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一、初见

我从小就与死亡有着不解情缘。二零零一年的阴历七月十五，也就是中元节，众人都在准备金银钞票上坟祭祖的时候，我出生了。听母亲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哭，无论接生的阿姨怎么拍打抚背，我都是没反应。家里人全都吓坏了，生怕我一个缺氧就此撒手人间。母亲的原话是：“你不哭，给家里人都吓坏了，你爸一屁股摔在床上……”神奇的是，我的人生并没有就此终结，当母亲着急忙慌地从阿姨手里接过我，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我能哭，见人更能哭，除去父母，也就只有见大我十岁的堂哥不哭。母亲说她一天里面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哄我，有时候哄的心烦，干脆把我丢在炕头，不管我出门打麻将去了。而我爸哄我的方法，就是盘腿坐在炕头，把我的小脑瓜放在膝盖上，腿一上一下的抖动，直到我不哭。嘿！他到现在坐着都还情不自禁地抖腿。

大一点，我已经可以记事了。堂弟百天宴，在一家大酒店定了包房，我记得很清楚，一进酒店门，我就嗷嗷大哭，拦都拦不住的那种。我爸脾性暴躁，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俩脚，这下好，我哭的更厉害了，谁劝都没用，没办法，我爸扭头把我送回了家，然后转身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屋子里。一个人无聊，就在炕上跑来跑去，一个不留神就摔在了地上，现在想想，幸亏我家炕不是很高，不然这一摔，对那个年龄的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那件事倒也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记，下巴上的疤痕现在还能看得到呢！

二、旅途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倒是不见人就哭了，但也不代表我不哭了，被小朋友一推，就哭了起来，老师怎么劝也劝不住，这给老师急得呀，恨不得把我的嘴堵上扔垃圾桶里。可她是老师，所以我逃过了与垃圾相拥的后果。老师从抽屉里取出糖，我还是哭，老师扮了扮鬼脸，我还是哭，老师讲笑话，我还是哭。最后老师也没招了，气的挥了挥手，碰到了桌子上的画笔，啪嗒一下画笔掉在了地上。说来奇怪，我一下子不哭了，捡起画笔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画画去了。我有很高的绘画天赋，最起码其他人是这么说的。而我那时，要数乌龟画的最好。可是妈妈一口回绝了我要学美术的要求，原因只有一个，学费太贵，支付不起。小时候不懂事，就闹，哭着要学画画，可是哭也没用啊，最后被我爸一巴掌给我打到了自己的床上，那晚，我睡得很香，只是脸上还带着一个五指印。

幼儿园的时候特有意思的就是我不愿意在学校里上厕所，每天晚上都兜着一裤子的屎回家。我从小就对自己的隐私保护的特别严密，妈妈带我去公共澡堂洗澡，我哭着闹着不肯进门，就算最后跟着爸爸去了，也扭捏半天不肯脱衣服。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回村子里爷爷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尿床了，内裤湿了，奶奶就要帮我脱下来，我不肯，就闹，死活不让脱。当然，最后换来的是爸爸的巴掌。

上了小学，我开始和人打架，可我又打不过别人，一年级的孩子打架都用指甲，每次的结果就是自己脸上多了几道疤痕，现在还能看得到。为此双方家长没少见面，最后还成了朋友。到了二年级，我遇到了我这半生，也将是一生最好的老师。她叫张海霞，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为人和蔼，大度，讲课也十分生动，总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觉得我喜欢她。她总是和我们说，要多读书，不仅仅是课本。我也因此买了我人生中第一本课外书——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带着拼音和插图。读完之后，我喜欢上了安利柯的生活，也常常幻想自己像卡隆一样高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再也没有打架打输的时候。可现实是，我瘦的像一只竹节虫。

表哥带我看恐怖片，电影里把鬼描述的恐怖至极。我想，世界上真的有鬼吗？鬼应该就是灵魂吧，我死后是不是也会变成鬼？然后被地狱长着大角举着三叉戟的鬼差扔进油锅，想到这儿，我的后背不禁冒了一阵冷汗。

三年级，我们开始学英语和写作文。英语对我来说就是一堆蚂蚁顺着蜜糖随意摆成的造型，我直到六年级才背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做英语阅读理解的时候，五个问题总是yes和no挨个儿写，有一次还真的对了一道。比起英语，我写作文就不一样了，在这方面我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甚至比绘画还要高，我也把作家这个理想埋在了心里。老师总是拿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让他们以我的作文为榜样，有一次我去办公室送作业，我还看到张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向其他老师炫耀呢！而一旁的英语老师见我进门，就把我叫了过去，说：“你作文能学好为啥英语学不好？”我挠挠头支吾了半天说道：“作文，也没学什么啊……”这话一出口，办公室的老师们就一齐大笑，反观英语老师，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最后摆了摆手让我走了。

后来张老师找到我，让我不要偏科。我对着张老师那张好看的脸说道：“老师，我没偏科，我认真学英语了，就是听不懂。”张老师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说：“那就加把劲，拿出比别人多一百倍的努力，试试看。”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自那天起，我开始对着英语努力，早上起床去学校的路上看英语书，吃饭的时候看英语书，睡觉前看英语书，结果是，我的英语直到五年级才及格。一百分的试题我靠着作弊考了八十六。自此，我把手里的英语书换成了《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等的课外书。现在翻开我那些旧书都能清楚地看到上边的菜油。与英语相反的是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居于高位，无人能够撼动，张老师把我和一位英语成绩，一位数学成绩好的同学合称“三国鼎立”。

我那个时候刚好在读《三国》，是那种文言文版的，往往一句话要读好多遍才可以勉强理解。那时我把曹操当作大反派，尊刘贬曹，课间时间常常坐在讲台上，将板擦往桌上一拍，学着电视里说书先生的模样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年……”有一次课间，张老师走了进来，我讲到兴头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是一股劲地贬曹，把曹操骂的狗血淋头。张老师没有打断我，就站在门口听着我讲，同学们憋着笑，也没有提醒我。直到我讲完，扭头喝水的时候，看到张老师在看着我笑。学生时代，看到老师都会后背一凉，我也不例外。张老师走上前来说：“讲完了？”我怯怯地点了点头，张老师俯下身来，对我说：“讲的不错，不过，曹操可不是你说的那样啊！他是一个枭雄。”我盯着张老师的双眼问道：“枭雄是什么？”张老师回答道：“枭雄比英雄还要厉害！”我急了，连忙反驳道：“怎么会，曹操篡汉，这就是坏人啊！”张老师听到我这样说，笑了笑，然后开口道：“你以后就明白了。”我点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张老师站正身子告诉我们学校要举办一场作文比赛，叫什么核心杯，问我们谁要参加。我肯定是第一个举手，跟作文有关的事那个时候我是最积极的。最后我得了第二名，张老师告诉我说，我只比第一名少一分，扣分就扣在了字迹潦草上，而且我这个人比较颟顸，错别字出现了好多，不然第一名就是我的。为此，我临摹了一个暑假的钢笔字。

暑假的时候我照例去了乡下爷爷家。乡下不像城里到处都是卖零食的，想吃零食只能等到一些商贩路过村子的时候。那次奶奶买了一包饼干，放在家里的瓷罐里，上面放着一块面案，面案上又压着一袋没有开封的面粉。爷爷奶奶要早早的下田，我自然是没有他们起床早，奶奶取出几块饼干给我放在灶台上。我起床吃过后，舔了舔嘴角的残渣，不断乱撞的馋虫驱动着我走到了瓷罐前。我用了很大的力气都无法将面粉袋子挪开，可是这怎么能难到我呢？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对着面粉袋子就咔擦几下剪开一个口，将面粉都倒在了地上，直到我能挪动袋子。最后，我自然是成功了，满足了味蕾后，便开始清理战场。我先用簸箕将地上的面粉铲回袋子，又用针线将剪开的口子缝好，当然，我的女工可是很差劲的。最后，我将剩下的带着土的面粉——乡下的地板是用砖铺成的——又一齐倒进了茅房，又仔仔细细的洗了一遍地。做完这一切，我擦擦额头上的汗，心满意足的回到屋里看书去了。

可是最后事情还是败露了，原因是爷爷看到了茅房里的面粉，结局自然少不了一顿教训。我开始后悔，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面粉倒在盆里面呢？

后来我又跟着堂姐上山采草药，那座山是阶梯状的，两阶之间的高度差不多有将近两米吧。我抓蚱蜢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去，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然后手指就传来一股钻心的痛。我的左手无名指受伤了，好在其它地方没有什么事。那时候我想，要是我摔死了，我的意识会怎么样？会像晚上做梦一样吗？

五奶走的那些天，我每天晚上都会发烧，白天又会正常，直到五奶入了土才结束。这世上一定是有鬼的，也许就是五奶的灵魂回来了，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坐在院子里，看了看透着寒意的月亮，对着面前的空气说：“五奶，要是世界上真的有鬼的话，那你就把我带走吧。”结果是，我一直活到了现在。

毕业那年，拍完合照，我想和张老师合影一张，却怎么都找不到她。之后，那一年的平安夜，我带着平安果敲开了张老师家的门。张老师还是那样和蔼，她从家里取出水果放到我面前，坐到我对面一起回忆了好多小学的事。后来，张老师问我学习，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糊了。”张老师只告诉了我一句话，“好好想想自己以后想当什么样的人，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去拼命，其它的都不用管，因为这个世界上理想是最崇高的，其它的东西比起理想，都会变得黯淡”，这句话我一直受用到现在。

中学开始，我就接触了网吧，每天都沉浸在网络游戏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除了生物。当初引以为傲的语文也退步了，我只会在考试前翻一翻语文书，考试结果下来，其它都不错，唯独阅读理解只有不到一半的分数。而生物，可以说，我在全年级几乎没有对手。为此我不止一次被班主任拉去训话，说什么中考又不考生物，我很霸气的回道：“我喜欢生物！”

上学时期拉帮结派的人并不少，有个比我大一届的男孩就是个混混，经常去我们班里找他的“小弟”。一来二去，他倒也知道了我的姓名，经常让我帮他做这做那，有一次，他甚至骑到了我的背上。我没有反抗，我很瘦，打架谁都打不过，所以只能缩头缩脑。我想了想，这应该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喜欢画乌龟的后遗症吧。可是后来有一次，我跟他打了起来，结局可想而知，我被掐着脖子按在墙上，脑袋挨了一板凳。

不知道是不是我长得像《天龙八部》里的“恶贯满盈”一样，每次班里有什么坏的东西全班同学都会齐刷刷的看向我，老师也是如此，无论我怎么反驳，老师最后都会说出一句：“骗子会说自己是骗子吗？”为此，我没少帮着暗地里的“破坏王”打扫战场，将自己的零花钱一次又一次的进贡给了班集体，成了班里最大的“股东”。

倒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前桌是一个长得高大的男孩子，足足比当时的我多出一颗脑袋的高度，就像《爱的教育》里的卡隆一样强壮，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陈煊彬，吊儿郎当，不修边幅，住校生，有的时候甚至穿着拖鞋就到班里上课。最有趣的是考试的时候，我们差生是在一个大会议室考试，两人中间隔着一个椅子。陈煊彬每次考试都从宿舍里拿两个枕头，递给我一个。我接过枕头一头雾水的问他这是何意，他笑了笑，把自己手里的枕头放到身旁的椅子上，躺了上去。到了下午，更多的同学从宿舍拿上了枕头，监考老师也对我们这些差生没有任何办法。

虽然说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但我并没有就此而放弃读书。初二那年，是我读书量最多的一年。也是那年，我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但是大多不太满意。

还记得我说过我和死亡有着不解情缘吗？我从小学五奶去世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死亡的意义，到了初二，我开始实践。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种死法，怕疼，所以跳楼、割腕什么的都直接被我跳过，最后我选择了喝药这种比较安逸的死法。

母亲失眠，所以家里常备安眠药，我趁着母亲不在偷偷从药片里剥下几粒。当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打着手电筒，面前放着一杯水，盯着药片看了好久，最后一咬牙，将药片一股脑地扔进嘴中，喝了口水顺下喉咙。然后吧唧吧唧嘴，躺进被窝闭着眼等着死亡的到来。周围很静，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跳的很快。我忽然想，我死了，我的父母和妹妹会怎么样，陈煊彬会怎么样，还有隔壁班偷偷喜欢的女孩。我开始慌了，开始后悔触碰死亡，渐渐的困意袭来，我没了意识。

第二天我是被母亲摇醒的，接着在教室里睡了一整天。后来我才知道，三颗安眠药不足以致人死亡。

班里有一个叫张玲璐的女生，倒是和我玩的很开。我们和其它两位同学组了个组合叫“四大钢筋”，一起跳绳，一起去公园，除了学习什么都干，当然，这只限我一人。后来毕业，另外两名同学失去了联系，到现在，我连他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往往提起就是那位和那位。

毕业那天，我和其他班里的三人，在饭店坐了个大桌子。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站起身举着酒杯对其他三人说：“窟，一介草莽，幸遇君等，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今卿同我干了这杯酒，留个念想，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会。”三人听后，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还笑骂我装文艺，笑归笑，他们倒是也举起了酒杯。后来只有我喝醉了，因为只有我喝的是白酒，一口气全部灌进嘴里，五脏六腑像是被一把火炙烤着，想吐，出于面子便强行忍住了，最后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吐了出去。那三人倒也真的没有再见，后来翻QQ的时候，也不见他们的头像。

三、弥留

人人谈起高中都很累，对我而言除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困难了点，倒和初中没什么不同，并且我差一点就与高中失之交臂。

中考我考了二百五十九，我妈说是不是阅卷老师多给了你九分。成绩不理想，而我又不想去复读，我讨厌见到我的初中老师。最后我去了职校，对口升学。学校给我们说好的是高一高二在一所普通中学，高三再把我们迁回本校。那是我第一次住校，对一切都很陌生。顺便一提，陈煊彬去了一所技校，他对我说住校的时候千万不要带太多的洗发水和牙膏。而张玲璐去了我县一所最好的高中，用她的话说就是“险胜”。

军训的时候我和我的发小在一间宿舍，说是发小，关系倒不见得有多好，不过在这个陌生的学校，有个认识的人那自然是好的。后来的高中三年我们都在一个班里，不过也没说过几句话。军训的时候高三的学生并没有假期，还是在学校里上学。我们训练解散的时候是比他们放学早的，那时候又睡不着，于是便每天趴在窗口，窗下是停车棚。每天等到学长学姐们放学来推车的时候，我都会趴在窗口喊上几句“学姐好，学姐辛苦了”。为此舍友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流氓”，有一次我刚喊了一句“学姐辛苦了”，便从下边飞上一本书，差点打到我，这也让我不敢再乱喊了，不过流氓这个外号倒是留了下来。

军训结束后还有半个月的假期，趁着这些时间，张玲璐邀请我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我是不想去的，可是张玲璐和陈煊彬都去了，我也不好拒绝。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具体有多少我已经记不太清，只是后来去歌厅的时候，我在卫生间吐了一下午。洗脸的时候抬头看镜子，直接用力撞了上去。出了卫生间，脑袋沉，躺在陈煊彬的腿上，后者一叫，你头怎么流血了，我这才感觉到痛。

出歌厅的时候，白T恤后面多了一幅山水图，我直到回家才明白路上的人为什么笑，后来也不止一次地庆幸KTV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那面被撞碎的镜子。

我瞒着所有人去了趟北京，我想搞清楚自己撞镜子的原因。结果出来，抑郁症，中度，医生给我开药，我看了看价格，倒吸了一口凉气直接出了门，出了门我便把检查报告扔进了垃圾桶。心情倒是很愉悦，因为我搞清楚了撞镜子的原因。

后来我们在学校呆了两个月就被迁回了本校。本校在城边的一个村子里，特别小，食堂也十分差，我也因此改掉了多年来的洁癖。但也有了另外的毛病——失眠和头痛。那个时候我的包里常常会有安眠药和止痛片。那段时间我就算整夜不睡觉，第二天也清醒的很。我还是不学习，不是不想学，是落下的太多，听不懂，我的每天就是看书，写作，看书，写作。并且喜欢上了听歌，听民谣，最喜欢的歌手是宋冬野，我把他的歌词抄满了一个笔记本。

直到高二，学了职高的课程，简单到极致，我才又开始学习。那个时候，我们数学老师组织了一次跨年级学习，高一的同学到我们班听课。

我看到一个女生抱着椅子一脸茫然的站在门口，然后我的同桌，叫程红，向她挥了挥手：“来，坐这。”那时我挨着过道，程红挨着墙，所以那个女孩就坐在了我旁边。我把桌子上的书往里面挪了挪，好让她有足够的空间，见我这样，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向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孩愣了一下，然后又说道：“陈怡。”接着她又看向我桌上的笔记本，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写着我的名字，我赶忙用胳膊挡住，然后说：“咳咳……其实这只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安。”陈怡笑了，程红也笑了，程红说：“你别听他瞎说，他要是潘安我就是西施。”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没有再说什么。

上课后，我做完老师布置的任务，就开始画画。忽然感到耳边有股温热的气息，一扭头，陈怡正在旁边看着我的画。那一刻，我感到脸上爬上一股火辣，便赶忙将画本合上，嘟囔道：“别看了，难看死了。”陈怡笑了笑说：“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看的。”脸上的灼热感更加强烈了。

爸妈吵架，母亲夺门而出，在我读书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房子，我爸也在自己上班的村子租了房子，城里的房子就空着，我也因此得到了自己的笔名。

父亲脾气暴燥，我不敢告诉他母亲在哪，怕他一个冲动做出什么后悔的事。那段时间，我两头跑，更多的时候哪边都不愿去，就呆在没人的老房子里。倒是没什么变化，就是烟瘾和酒量大了一些。

从五年级到高二，我已经读了二十七遍《三国》了，我也渐渐了解了张老师所说的曹操为什么是枭雄了。我喜欢上了曹操这个英雄人物，不禁在作业本上用美工笔写道：“中华泱泱五千年，英雄者，唯操也。”最后被老师警告不准在作业本上随便涂涂画画。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个老古董，兼我们的班主任，但不可置否的是，他的课讲的真好。

高二那年的元旦，我和同学周亚军在班里表演了一次双簧，全班掌声雷动，只是我的脸上一直发烫，还被推到各班表演，吵吵闹闹的，有种脑壳会炸裂的错觉，最后我一个人跑到了教学楼门口在台阶上坐着。

我点了一支烟，刚吐出一口，就感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陈怡。她在我身边坐下，说了一句：“相声不错。”我纠正道：“那是双簧。”陈怡笑了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那晚的月亮很亮，像是把夜空烧开了一个洞，灰烬一点点落向人间，点着了我指间的烟，烟雾又一缕一缕向了被烧开的洞。

高三的我彻底挣脱了，我向往李白那样骀荡不羁，便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那段时间我在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在地坛里想着“死”，倒也是得出了结论——“死是一种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后又转想“怎么活”，也得出了结论——“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和恋人”。

我在书的扉页写道：“我倒是很乐衷于随着自己的心性而活的，倒是极大程度上愿意当一个洒脱放诞的人的。尽管周围总有些无形的墙，挤压着使我偏离了轨道，囿在了另一块不知名的地方。但我着实是想回去的，回到我所钟意的轨道，于上探得出头。”

后来一位同学看到后，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那一年我们换了一个英语老师，叫段娇娇，比我大不了几岁。刚开始高三摸底考试的时候，我想看看自己的英语到底能有多少分的实力，便只做会的，不会的也就空那，不蒙，也不抄，分数下来，只有十二分，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我直接回道：“我听不懂，没办法。”班主任把我狠狠的教训了一顿，我也不愿去改。

段老师也知道我不愿学英语，但也没有放弃我。后来有一次，我闲的无趣，便对照着英语字典翻译了下一个单元的课文。后来上课的时候段老师看到我那密密麻麻的翻译后，对我笑了一下，又加以鼓励。不得不说，就是因为这一个笑和鼓励，我开始尝试着去学英语，每一次我都会把英语课文翻译出来，而我也成了最常去英语办公室请教问题的学生。可是英语依旧没有及格。

高三是很忙的，班主任又是个老古董，他规定班里，甚至在宿舍，都不能有跟考试无关的书，说完后还看了我一眼。这样，我连看书都成了地下工作，只有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台灯在床上偷偷的看，要是听到门响，就赶忙换成英语或者语文课本。班主任的严厉，就连唐诗宋词也不让看，我刚好新买了一套唐宋元，却也只能偷偷的看。我也真正的领略到了宋词的魅力，其中尤以后主为之最。

我开始尝试着填词，从网上照着词谱一个字一个字地嚼。到如今已经填了二十余首，尽是些幼稚语言。

寒假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又去了那个医院，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检查结果是重度，回到家，我把检查报告偷偷地放进了自己背包的夹层，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抗郁药。

高三下学期，是最忙碌的一个学期，我在对门的班级里交了一个朋友，是女的，总是在一起玩，没少被老师误会，甚至单独找我俩谈过话，可是无论我怎么狡辩，老师总是不相信。

到最后，谣言成真，我和她倒也是真的交上了男女朋友，她数学不好，我就开始学数学，利用午休和晚上放学睡前给她补习，那一段时间，我的数学成绩直逼班里第二名。英语还是没有办法及格，到最后我也放弃了，段老师也没有说什么。至于语文，基础题我是全对的，阅读理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写的，总是丢一两分。倒是作文分数很平常，不是特别出众。班主任和我说，我的作文太过散文化，不适合写作文，我没有改。而我写的文章也越来越不如以前，连我自己看了都会感到羞愧，我说自己江郎才尽，后来又摇了摇头，否认道，我不比江郎，也无才可尽。

后来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喝过药，随手将药盒放在了书桌上。下课去卫生间回来，同桌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我注意到自己药盒被人动过，连忙摆了摆手说：“不是我的药。”同桌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只是自那之后，他很少跟我说话。

越接近高考，我就越放纵，我填了一首《江城子》，欲借其来正视我的内心：

夜听珠打玉盘声，转东西，更琤琤。起视空空，尘掩旧时簦。辗转人间十几载，空取字，发先生。

醒时多数夜茫茫，踏仙云，睡高甍。山野村夫，高叫九仙翁。不入长安推酒肆，多少乐!梦携姮。

我说，三十岁之前，我要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我把自己高三的课本和做过的习题交给了陈怡，后来她说，她一翻开我的书就看到一堆抄上去的诗词。

而父母也合好如初，一家人又住到了一起，可是笔名我却没有改，用的习惯。

毕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做，一个人背着书包避开了所有人溜出了校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刚一出校门我就把微信里的高中同学都删了个精光，只留下了周亚军和程红，班级群也退了。后来听周亚军说班长他们组织同学聚会，让我去，我拒绝了。

高考我空了题，为了和女朋友去同一所学校。有人说我二百五，我耸耸肩，一脸无所谓地说：“我又不喜欢上学，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高考完之后便是漫长的暑假，我去了河北燕郊做暑假工，原因是刘伟东在这里工作，工作之余倒也有个玩伴。他是我初中一起玩到现在的朋友，比伯牙子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帮我找了一家海底捞，我也正式开始了我第一次的打工旅途。

在海底捞工作是真的很累，每天都要满客，周六日更是恨不得把店面撑大。我在后堂工作，整个后堂的活我都干，后堂经理也对我很好，每天晚上下班都会递给我一瓶啤酒，然后嘱咐我不能在宿舍喝。我往往都是刚走出门就一口气灌得精光，然后打一个长长的酒嗝，踩着月光向宿舍走去。那天下班，我刚走出门口就掏出了一支烟，可是那天的打火机像是被下了药一般，怎么打都打不着，在我连续打了七八次的时候，一股火窜了出来，引燃了周围先前排出来的气体，点亮了黑夜，直冲我面门袭来。万幸的是，那团火只停留了一瞬，不然我这样就被烧死也太不值得了。

虽然命保下了，可是我的眉毛和额前的碎发却遭了殃，天热，我便没有扣好上衣的扣子，所以为数不多的胸毛也无法幸免遇难。走在我前面的白暄听到动静，扭头看了过来，下一秒便哈哈大笑，问道：“你在搞什么？”

我在海底捞认识了同样是暑期工的白暄，一问，她也是大同市的，她们县城离我们县也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她喜欢笑，特别喜欢，我总能在她的笑里感到温暖。

有一天晚上我刚躺到床上，手机就有人发来了消息，我拿起手机一看，白暄问：“你是不是有抑郁症？”我愣住了，直到她又发来一个问号我才反应过来，颤抖着手回了一个简单的“嗯”。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耳边总是传来幻听，胸闷，似乎随时都会窒息，反胃，去了厕所好几次都没有吐出来……

后来在我的追问下，白暄说她在我朋友圈看到了抑郁药的照片。我翻了很久，才发现一张照片的角落里露着半个药盒，我问：“你怎么认识？”她说：“我也是。”

高考分数下来，我没有看，直接让女朋友帮我报了志愿，我没有一点建议，全凭她定夺。

在海底捞呆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想走了。走的时候我把攒了两个月的员工券全部给了白暄。员工券是店里给优秀员工的，可以在每个月初兑换东西，手机，耳机什么的都有。我攒了五十多张，白暄苦笑着说她只有两张。

回到家，我又开始无所事事了起来，不久就是生日。刘伟东送了我一把吉他。我不会弹，只是偶尔随便扒拉几下，发出一点噪音，可我时常把它带在身边，当个宝一样。

通知书到了，和女友在一个学校，也在一个班里。后来白暄也干完活回了家，她对我说，明年再一起打工，我答应了。

高中的班主任常常对我们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害怕社会。

进了大学校门，我暗暗说：“孤立世界。”我开始不去交朋友，不去主动和人说话，每当周末就一个人背着吉他去了公园，或者一个人到歌厅吼几嗓子，每天过的百无聊赖。

直到国庆，女友和我分手，我开始了真正的一个人的生活。

秋天，天气渐渐转凉，万物开始凋落，也包括我。白暄说：“等什么时候撑不住了，一起约个死吧！”我看着这段话愣了好久，死亡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词语，除去初二那次，高中我又陆续“死”了两次。后来我在屏幕上敲下了一个“好”！白暄又说：“你看过海吗？”我否认，她说：“要是我们明年六月还活着，你陪我去看海吧！”我说好，如果能活到六月，一定去。

这个约定一直埋在心底。

那年冬天很冷，冷到呼出一口气都能结成冰，把整个人都冻住，直到窒息。我挑了一个下雪的日子，一个人去了歌厅，唱了三个小时的宋冬野，喝了两箱酒，回去的时候踉踉跄跄险些被车撞到。第二天直到下午才起床，是被电话吵醒的。来电的是程红，我刚接通电话，对面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阿窟，你在哪？”

“宿舍。”

“我昨天喝多了。”

“嗯。”

“我喜欢的男孩子原来有女朋友。”

“那就换一个去喜欢呗！”

“我到现在胃里还难受。”

“喝点葡萄糖。”

“要不你来找我吧。”

“嗯！行。”

那天，我看了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然后像刘伟东借了二百块钱，坐着大巴从太原跑到了晋城。

人在极端难过的情况下，会去找一个自己最看重的人，我很享受被重视的感觉。

下了车，到了程红给的酒店地址，我把兜里的葡萄糖和蜂蜜水递给了她。她把我带进了房间，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是她的朋友。程红说，她难受，想给人打个电话，翻遍了手机，只找到我一个。

那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窗外，远处的霓虹灯闪个不停，近处的路灯晕出一圈又一圈的光，跑到卫生间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睡下。

第二天，程红带着我吃了八块钱的麻辣拌，带我逛了公园，我又坐上了回太原的大巴。

有段时间，我写作忽然没了灵感，常常两三个周末才能蹦出一两千字，我对段老师说：“我现在特迷茫，我想做一个洒脱放诞的人，追逐梦想的人，虽然我知道这样在这个社会根本无法活下去，但我就是没办法去做所谓的正确的事，整日像个提线木偶一般，浑浑噩噩。”

段老师说：“理想和现实你要懂得平衡。你只有脚踏实地走好现在的路才能让你的写作之路走的更远。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不是想要什么都能得到的。你只有做了那些你不想去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去做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凡事都有代价。无论多么艰难，我们必须做出取舍。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

白暄生日，我在网上看着教程织了一条围巾送给她，我告诉她：“如果我活不过这个冬天，这条围巾就算是我的绝笔。”过些日子，她送了我一本书，她说：“要是你撑不过这个冬天，就把这本书带到墓里。”她还说：“说好的约死，不能一个人偷偷的消失。”

四、死亡

二零二零年，寒假，疫情阻断了所有开学的日期。我也得以不用去看到那些陌生的嘴脸。除夕夜的晚上，白暄给我打来电话，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她哭了四十分钟，我举着手机听了四十分钟，后来手机传来挂断的声音，我才将手机放下，在院子里望了一整夜的月亮。

四月八号，我删光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圈和公众号的文章，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自我封闭。

五月十二号十九点五十六分，在病床上躺了九年的奶奶走了。我爸说：“养我的，和我养的，是我最放不下的人。”我很平静，心底没有一丝波纹，在我看来，死亡并没有什么好悲伤的，相反，死亡，应该是愉悦的，应该是幸福且快乐的。可是没有人能懂得这个道理。

开学只开了一个月，便又放了暑假。白暄对我说：“以后别和我联系了，我找了个男朋友。”我说好。

暑假没有去打工，也没有去看海，我批发了一些玩具在广场摆地摊。我不会做生意，木讷颟顸，但也乐得其中。一个大叔带着孙子买玩具，付款的时候我的手已经伸了出去，他直接忽视了我的手，把钱扔在了地上。我看着地上的两元钱愣了很久，还是把它们捡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埋在被窝，身体不住地颤抖，冒着汗，四肢冰凉的像个死人。我和段老师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也慢慢的把她叫做了姐，我说：“娇娇姐，诗人里面我最喜欢李白，词人里面最喜欢李煜，我特别喜欢李白放荡不羁，洒脱的性格，我想如果李白碰到这种事，也许他会双手一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也想像李白一样洒脱，可是我却像李煜一样懦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生在唐宋时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居，还是李白晚年一样去游山玩水，现在我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太高估自己了，我可能是李煜一样，不过不可能是皇帝，也许只是市井的一个泼皮，就算受了胯下之辱也是因为胆小懦弱。我把自己当作是洒脱，装的连自己都相信了，直到那档子事，把我给自己穿的一套厚厚的铠甲彻底击碎了。”

娇娇姐给我说了许多，我记住的就只有一点，她说：“你热爱文学，也欣赏文人墨客。欣赏他们的脾性与洒脱。可是，他们毕竟是古人，如果换到现代，环境不同，人生境遇不同，他们不见得还是他们。你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效仿。你是现代人，接受了现代的教育，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人的思想与原则。安身立命是人之根本。尊严不是别人给予你的东西，而是你自己给予你自己的。尊严应该是一个宏观的，而不是微观的。我们都是俗人，我们都需要生活，好好生活，认真生活，接受自己的平凡。”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出摊。偶尔在微信上看到白暄的生活轨迹，文字跳动着，像是在奏着欢快的乐曲。陈煊彬服兵役还没有回来，我常常在他的微信上留言让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先联系我。张玲璐在天津读大学，时不时对我吐槽一下学校的生活。刘伟东也依旧在河北燕郊工作，倒是经常一起打游戏，虽然总是输。只有我一个人五脊六兽的活着。

我也是那时才发现，原来我所钟爱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总是自命不凡，却不曾想，自己什么都不出众，比如绘画，比如写作。

二零二零年的夏天也常常下雨，我也总是出去把自己淋到湿透。

五、新生

有人问我，死亡是什么滋味，我回道：“要是我妈身体再好一点，要是我能再不懂事一点，要是我能再自私一点，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在这世上哺糟啜醨，畏葸不前，像是被恶鬼抓住了双脚，迈不开腿。

卡尔菲斯说：“我在这些黑暗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个空虛的日子，我来回度步，努力要寻找窗子。”

二零二零年和二零零一年一样，闰四月，二零零一年的阳历九月二号，阴历七月十五我生于这世上，二零二零年的阳历九月二号，阴历七月十五我亦生于世上。

我放着宋冬野的歌曲，他的《知道》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反正活着的人也没人知道为什么活着。”

夜里我在黑暗的房中点起蜡烛插在蛋糕上，火光跳动着，很亮，在墙上映出血色的影子。

后来每当人们问起我生于几时，我都会先笑一下，然后说：

“二零二零年阴历七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