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高考

1990年的7月，对于初次参加高考的我，注定是一个黑色七月。三天的高考，因压力过大加之营养不良，我失眠了三天三夜，躺在床上，只觉地天旋地转，呕吐难受。好不容易坚持考下来，我整个身体像虚脱一样，灵魂出窍，仿佛不是自己的。

结果可想而知，我落榜了。

带着一身疲惫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我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灰溜溜的躲在家里，茶饭不思。与此同时，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冷嘲热讽也不时传到我的耳朵里：“不是那块料，就干脆回家种地得了，穷山沟里能飞出金凤凰？”“考不上大学，他连个农村媳妇都找不到！”

我心里难受极了，要怨就怨自己不争气，要怪就怪自己不够努力。痛定思痛，我决心趁暑假期间好好的干农活，尽最大努力，弥补一下对家人的亏空。

此时，家人给了我最大的安慰。父母不甘心，特别是母亲坚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跳出农门，一定会出人头地。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复读！”母亲掷地有声的话语给了我复读的力量，父亲无言，只是默默的、永不停歇的干着地里的农活，他是以实际行动告诉我，要脚踏实地，不要一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

父母的支持给了我复读的勇气，给了我生活的信心。

作为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我们有吃苦耐劳的韧性，有强烈的摆脱目前困境的愿望。

带着满满期待，带着伤痕累累，我又回到了县城一中，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中，重复着炼狱般的生活。

复读的那年，一中只招收一个复读的文科班，共80多人，而要求复读的学生多，竞争非常激烈。我能复读，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高三的班主任张永申老师，张老师教语文，学识渊博，爱生如子。也许是张老师对我的境遇非常同情，也许他认为我值得复读一年，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我得以进入复读班。

复读班的班主任韦老师，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是退休后被学校返聘的。韦老师不代课，但他有着丰富的当班主任的经验。复读班的学生承受的压力更大，思想包袱更重。韦老师善于化解学生的思想压力，使沉重的、压抑的课堂气氛变得生动起来，同学们更愿意在这种氛围下学习。

一年的复读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又到高考时。这一次，我信心满满，经过了三次摸底考试，三次模拟考试，我都在历年录取线以上，如果不出意外，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

那时高考还需预选，通过预选，我们班里有20多人没有达到预选资格线，这20多人辛辛苦苦复读了一年，最后竟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是多么的残酷啊！

三天的高考、六门学科顺利完成，我感觉良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门学科考完，都有这科的任课老师在考场外等候，给我们增添信心，给我们鼓舞和力量，这是一中的特色。数学老师姓薛，当时已经60多岁了，门牙已经缺失，说话跑气漏风，老家是江苏丰县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炎热的天气，仍坚持在考场外迎接自己的学生。

没有了第一次高考的紧张、失眠、郁闷，代之而来的是轻松、愉快。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感觉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外面的柏油马路也仿佛没有了令人讨厌的沥青味。在考场外，大哥已推着自行车早早的等待。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大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只感觉到兴奋，没有沮丧。看见我情绪高涨，大哥也受到了感染，脚下生风，漫长的路途不再漫长。以往需要骑行5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次用了4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剩下的只有等待。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随着家人下地干农活，翻秧、锄草、浇地、施肥。在烈日的暴晒下，我原来白嫩的皮肤由白变红，再由红变黑，身体也愈发健壮了。

等待是煎熬的，等待发榜的日子更是煎熬的。8月25日，是公布高考成绩的日子，那时交通闭塞，通讯不便，村里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我和大哥骑行到三十多里外的镇政府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班主任熟悉的声音：“你考上了，超过专科录取线24分，被济宁师专录取了，明天来学校拿录取通知书吧。”

放下电话，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站在一旁的大哥着急的问我：“你到底考上没有？”我说：“考上了，明天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大哥喜极而泣：“终于考上了！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我们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第二天，我骑行70多里来到县城一中，见到了久别的老师和同学们。经过交流才知道，我们那个班算上高中中专一共才考上7个人，80多个人呢，一共才考上7个人，而我是这7个幸运儿之一，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难，难于上青天啊！

接下来是学校安排的照相留念，要把每个考上大学的学生的照片摆在学校宣传栏中展示，这也是一中的传统做法，一来，为了表彰，二来，为了激励后人。

感谢高考，使像我一样的众多寒门学子能走出大山，跳出农门，使我的人生有了出彩的机会。

（原载《今日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