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仁公勤四面碑

明万历二十九年起在邹县担任知县长达六年的梁州彦，在一个有朗朗明月的夜晚，读到南宋王迈所著“廉仁公勤”自警箴文，感慨于孟老夫子赞赏伯夷为官清廉“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话语，心潮澎湃，随后命人在县衙堂侧立了一通柱形四面石碑，将“廉仁公勤”的箴文分别镌刻于四面，用以警醒自己和同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或许梁知县担心后人不懂他立碑的用心和廉仁公勤的先后顺序，又在自警箴文“勤”的部分，加上两行跋文：“右四箴乃臞轩王先生所作，以自警者也。先生以词章起家，为时作者。至于忠义大节，尤为凛然。异代而下，读其词，可想见其人，令人有廉顽起懦之思焉。凡我同心，宜勒一通，置之座右。当夜气清明时，良心发露，未必非砥砺名行之资也。”跋文表明了他立碑的初衷，也标注了廉仁公勤四段文字的阅读顺序。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世事轮回，县衙的主人来来往往不知更迭了几许，有名的也罢无名的也罢，都湮没在历史的隧道中；县衙堂前的燕子反反复复地飞来飞去，啁啁啾啾里化作一缕缕转瞬即逝的影子；最后连县衙也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坍塌，荡然无存。倒是这通体黢黑的碑，带着些许岁月的斑驳，一直矗立至今，并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被移入亚圣庙的致敬门内保护下来。如今，在柏木森森的庙宇里，它也成为一处景观，引得来来往往的人停下来驻足观望，或若有所思，或唏嘘不已，或惊奇万分。

有点黑色幽默的是，景点的文字介绍，把它标注为“仁廉公勤碑”。据说还有几个大家或所谓的“大家”，完全无视碑文的里“跋”的位置，更不讲究四通碑的阅读规则，用臆想的方式，论证了梁州彦将“廉仁公勤”变成“仁廉公勤”的原因、意义及其重要性，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也许有人认为，廉和仁秩序的调换，无关紧要，甚至嘲笑穷究这事情的人，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一样迂腐。而他们没有考量，廉和仁的排序，其本质是为官之道廉为先还是仁为先的问题，这里面有极其厚重的文脉赓续和规矩之道，看似不起眼的秩序的调换，却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国的士大夫们，秉承了家国天下的情怀，达则兼济天下，学而优则仕，一旦为官，就把清廉的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他们把清廉看作是为官的基本准则，在他们心里，廉洁虽是小事情，却能阻碍大恶。特别是有宋以来，更是把廉看作为官的基本要求，看作是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与气节名声、品德操守、官德声望等广泛联系起来。刚烈的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吕本中的《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苏东坡在其《六事廉为本赋》中认为：《周礼》以“廉”统帅善、能、敬、正、法、辨“六事”，是“先圣之贵廉也如此”的鲜明体现，说明了廉是首屈一指的。到了南宋，理学大家真德秀以“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事与同僚共勉，他认为，“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而“律己以廉”为四事之首，主要是因为“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意思是说，为政者，在清廉上，是容不得半点贪腐。王迈作为真德秀的学生，进一步发扬真德秀的思想，王迈的“廉仁公勤”自警箴中关于“廉”，表述为：“唯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玷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为荣，千年载之后有余戳。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他不仅强调了廉洁为官，是不容丝毫玷缺的，更是用“生不足为荣，千年载之后有余戳”、“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的正反两个例子来警醒自己！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今天，站在廉仁公勤官箴碑旁，从廉箴开始，细细品味，你肯定能感悟到为什么梁州彦把清廉作为为官的首要因素，甚至耳畔会依稀响起诸如“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等振聋发聩的清风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