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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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一词出自[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意思是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与之相对的词是“武人相重”；而相近意思的词就是人们常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
因为偶入文人圈，故耳边常听到贬说文人之间有矛盾时用的一句话：“文人相轻”！初听好像觉得甚是有理，然随着年龄越近，思考渐深，似有所不同之感受！以文字记之供同道贬伐！
“文人相轻”的历史渊源。俗话说：文章千古事，不可轻言之，言必有物，言必有据！文人相轻乃因班固告弟超一封家书而起，但这句话是有前题的，那就是傅毅与班固之文采本在伯仲之间，此论出自“刘勰云：班固、傅毅，文在伯仲。”故班固评傅毅：“下笔不能自休，而无所止”一言，也许只是针对其文采甚之，但存在扣题不紧的写作技巧上问题而言，而非一棍子打死，这里相轻的轻字当有教说之义，而非轻视之意。然当下人以偏概全、一言蔽之实乃是自断之其义，有不辨而罪、不教而诛之嫌！
“文人相轻”的历史价值。古代的“文人相轻”的典故比比皆是，如“石压蛤蟆、死蛇挂树”黄、苏二公；还有苏轼与张耒的：“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府右军方熟眠。这是热汤清炖王羲之。”之争；更甚者当如苏轼与王安石：二人不仅政见不合，尤互相轻，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但他们的相轻是有原则的，不像今天，动辄口水相向，恶语往来，甚至公堂对薄，大打出手，真正是斯文扫地！他们的相轻只囿于文学艺术上的探讨与贬针，不伤其身，不堕其名；反而有相互成就之妙！
论文必以所书有文气者乃佳。文气者非文笔之气，乃文章中的气格之意。建安七子之首曹丕曾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正是曹丕这种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突出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而恰恰当时时代对文人的包容性，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宽容性，成就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一大批具有魏晋风骨的文人巨匠，给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人相轻”的现实意义。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明清以后无高峰，自民国后而无大师。这是当下文人的共识，也是时代的叹息。我曾与几个师友聊过，当下的文学艺术处在一个趋同性的时代，功利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文学艺术批评，扭曲的文学艺术价值观使当下从事文学艺术批评的人成了“鼓吹手”、“站台者”； 文学艺术批评由历史上“文人相轻”变成了当下的“文人相重”。
其实：有效的文学艺术批评是点燃创作激情的“推进剂”， 理性的文学艺术批评是引领创作水平的“标高尺”，正确的文学艺术批评是创作前进的“方向盘”。
近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各种文学艺术门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有一个现象也不得不引起重视，那就文学艺术的同质化问题，近年来，不管是大量文学作品也好，美术书法展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也引起了一些文学艺术家重视，也开展了一些讨论和批评，但收效甚微，僵化的文学艺术思维缺乏对有个性文学艺术家的理解与包容，社会排它性的现象让个别没有坚定文学艺术信念的作者动摇了创作方向，混淆了创作思维与观点；甚至于一些所谓的文学艺术泰斗们接近“骂街式”的批评缺乏文学艺术指引，在当下社会缺乏文学艺术鉴赏能力情况下，扰乱了独立文学艺术创作主线；“市场功利化”、“利己山头主义”的流水线文学艺术教育，禁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与创造性；接近抄袭式的嫁接创作，抹杀了个性化的创作可能。
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析当时“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其实敝帚自珍是人的通病，唯以“审己以度人”之法方能解囿我之陋。这也是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无论是“文人相轻”也好，还是“文人相重”也好；在推动文学艺术创作上都起到一定的意义，不过一个鼓励，一个是批评；其实二者各有千秋，需要把握的是一个“度”，故二者过犹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