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甲
每逢过年,我就想起儿时饭桌上的年味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家家户户都精耕细作,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把责任田伺候的舒舒服服,秋后的大地也将丰收的喜悦无偿地回馈农民。
那时的农家庭院里都建有猪圈鸡舍,家家户户都饲养一些鸡、鸭、鹅、猪、兔等家禽家畜,鸡鸭鹅产的蛋够吃盐打油的钱,长毛兔的毛卖的钱用来交学生的学杂费。经过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一年的精心照料,饲养的两头大肥猪这时便派上了大用场,父亲此时忙活着把猪圈里的猪粪掏出来,堆成一个大圆堆,外表用泥巴裹严实,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开春的土杂肥就有了着落。父亲和母亲商量着杀了这两头大肥猪,卖掉全部猪肉,留下猪头猪下水,全家过一个肥年。终于有肉吃了!我们兄弟姊妹无不欢呼雀跃。
杀猪是一个技术活。父亲胆小不敢杀,于是请来村里的张屠夫。只见张屠夫首先将猪的四蹄用绳子捆扎结实,然后将猪放在长案板上,这时猪便发出“嗷……嗷……嗷”一阵阵凄厉的嚎叫,张屠夫拿起镢头猛地朝猪头狠砸下去,猪就“哼”的一声被砸晕了,他顺势将一把锋利的尖刀猛地刺入猪的气管,鲜红的血从猪的脖子里“汩汩”冒出,流到早已准备好的盆里,猪便耷拉下脑袋,断了气。看到这个血腥的场面,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从此,我再也没忍心看过。
张屠夫将猪的身躯放入烧的滚开的热水里,将猪皮烫软,再将猪拖到案板上,然后顺着刺破气管的位置,插入一个细长的圆管子,用嘴对着管子吹气,直到猪的身躯鼓成一个大胖球,便开始用刮毛器 “刺啦刺啦”的刮起毛来。黑毛褪尽,便露出白胖胖的身躯,将猪头、猪尾巴、猪大肠、猪肝心肺等猪下水卸下,这便是主人一家的过年菜了。然后将身躯一劈为二,猪排、猪肉卖到集市上,这是全家一年的收入了。开春的耕地钱、种子钱、浇地钱、肥料钱等等都指望着这笔钱哩。
我们兄弟姊妹最高兴的就是看着父亲将猪下水洗涤干净,下锅加水,放入花椒、茴香等佐料开始煮,一阵阵肉香扑鼻而来,猪头作为贡品的使命完成后,便成为全家的美味佳肴。
最能体现饭桌上的年味儿的无疑是大年除夕的年夜饭。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大餐是年终最丰盛、最重要的一顿晚餐。现在吃着年夜饭看春晚成为中国人过年的标配。据说,年夜饭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式,拜祭神灵与祖先后团圆聚餐。在国人的眼里,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戏,不但食材丰富,而且很讲究寓意。肉是必不可少的,但光有肉还不行,必须有鸡,有鱼,有豆腐,有腐竹,有莲藕,有生菜。鸡是吉利,鱼是富裕,腐竹是富足,莲藕是聪明,生菜是生财。水饺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主食,吃到有钱币的水饺,预示新年发大财,吃到有麦麸的水饺,就有福。
吃年夜饭之前要发纸。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发纸的祭祀仪式是隆重而虔诚的。父亲事先在庭院的香案上摆设供品,香案的中央摆着神位,另设香炉、烛台。祭祀时,父亲领着全家人分长幼尊卑依次排列,先上香、烧纸、斟酒、鸣放鞭炮、敬拜天地诸神,再按次序叩拜门神、灶神。最后祭拜祖先。父亲把我们李氏祖先的牌位都摆在堂屋供桌的正中央,摆上鸡、鱼、肉、水果等贡品,斟上酒,点燃香烛,然后按长幼的顺序依次上香跪拜。以此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并祈求祖先的庇佑。这些祭祀活动结束后,晚辈依次给长辈叩头拜年,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古老的传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疫情,今年提倡就地过年,很多外出务工者不得不选择过年不回家,年夜饭更是成为一种奢望。但无论身处何地,隔断的是病毒,隔不断的是亲情。
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了,人们却抱怨年味越来越淡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我们长大了,肩负生活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又怎会有儿时过年的心情呢?
梦里又回到小时候,闻到了家乡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