诬罔夫。”坐诬，既以诬告罪被究办，也就是等待园主的是牢狱之灾。
明徐复祚说他的家乡常熟是：“若吾乡纱帽肯容邻有园亭乎，彼直计陷之攫取之耳”， 清袁学澜也说：“吴中固多园圃，恒为有力者所据。”正因为有太多前车之鉴，一些园主就比较豁达了，明王世贞劝告子孙就非常现实，“吾兹于子孙约：（弇园）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几善护持，不至损夭物性，鞠为茂草耳””。表面看是为园子着想，荒芜了可惜，但其实何尝不是为子孙的生存考虑，园子可以没有，小命还是要紧。因为他知道，对豪夺者辩情说理，或妄图反抗，在没有权力支撑的情况下，其结局只能是家破人亡。
这些园主的忧虑之辞，是清醒，还是糊涂？是明智，还是无奈？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怔怔然而无言。
首发于 《文汇报》201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