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上瞰东风——再读《岳阳楼记》

　

我自不识岳阳楼，巴陵楼上瞰东风。我还没有去过岳阳楼，对岳阳楼的美好印象，其实是源自于我最初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和对爱国的良将贤臣们的崇高敬仰。青葱岁月时，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放，曾经激发了我们多少的激情震荡，勾联出了我们多少对仁人志士的美好向往，引带着我们至今对那首名篇完整背诵的朗朗如交觞。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我的确未曾到过岳阳楼，更未临高楼而一观巴陵之万千气象。但是，文正公的几句气吞如虎的描述，让我如临其境，禁不住产生出许多的遐想。青年时的我，就曾想象岳阳楼上的风光自然是浩浩荡荡，衔远山，吞长江，一股英雄气冲天豪放。现在的我，则会想象，衔远山，吞长江，天地之间满是壮志未酬的悲壮。可见，同是岳阳楼上瞰东风，那时理想如虹，现在却气雾沧桑。

的确，同样的风光，对于不同时期的主观意向就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人当然更会发不同的感想。

登临同一座岳阳楼，面对同样的洞庭风光，杜甫先生如是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哦！杜工部的一句“凭轩涕泗流”道尽了人生的悲凉，然而，却怎么也没让我感觉到登高望远，“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豪迈气象。而李白老兄则曰：“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听听——“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你不得不佩服这老兄，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改他浪漫的秉性，能让雁阵引“愁”九天云外，让大山吐出一轮明亮灿烂的月亮，他照样举杯邀明月，豪饮三千杯。但是，浪漫是浪漫了，却尚未达到“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喜洋洋状态。当年，读着范公的《岳阳楼记》我曾经一度怀疑，批评家给太白兄所冠的古今浪漫第一人名头，是否有所过也？是否有对范公有些不公？现在想来，太白老兄的“岳阳楼吟”是在“月下独酌”，心中一味构思的是个人生活“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是严重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不关注大众，所以聆听不到大众的“渔歌互答”，因此，他是孤独的，是孤独情绪的浪漫者也！比之于范公，陡显格局小矣！而明朝人士李东阳《登岳阳楼》则看到了“三江到海风涛壮，万水浮空岛屿轻。”，想到了“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情。”。可是，我至今都不明白李东阳先生究竟是想到了哪样的“天下句”？“吴楚”时毕竟还未有岳阳楼也！他空泛的还不如大宋张舜民同志的《卖花声.题岳阳楼》借状物抒怀乡情来的实在。“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醉袖抚危阑，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张舜民通过歌妓“斟酒敛芳颜”的沉重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忧伤情。回首夕阳红尽的地方，故乡长安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充盈了一片无奈和苍凉。这符合范公所言的“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但不也是一种“自我”的情绪吗?

可见，范文正公之前的文人骚客之岳阳楼吟，虽然抒情有所不同，但是真的无有能超越自我的高大之作。

岳阳楼之感叹，前人已尽述，文正公由此而拒绝再老调重弹，发这些无谓的感叹，他决定要抛弃和超脱“以物喜”、“以己悲”的骚客小我情怀（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小资”情怀），而把观照视线转移到现实生活和黎民百姓，以贤臣良将的境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又进一步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已经不是空泛的“悲天”，而是实在的“悯人”了，是已经光芒四射的古典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爱民”思想了。

仅此一点就可见，文正公之岳阳楼之感，是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岳阳楼”抒怀中的最上乘佳作，也可以说至今尚未有超越其者的抒怀高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赞其“精切髙古”，“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

文以载道，文是述心。读此文，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贤臣形象；一位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的良臣形象；一位逻辑清晰、文辞优美、气度恢弘的文学家形象。一篇千古佳作，抒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成了他一生爱国精神的光辉写照。

岳阳楼上瞰东风，我之思绪越千年。东风浩荡，荡涤千年世间苍茫，烟波浩渺，淡漠多少人世沧桑。然而，总有许多不朽的思想，粲然如夜空的星光，虽历经云尘风雷激荡，依然会发散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丰满着中华民族精神，让一个民族的前进方向越来越昭彰。

东汉末年，孙权的手下鲁肃在巴陵山上修筑了阅军楼，用以训练和指挥水师。这座阅军楼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北宋庆历五年（1045）春，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同年，56岁高龄的范仲淹应邀写下了这篇不朽的名作。

范公少年时家贫幼年丧父，对下层人民的痛苦感受较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范公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我自不识岳阳楼，巴陵楼上瞰东风。顺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方向，我俯仰中国思想史的走向，从道家学说到墨子的理想，再到儒家的志向，范公作为北宋儒家良臣的代表人物，如果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堪称其儒家思想的典型反映，那么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足以证明，他的价值取向已经超越了儒家思想。他，正顺着民本主义大方向走向后来，或者说是走向未来。这样的方向正闪烁着熠熠的时代光芒，照耀着北宋乃至以后国家治理的方向。

但是，范公又是不幸的。他的不幸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王朝时代，那样的时代给了他时代的制约。现实已经让他承受了一次次的无奈，那么，未来是什么样？或许让他产生着茫然，在心底他的“先忧后乐”理想注定是缺乏信心的。因此，他的浪漫和豪放就遗憾的带着了悲伤，带着悲壮了。

　写于2019年10月31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