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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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这么一群女性，她们与自家有后花园的杜丽娘不同，与大观园里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不一样。她们不是园子的主人或亲眷，也不是园主的故旧新朋，她们只是园林的游客和外来者。她们借着节日、庙会等活动的机会，结队而游，出入园林，许多笔记史料里记录下她们的身影。
“（上海豫园）游人杂遝，妇女如云。”（钱泳《履园丛话》）
“遍览诸家园林之胜。惟时东风扇和，流莺在树，香衢尘涨，有女如云。”(袁学澜《春日游吴郡诸家园林记》)
“西湖名园麟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丁丙《北隅缀录》)
“园林亭榭秀甲一时，每花时春事，元夕灯棚，歌声伎馆，铜鼓丝竹，千家嘹亮，士女云集。”（叶梦珠《阅世编》）
古时女性不能像男人那样可以跋山涉水，游历四方，园林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或在市内、或在城郊，游赏距离适中，艺术水准又高，无疑成了女性群体的首选。她们来时是“罗绮如云，粉汗为雨”，走后是“遗钗坠簪，遗钿满地”。她们的到来，使本来纯粹、单一化的游园过程变得热闹而充满生活乐趣，使本来宛若自然的园林空间充满了世俗的快乐。她们在园林的山水楼阁里，或“俗虑尘怀，爽然顿释”（沈复 《浮生六记》）；或“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或“人影衣香，与花争媚，夕阳在山，犹闻笑语”（袁学澜《吴下名园记》）。
她们中，有像《浮生六记》中芸娘一类的市井良家女子，随着趾踵相接的人流欣喜入园，一探其胜。在俯仰间，观景、寄情，流连忘返。看园观景是她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从闺阁走向室外，从封闭的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暂时摆脱了辛苦的日常，繁琐的女红、礼教的束缚，一下子进入到另一种状态，在园林的世界里，她们群集交流，娱乐休闲，呼吸着自然的气息，享受着一份难得的宽松与自在，体验了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生活情境。
她们中，有一簇人特别突出，她们容貌俊俏，穿着时尚，丰姿绰约，风情万种。据专家考证，在明清时期，她们酥胸上都有一道贴身的内衣，又叫香兜肚，这种时髦玩意，是她们必不可少的装备，夏天用薄纱为料，冬天则用绉缎，在肚兜那夹层中还要贮盛一些麝香屑，或者阴干的玫瑰花瓣等香花香草。人一旦解开衣襟，异香便悄然飘散。她们正是当地的名姬，可以想见，当她们三三两两、顾盼流波的驻立于园中时，她们立刻成为了一道风景，而且是那道最撩人的风景。她们的身边不一会就聚集了一群眼睛发亮、肾上腺素急速上升的男人们，梁章矩在《楹联丛话》中记载下这一幕：“吴下园亭最胜，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钗扇如云，蝶围蜂绕，裙屐年少，恣其评骘于衣香人影之间，了不为忤。”她们看景，也知道她们在被人看，她们更知道看她们人的目光和心理，好事的男子们在周围肆无忌惮评头论足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却是并不为意。一方面是她们对园景欣赏的高度投入，心无旁骛；另一方面则是习以为常，暗自得意，或许心里还在娇嗔：“一群臭男人，就这么点出息！”男人们在议论什么，三岁小孩都知道，不外是如《醒梦骈言》里写的：“有赞这个人梳得好，有羡那个脚儿缠得小。”爱看美人，人之共性，古今一律。记得江浙谚语里写儿童的喜好，就有“正月灯，二月鸢，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姣姣，美女也。儿童尚且如此，遑论发育成熟的青壮男性了。男人们的瞻望围观、言行轻佻，固然会使一部分女性反感，但对这些名姬而言，不但不恼，反而是沾沾自喜，按清谢默卿推断：“金阊名姬，反以此增声价焉。”
不过，一切都是相对的。美人在园林美景的映衬下平添了风韵，而园林景色也因美人的活动而更有生气，清李斗写扬州名园瘦西湖上“妓舟齐出”后，引韦友山诗道，“佳话湖山要美人”。二者关系，如吴从先在《小窗自记》中所说的：“山水花月之际看美人，更觉多韵”，另一方面，则是“山水花月，直借美人生韵”。可谓是相得益彰。
当然，女性的游园，有时并不止于看和被看。在一个男女混杂的空间里，一切都变得皆有可能。试想，古代男女游园时间，多为清明时节，而这一时间刻度恰好被认为是“春情勃发相关”之时，是容易发生情爱的“美好季节”。园林，不期然间成了一个爱与欲的场所，它尚幽的构景特点为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适合相遇、幽会的环境，小桥流水、树木荫深、幽岩邃壑、虚阁危楼，几乎具备了一切谈情说爱的上佳因素，也完全符合恋人们私密性、浪漫性的心理需求，正所谓，“才子佳人相见欢，私定终身后花园”。清袁学澜说道光时期的苏州园林中，“约指断钗，男女定情密赠，遗于牖间，往往而有。”光绪朝时期的上海张园，被称为“游事最盛”，其结果是“盖揽胜者、猎艳者，无不以得一陟足为快。”宋罗烨在《新编醉翁谈录·卷之二》中曾记载了一个即使今人看来，也很“闪合”的故事：“潭州李淳娘，字淑卿，先许曹君，自议亲后五载，而鸳衾未遂。一日，纵步南园，见景物之韶华，烟花之艳冶，遂与里人萧章通焉”。李淳娘正是在园林的一方天地里，在暗香花影的气息之下，乱了心，动了情，做出那不明不白的事来。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在园林中，有女子在看景，有女子被人看，还有的女子被男子尾随围堵，借机搭讪，“轻薄之子，随逐少艾，如蜂聚花，曲廊窄径，群阻其行。”（袁学澜《春日游吴郡诸家园林记》）更有极个别面带桃花的的女子和某个公子躲在园林深处卿卿我我。
女性游赏园林，有人以为，是体现了国富民强，河清海晏的好事，“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谢肇淛《五杂俎》））；但更多是触动了正人君子们敏感的神经，那条节欲、制欲、灭欲，“破心中贼”的神经，“凡婚丧奢靡，置酒作乐，及俳优蛊惑，妇女嬉游，害礼伤政之习，皆严禁必罚”，（张邦奇《知奉化县朱侯去思碑》）其中讲到吸引妇女结伴出游，会引起文人的 “害礼伤政”。康熙时的江宁巡抚汤斌在奏疏中提出：“妇女有游冶之习”，认为有伤风化，进而提出取缔和禁止。清道光年间的一位官员更厉害，针对士女的游观习俗，直接颁布《训俗条约》，严令苏州一带园林“各处园亭，不得开放”。（余诒《得一录》）。
无论是认可，还是反对，女性游园就在这时松时禁、纵容或默许中上演着。
一个备受歧视的社会群体，太压抑，封闭到一个出口都没有，就会揭竿而起。而女性的游园活动，则成了那个出气的小孔之一，身体上的三寸金莲、古训里的足不出户，以及男女交往上的种种限制，“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中门，必拥蔽其面”。（司马光《书仪》）在她们就近游园时而被暂时忘却了。女性在园林中“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的那种兴奋，以及所发生的一切，今天读来，就演变成了“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在她们笑声的背后，谁又能告诉我，究竟隐藏了多少不尽的酸楚和难以言说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