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地瓜地里爬,一天到晚,长在地瓜地里,每天晚上回家,从头到脚,一身的土,像一个刚刨出来的小地瓜。
川人创造了一个词,叫瓜娃子,有褒有贬,有爱有恨,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瓜娃子。不过川人的“瓜“可能和地瓜没什么关系。
地瓜的学名叫红薯,也有的地方叫白薯,不管是红薯还是白薯,我们老家统称地瓜,叫地瓜更可爱一点,本来嘛,土里长大,有点瓜样,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吗?第一个叫出这名字的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怎么会有这样的大智慧!
生命的头二十年,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地瓜。对它的感情,爱恨交织,一言难尽。
老家的地,岭上一部分,土壤贫瘠,多沙石,靠天吃饭,遇上大旱,可能颗粒无收。河东的部分,我们都叫湖地,土壤相对肥沃,旱了有河水浇灌,可以旱涝保收。同样是种麦子,湖地一亩地可以产六、七百斤,岭上的地,遇上最好的年景,亩产最高也就200斤。但岭上地多,湖里地少。
岭上的沙土地,比较适合耐旱、生命力强的地瓜生长。如果没有它,我估计家乡很多人会饥饿难耐,能不能活过那些艰难的岁月,都不好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瓜是我的命,是家乡人的命。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村集体的时候。每年产的麦子、花生大都上交了公粮,剩下的每家分不了多少,够逢年过节吃顿白面馍馍、饺子就不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主粮就是地瓜,而且多数年头,连地瓜也不能敞开吃。
地瓜的栽种、护理都比较简单。春天,在地里打好垄,把自己家育好的或者是买来的秧苗栽种到垄上,苗距二十公分左右。三个人合作最省事,一人压苗,一人浇水,一人埋土。栽上之后,前期的护理工作要多一些,在地瓜秧爬满沟前,要多锄几遍地,一是消灭草,二是松土,还要施一两遍肥。等到夏天瓜秧满地了,就不用管了,偶尔去拔拔草就可以了。地瓜也不爱长虫子,用不着打药。
到了深秋,霜下来了,瓜秧败了。就可以刨地瓜了,先拔瓜秧,瓜秧也不能糟蹋,是很好的猪饲料或者牛饮料。然后用镢头刨,前面刨,后边捡,或者装车推回家,或者就地擦成瓜干凉晒。晒干了之后,再捡回家收起来,家里有点瓜干,庄户人家心里就不慌了,饿不着了。
地瓜的主要吃法有两种,一是鲜吃,就是煮着吃或者熬地瓜粥;一是干吃,把地瓜干磨成面,摊煎饼。深秋时分,刚刚刨出来的地瓜,人们选好看的、顺溜的冬藏起来,放到提前挖好的地窖里。从冬天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煮着吃,做地瓜粥吃。剩下的,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把它切成薄片,分开晒干,收起来。吃的时候,把它磨成面粉,用它摊煎饼。这种面做出的煎饼,颜色偏黑一点,没有全麦面或者白面的好看,当然更不如它们好吃,一种是粗粮,一种是细粮,没法比。
还有一种吃法,我印象比较深的,把这种生的干地瓜干直接放水里煮,不太好熟,煮完后,汤是黑的,地瓜干也是黑乎乎的,一人盛上一大碗,也没什么甜味,有点面,噎人,很难吃。我父亲骗我们说,一人一碗猪耳朵,好吃!煮熟的地瓜干,还真有一点点猪耳朵的样子。有时熬点白菜,我父亲用筷子指着白菜帮说,儿子,看,肥肉!于是,我就一筷子夹起一块“肥肉”,就着“猪耳朵”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那没怎么念过书的父亲,竟还有这样浪漫主义的情怀,这比曹操的望梅止渴更有人情味。
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几乎每顿饭都和地瓜有关。没有地瓜,就没有我,地瓜真的就是命呀。
上中学开始,离家远了,要住校。有时一走就是两周甚至一个月,每次周日下午离家时,母亲都会把头天刚烙好的地瓜面煎饼一张一张地给叠好,摞起来,用包袱包起来,这样吃的时候不会太干。母亲叠的时候,我在旁边数数,每次都计算好该带多少个,早上一个,中午和晚上都是两个,每天吃五个,如果上学两周,就带六十个。带多了不行,比我小两岁的二弟也得带,家里还要吃。那时候,母亲一般天不亮就开始烙煎饼,要烙半天,才够我们两周吃的。菜呢,就带自己家做的咸菜。如果手头宽裕,母亲就给三块两块的零钱,如果没有,不给也能凑合过,反正饿不着。
这样,在上中学的那些年,多数日子,我们的一日三餐相当简单,早上一个煎饼,就点咸菜,喝点热水,中午晚上各两个煎饼,就点咸菜,喝点热水。夏季和秋季不太好过,天热,又加上潮,煎饼放几天后开始长毛,一开始是小斑点,后来就是绿毛,那也得吃,不然,只能饿肚子。我们戏称这种煎饼为氯霉素煎饼,不但抗饿,还能杀菌治病。说来也奇怪,吃了那么多长毛的煎饼,却很少坏肚子。
有的时候,一个月放一次假,光带煎饼就不行了,母亲就给几斤粮票,再给几块钱,可以在学校食堂搭着买点白面馒头吃,那就简直和过年一样了。学校的菜是吃不起的,素菜三毛,加点肉的五毛、一块。只有极少数城里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吃得起。
有时候实在馋极了,就买两毛钱的豆腐。那几年,每天中午放学,都会有一个老太太推着一辆小车,来学生宿舍前卖豆腐,多数时候豆腐还冒着热气,花两毛钱拉一块,老太太给倒点酱油,有时还给点剁碎的青辣椒,一拌,卷在煎饼里,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每天都吃,那是做梦,一周吃两次就知足了。很感激那位慈祥的老太太,她卖豆腐可能主要是为了谋生,但她的善良真诚我们是能感受到的。几十年过去了,老太太一百多岁了吧,不管在哪个世界,都希望她能幸福。
那时候,学习的动力之一就是走出农村,不再顿顿吃地瓜,吃地瓜面的煎饼。
上了大学之后,除了假期,就基本上和地瓜和煎饼告别了。但工作之后,每次从老家回来,带得最多的特产就是煎饼,当然这时的煎饼基本上都是白面的,和当年的煎饼根本是两码事。
我记不清自己吃的最后一顿地瓜面的煎饼是那一年了,这三十年来,先前朝夕相处的地瓜面煎饼似乎一下子就从生活中消失了,它好像完成了使命,彻底走进了历史。去年,回家后,我突然想起它来,问家人,现在还有没有人吃地瓜面煎饼了,小弟说,在某些偏远的山区还有。他说,吃够了,再也不想吃了,别说吃,一想起来,胃里就冒酸水。包括地瓜,一点也不想吃了,这辈子也不想吃了!他比我小八岁,少吃八年的地瓜呢,可是,吃够了,真的吃够了。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有点想念它们了。
如果知道哪里有卖的,我真想来几个,卷上块豆腐,看看能不能嚼出当年高中时的美味来。
老家连种地瓜的都少了,年轻人不爱吃,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吃这东西。老人有吃白面吃腻了的,有的还种点来自己吃。现在,超市里的地瓜成了香饽饽,价格和精米白面差不多,有时我也买着吃。
人啊,真的是很奇怪,吃着地瓜干面的煎饼时想,什么时候能吃上棒子面的,吃着棒子面的时候又在憧憬小麦的,吃上小麦的,又想着全白面的,吃上纯白面的,又想要地瓜干面的。知足常乐,可是,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永远不知满足的老渔婆。
地瓜是命,煎饼是命。尤其是母亲烙的煎饼,刚刚烙出来的,饭香扑鼻,什么菜都不用就,一眨眼就能吃两个。
现在,没了,都没了。
家乡的老师,骂学生笨,用的最多的比喻就是,你看看你,笨得跟地瓜似的,不透气。是啊,地瓜和家乡人很像,或者说家乡人和地瓜很像,没有心眼,往好听了说叫朴实,往难听了说叫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南方人喜食藕,大都聪明,为什么,藕的心眼多呀。
那天忽发奇想,写了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就叫《小地瓜和小藕瓜》:
小地瓜遇见了小藕瓜
它高兴地说
咱们一起玩吧
你生在泥里
我长在土里
咱们多像异姓兄弟
小藕瓜冷漠地说
我不想和你玩
你看你土头土脑
还傻乎乎的样子
一个心眼都没有
怎能做我的兄弟
离开故乡,到大都市上大学、工作,一晃都三十年了,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那只土头土脑的、傻乎乎的小地瓜。有时也想靠近那些精灵似的小藕瓜粘点灵气,无奈总是被冷漠地拒之门外。想找另一只小地瓜做伙伴,也不太好找,只好学着范文正公叹惋: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