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 鱼 台 随 想

扬州著名的风景胜地瘦西湖，内有钓鱼台一座，以取景极佳而闻名。冯钟平《中国园林建筑》评价为：“亭子三面临水，一面由长堤引入水中，益见瘦西湖之瘦。步至亭入口处，但见亭子圆洞门中五亭桥及白塔正好嵌入其中，宛如两幅天然图画。” 刘天华《巧构奇筑》誉为：“有的亭四面辟四个圆门，各收入外边的佳景，象瘦西湖中的吹台，三边临水，一门环住五亭桥，一门环住小白塔，一门环住小金山上的风亭，如此机巧的设计令每个游人都叫绝。”

其实，钓鱼台这一名称，在中国风景处甚多。最著名的是金章宗、清乾隆曾垂钓的北京阜城门外三里河路钓鱼台；此外，庄子在山东鄄城县垂钓的钓鱼台；南朝梁昭明太子垂钓的安徽玉镜潭钓鱼台；屈原在桃江垂钓的钓鱼台；唐代诗人李白垂钓的安徽寻阳钓鱼台；张志和在湖北大冶县东道士濮垂钓的钓鱼台……如此众多的钓鱼台之名，何以独受中国人的偏爱，除了说明中国人爱钓鱼外，似乎还应该有着更多、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真正懂垂钓之道的，偏偏不是那些以打鱼为生的渔民，而是大文人、大政治家。姜太公在渭水之滨用直钩，庄子在山东濮水边大谈“非世之士和避世之士”。一个借垂钓出世，一个借垂钓入世，志不在鱼，成了他们共同的特点。其中滋味，苏东坡在《观棋》诗中有云：“文枰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出世者，心在江湖，以隐为主。试想，风清云淡，烟波浩淼，一竿独钓，其景，其情，何等安详、自得、超然物外。入世者，心存魏阙，志在天下。垂钓中的静坐，是等待，仿若隆中的孔明，耕作田间，不过是大展宏图前的蓄势待发。此时，垂钓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符号与象征，它使智者之心自自然然地藏隐于水波荡漾的湖光山色之中。

不过，无论是真向往垂钓的生活，象浙江桐庐富春江畔的严子陵；还是借垂钓韬光养晦，如在淮阴县城西稳坐的韩信。因了他们，钓鱼台的出现都不经易间丰富了水景，成了依水远眺不可多得的景观，横的水面与竖的建筑，二者之间既互有变化，又相得益彰；既是美的景观，又是绝好的观景处。扬州瘦西湖的钓鱼台就是此一佳例，南朝徐湛之修建，清乾隆皇帝曾在此垂钓，本身又是一精致的重檐方亭，三面临水，借景又极巧妙，一圆洞门对白塔，一圆洞门框五亭桥。承如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而那些曾经的垂钓者，更因为他们自身的魅力，使自然的景观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段故事，几句机锋，在时间的流逝里，给了后世的凭吊者以无限的玄想和揣测。

垂钓本无处不可，以一建筑定位，实与中国文化的“内敛”性有关，与中国文化中萦纡委曲的审美心理有关，是中国文化中借物言情、借物言志的含蓄表现。北宋有着独乐园的司马光，在记其造园之用心时就说：“……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若玉玦，围三丈，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可见，这座钓鱼庵的意义就全在于它表现了园主的人格理想，而不在于庐舍建筑本身了。此时，心与物、情与景、物与我达到了同一。一方面，是将物质性的事物精神化；另一方面，钓鱼台的出现也是将精神加以对象化。

可以说，中国人对钓鱼台的偏爱，不是物本身，而是它所渗透出的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当人们借着这个题名，赋予某个建筑物时，钓鱼台这个有限的物质建构便被文学化、抒情化、心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