妩媚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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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上学的白搭功
吃个煎饼卷棵葱
下了学
车襻（音“盼”）压着脖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儿歌，它的作者是我本家族的一个大爷爷，我上初中那年，他差不多有七十岁了。据说他小时候读过私塾，如果没念过书，恐怕编不出这么生动形象还有韵的歌谣。
那时，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会遇到他，而每次遇到他，他总会一边笑眯眯的看着你，那神态，差不多是睿智中有点小嘲讽，一边把他的杰作给我朗读一遍，似乎想通过他的杰作，点化我。
小上学的白搭功。就是说，上学白费功夫，读书无用，贾母的话，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识几个字，不做睁眼的瞎子罢了。我们小村，在几百年的历史上，从没诞生过一个秀才，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进土还差不多，祖祖辈辈都生在土里，长在土里，最后埋进土里。
到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忘记了是那年，应该是恢复高考的前两年，我们村出了一个大学生，不是我们家族的，长我一辈，我得叫叔，比我大个十几岁，可能因为他常年在外读书，我对他没什么印象。直到他大学毕业，在省城上班，偶尔回乡看爹娘，我才见过几次。玉树临风，文质彬彬，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他出身不好，爷爷是地主，据说是个很有文化的地主，可惜我没见过。
我这个叫叔的考上大学，进城吃了国库粮，对小村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庄户人家，哪敢做非分之想，考大学？别做梦了，祖坟上长那根蒿子了吗？所以，在我之前的村人，除了这个大学生，还有五六个上过高中的，在村里就是能人了。到我们这一代，几十个孩子，小学没上完辍学的有好几个，上完小学没上初中的一多半，初中半路辍学的又好几个，上完初中的还有不足十人。最后上高中的，还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我们这三个人都经历了高考，落榜，复读，上大学的折磨，那时候考大学，尤其在山东，最好最形象的的比喻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冲过去的千不能一，剩下的都落水了。所以我们那一拨出了三个，轰动了周围十里八村，村里人看到了些许希望，才开始重视教育。
小上学的白搭功这歌谣这才渐渐没人唱了。我上大学那几年，每次回家，我那大爷爷看到我，都会对我露出满意的笑，那意思，这小子还行，不用吃煎饼卷葱了。
吃个煎饼卷棵葱，家家都这样吃，顿顿都这样吃，有煎饼吃就不错了，不吃煎饼你吃什么，还有葱可卷，再就点咸菜，知足吧。想吃白馒头，有那命吗？逢年过节吃顿饺子，吃几顿馒头，就能乐得疯好天。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赶紧实现共产主义，大人们说，只要实现了共产主义，就可以天天吃馒头，顿顿吃馒头了，那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光是想想，就能乐得半夜睡不着。
记得那时语文课本有一篇写瑞雪兆丰年的，里面有一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于是，就天天盼着冬天，一到冬天，又天天盼着下雪，下大雪。下雪后，就往自家地里拼命的堆雪，堆完雪，就开始做枕着馒头睡的美梦。可是来年，还是那样，一天天，一顿顿，吃个煎饼卷棵葱，失望之余，就老问大人，共产主义怎么还不实现，到底啥时候能实现？
下了学
车襻（音“盼”）压着脖
这两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每天放学回家都得干活，都要推独轮车，都要把车襻压在后脖颈子上。第二层，毕业了，无学可上的时候，这个车襻要压你一辈子。
老家的独轮车，与北京这边的不同，北京这边的简单，轮子上放上铁架子，架子上再放一个铁簸箕，盛不了多少东西。推个二三百斤，也用不到车襻。老家的独轮车，轮和北京这边一样，但上面的架子是木制的，有点复杂，中间一道梁似的隆起，两边左右对称的两个平面，上面放两个篓筐，长方形的，往家运花生、地瓜，或者往地里送粪，都要装在筐里，装满之后，有可能到六七百斤，甚至更多。如果是运割下来的麦子、稻子、谷子等，就把筐卸了，直接把捆好的庄稼往车上码放，码好之后用绳子捆结实，会码的，一车能码个千八百斤，不是壮劳力，推不了，即使是壮劳力，也得用车襻，车襻是栓在车把的两边，推车的时候，把它往脖子上一搭，这样，脖子和两个肩膀都能承受重量，不至于都落到两条胳膊上。这还不够，由于乡村的路也高高低低不平整，再加上上面的庄稼摞得太高，挡住了推车人的视线，所以，前面就得有一个拉车的。车前拴一根长长的粗绳子，拉车的搭在肩膀上，和河边拉纤的差不多，遇到大的坡，推的人在车后弓直了身子，拼命地往前拱，前面的把身子使劲往前探，差不多要和地面平行。推车的是主力，拉车的是配角，合力完成一次次运输任务。空车返回的时候，拉车的变成推车的，推车的背着手，施施然的跟在后面。
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其中推小车的多为我们山东人。电影《淮海战役》里专门有一个大的特写镜头，浩浩荡荡的独轮车大军，后面推，前面拉，车上全是粮食等战略物资。
我加入推车队伍的时候，差不多十一二岁。我父亲在外面上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我在家行大，为了减轻母亲的重担，我十一二岁就开始学推车，比我小两岁的二弟负责拉车。个子小，力气也小，只能少推点，当然一开始的几年，也时常翻车，一翻车我们就干架，我说他不好好拉，偷懒，他指责我没推好，掌握不好平衡，相互推卸责任。最后，我依仗比他大，揍他一顿，在他的哭声中结束争吵，重新装车。他有时也的确会偷懒，演戏演得很逼真，身子也使劲往前探，肩上的绳子也绷得笔直，可我就是感觉不到前面的拉力。
现在想来，当年的苦和累，都化成了今天的辛酸一笑。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生活。
那些年，我最发怵的活就是往岭上的地里送粪，一般都是在冬天，趁农闲的时候。那时没钱买化肥，岭上的地又贫瘠，不上点底肥，收不了几粒粮食。一个冬天，家里厕所攒的，猪栏里的，那时家家养猪。院子里的鸡粪鸭粪，攒在一起，有个十几车。装满一车差不多要四五百斤，我负责推，二弟负责拉，老搭档。从我家到岭上的地里，有一里左右的路，几乎全是上坡，有一段路，二三百米，坡度在三四十度，每次爬上去之后，都大汗淋漓，感觉整个人都空了，好像身上所有的能量都被抽光了，要喘息几分钟才能开始下一段。一个上午，也就能送个四五趟，每一趟都大汗淋漓一次，到下午常常就成了强弩之末，干不动了，换点轻活，攒点劲，第二天再送。
我母亲后来说我，这孩子的个头没长起来，都让车襻给压下来了。其实不只是车襻，挑水的钩担，从地里往外挑粮食的扁担，都早早地压在了一个乡村少年的肩上。后来我特别喜欢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百读不厌，因为，少安、少平的身上都有浓重的我的身影，很多时候，我觉得路遥写得就是我。
压下来的，不止个头。我走路，外八字很明显，都是那时推车，挑水，挑粮食，为了掌握好平衡，一步一步，拧出来的。后来，怎么也不好改了。就这样吧，能把人生的路走平稳了就好。再说，那个夸张的“八”字，多像“人”的两笔，它告诉我，不管多难，每往前迈出一步，都是不一样的人生，就像孙少安，就像孙少平，就像千千万万平凡世界中的拼搏者、奋斗者、劳动者。
我那大爷爷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村里的孩子，再没人知道这首乡村歌谣了吧，真为他们高兴，我小时候期盼的共产主义在他们这一代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