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笔三迹”论任东书风 文/张成军

从“三笔三迹”论任东书风

文/张成军

“三笔三迹”者，名成于日本书道，三笔是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而“三迹”则指笔法为野迹、佐迹、权迹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其中最出色的当首推空海和尚，空海秉承王羲之的风格，加入颜真卿的笔法，自创形成独特的书道笔法，被奉为入木道（书道）的开山祖。

用“三笔三迹”这个词，作为引语评论任东的书法风格，绝非有哗众之意，而是经过对他书法学习过程和他目前书法风格的深刻思考，与任东相识己久，在我认识的青年书家中，他应该算是才子翘楚，现为逸庐书院助教，南艺书法篆刻专业硕士再读，我想他的书法未来一定可期！为这样一位优秀的书家写点文字，颇有压力，好在我们份属同门，一起受教于逸庐，不到之处总会原谅一二。

一、“笔”法晋唐，古“迹”彰显。书法有法，法必宗晋唐，当下方家论书，众说纷纭，但书兴于晋唐这个论调大家应该不会存疑，无论是“泥古”还是“疑古”之争，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必入古方可谈出新；这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继承方式所决定的，吸收和包容绝不是主线，不过是它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所以他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取舍得当；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目前他所涉法帖应该大多在晋唐前后，而且他真草隶篆均有深耕，先得二王之神韵，再收禇登善之正气，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力和美、骨与韵己渐趋于合体之势；加之他出生于陇西成纪，娲皇故里的上古之气或许早就溶于血脉，书风古迹之像已经彰显无余。

二、用“笔”中和，印“迹”可寻。书如其人大概是论书人常用的词语，但实话实说，字如其人是有道理的，从任东的书法就能看出端倪，他用笔凝重而不迟滞，轻松而不懒散，这都得益于晋唐笔法的支撑，他下笔处处有法，中锋用笔，结构取法唐人中正之风，宽博大气，疏密得当，如果说一定要找个理论支撑，那么《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足以概括，先秦书家早以提出中和这个审美概念，我想这也是他为人处世哲学的体现吧！所以论书者大多以书法本体而论，但我常常以人论书，我想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定位，必竟技法囿于人、囿于道；以人为本大概不会有错，我想这也是他楷书取法禇登善的主要考量吧！

三、逸气入 “笔”，仙“迹”初现。每一位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法面貌，艺术作品的高度应该是逸品，书法中的逸品是书法人追求的目标，而逸品一词中的逸，原指那些超脱于世俗之上生活的人。他们的超是以性格的高、生活的清为其内容，高、清、超皆为逸的内容与态度。这与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 天下篇》)精神境界相一致。它渗透到文艺作品中就出现了所谓逸品，每位书法人的风格形成是由自己的审美取向决定的，任东的书法中隐隐带有这一丝逸仙之气，这也许是他在下笔的同时，就摈弃了世俗的那股浊气，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当下社会，如何坚守清心寡欲、不追名逐利的生活态度，其实是需要智慧的， 他笔下的逸气形成正是来源于他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两位姓李的先生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一千多年前与他同时生活在陇西成纪的诗仙李白，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捞月人，谁敢说他的豪气与仙气对他会没有一点影响呢？当然了，他的书法审美是有标高的，客居秦淮河畔的栖虹先生是他老师，李双阳老师的潜移默化和悉心教导是他书法审美取向的主要原因，沈尹默先生在他的书法地位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说到：“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可见每一位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都有强烈的认同感，这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一门东方艺术都需要综合知识滋养，在这点上，他和我一样更崇尚清初著名画家龚贤说:“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的论述，这一理论正好印证出了他的艺术态度与追求，以及创作理念和文化旨趣，他在工作之余还坚持进入南艺主修书法专业硕士学习就是很好说明。

以我的理解：他所谋甚大、所图甚远；他是要站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去考量自己的艺术之路，所以我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