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新街忆旧

张驰原

新街之所以被称为“新”是与老街的“老”相对而言。周口新街与老街南北并行，北端都起始于沙颍河南岸的“磨盘山”码头附近，且相距不远，两端的街口可以相互看到来往的人流，以致两个街上的人都很相熟。在历史的流河中，新街既是旧周口商贸的繁华之地，也是一度周家口的富商区和贵族聚集地。

史料记载，在新街形成之前，周口老街因从南北走向（子属北、午属南），原称为“子午街”。出现“新街”名词之后当地群众即把子午街意化成了“老街”。而新街的形成则始于明代王进士的填河垫土工程。

据传，元明时期，沙颖河与贾鲁河水系流至周家口“磨盘山”一带，两河交汇处基本属于“X”形河道，沙颖河南岸的新街地理走向原是与贾鲁河（旧称“小黄河”）南北贯通的同一条河流。由于水路自然淤塞，贾鲁河穿越沙颍河南岸后、向南流的河道水位逐年变浅，以致渐渐失去了通航功能。从北面过来的贾鲁河顺势随沙颍河水自然向东流去，往南的贾鲁河逐年搁浅成了季节性河流，河道弯弯曲曲，坑坑洼洼，鱼鳖虾蟹赖以生存于此繁衍生息。当时处于贾鲁河东南方下游的商水县黄寨镇附近王牌坊村有个王进士，他家的祖坟地恰恰靠着此条旧河道，每遇干旱季节经常有老人和小孩子在他家的祖坟地边缘扒鳖蛋，并以民谣谑话说“吃过饭、没事干，王家坟地扒鳖蛋，一天扒一斗、十天扒一石”。王进士听着觉得有辱自家祖上，非常气愤，便上奏朝廷，借口雨季河水淤塞，淹没良田为由，决意填河积田维护祖坟名声。嘉靖皇帝得奏降旨，并下拨银两，由王进士出面，动员当地绅士组织民工先从周家口南寨的沙颍河口填起，然后断断续续一直填河到王牌坊村附近。至此，沙颍河与贾鲁河交汇处的“X”形河道变成了当今的“丁”字形河道，贾鲁河水直接折向东流。周口人在居于子午街西侧的贾鲁河故道上与之并行，开辟了一条新的南北向街道，并称之为“新街”。

经资料考证，新街由填河而成基本准确，比如周口南郊杨脑村、许寨村的田地里均有明显的旧河道迹象。周口市地名办公室相关人员也证实说，1991年在杨脑村西侧桥头树立的杨脑碑志记载：“明初，杨姓迁此定居，因村址在贾鲁河流经的河湾中，名杨家湾，后改为杨脑......”老一辈的杨脑村人也多有流传，说，这条河过去当地人称为“赵匡胤运粮河”，曾担负着南北数百里的物资转运，其间过往船只频繁，并有拉纤的纤绳把村南头一座关帝庙的墙角磨出过几道深沟。村中群众至今说话仍有“河东河西”之说。多年来，该村群众建房从不买沙子，而是在河中挖，且河中沙粒较大，还不时挖出古时沉入河中的船板、船桨等。以上种种，都印证了贾鲁河经沙颍河后曾向南穿越周口旧城镇的确凿史实。

在人们固有的思维印象中，新街应是名声次于老街的新发地。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周口新街形成之后，恰逢明清时期周家埠口商贸发达之际，彼时人口剧增，新街原有的旧河道填平之后通过整理，正好解决了当时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成为一段新开发的商住区。从外地涌来周口经营的富商和当地贵胄纷纷看中新街，在此建屋立宅者络绎不绝，一时，豪门大院，门店货廊，蜂涌而起。至清朝，新街名声、气势与之老街相比，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之象。

世居新街的代表人物当属清代在朝廷出任要职的李擢英。世载，李氏三兄弟，老大李毓英，同治三年中举，光绪三年任无锡县令；老二李擢英（字子襄），生于1844年，光绪三年（1877年）中进士，历任江南道、贵州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寺少卿，赐二品花翎。他是周口清朝末年在朝廷里出任要职最著名的人物，曾在刑部任职十六年。其人公正廉洁，政绩卓著，在京师一带有“李青天”之誉；老三李延英，清末增广生员，例捐五品衔侯补通判。兄弟三人在新街均有房产列户，其中，李延英一生衷于金融商贸。有哥哥在朝中为官，三弟李延英在家中的经营当然也顺风顺水、气派至极，很快成为当年的周家口首富，在城镇置商号多处，农村置地二万余亩。

李擢英卸职归家之后，又与同属淮陈旧地退寓在家的朝廷名臣太康王新桢、项城杨凌阁、淮阳于云楼、周景濂、刘凌汉等人于1913年成立“八老会”，有这些人在李擢英的府第里来往聚会，想来给当时的新街也增添过不少的豪慨之气。

而李擢英的侄子李八少更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商界骁雄，也是这位李八少把李氏家族富甲一方、仗义疏财又热心公益的大家风范在周家口区域发挥到了极致。李八少为李延英的儿子，名李国瑗，他子承父业以雄厚的资金傲立周口商界，并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各大城市开设有铺面、钱庄。李国瑗既是中州驰名的富绅，又是具有极高威望、搅动风云的时代娇子，而他的为人，则一扫世俗常态，民间流传，李国瑗性情洒脱，行为倜傥，处事果决，一生视钱财如过眼烟云。

在周口史册上记录李国瑗最著名的事迹有两则。

其一，1917年夏天，周口沙颍河上游暴雨不停，河水猛涨，沙颍河河堤出现塌方，就近难以取土，李八少毅然开仓，让民工用麻袋将自家粮食装包，火速运至溃堤处，将水口堵住，此举不仅保全了周口南寨人民的生命财产，也解除了商水、项城、沈丘等下游各县受决堤影响遭受的水灾。

其二，1924年，大匪首路老九率领众匪500余打进周口，绑架肉票近百人，其中有李国瑗。匪徒将肉票拉至邓城附近，逐个拷打索要钱财，李国瑗挺身而出，对匪首说：“这些人都是街市贫民，你将他们放回，钱，由我一人负责！”籍此，匪首张口要30万银元，李国瑗答应，并用太平车将银元送来，其余所有肉票均得释放。

有此传扬，有李家多处宅院在新街筑立，并由李国瑗家族多人急公好义的精神存在，在周口人的口碑中，新街已不仅仅是一条金融贸易集中、商业汇聚的物流转换之地，整条街道想必也渲染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耿直风尚。

而有关李氏家族多处宅院的规模，则更有比较详实的文字记录，据年少时就在新街居住的周口文史专家王羡荣先生笔记，仅李八少的一处宅院便叙述如下：

住宅设计豪华、合理，居住方便，占地约30亩，坐西向东。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合大院，有南北屋各3间。西屋是一座约100平方米的大会客厅，通过客厅南北两侧进入中院。中院南、北、西屋都是明三暗五的卧室，通过西屋两侧进入后院。后院与中院建筑格局大体相同，不同的是都是二层楼房。全院均是青砖铺地，走廊回绕，可避免日晒雨淋。所有房屋全是砖木结构，屋顶有各种脊兽。通过后院西行，有后门一座，可通文化街。

根据王羡荣的笔记描述，忽然忆起，1981年春天我与父亲一起骑车去淮阳探访太昊陵庙会、途径周口时住宿的场景，那时，李八少此处的故居已被改制为“工农兵旅社”，只是，我们当晚所住的旅社房舍格局和院落规模都已不同王羡荣先生的笔下。另据资料查证，李八少此处院落1950至1952年间也曾作为商水县政府、周口市政府的办公地使用，而当年的周口市委则设在老街与西顺河街交叉口的另一处李家宅院里，同期还有市总工会、妇联会、共青团市委、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等单位在新街附近设立，它们既代表了新周口人民政权的成立，也掀开了周口城市发展史新的一页。

2002年被周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另一处“李家大院”，位于新街北段路东。世存记载，此处李家大院旧时临街门面均为布庄、钱庄等商业店铺，店铺后面为多点链接式四合院民居，可谓楼接楼、院接院，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此宅高大的门楼至今仍在。据此，每谈及有关李家住宅，周口人更有甚者说“新街及毗邻老街的房产大部皆为李家所有”。

“走马门楼插花兽，富人都住新街口”，这首流传于周家口的民谣，一语概括了新街处于清末民初时期及新中国解放前后的兴盛之态。根据资料记载，旧时周口南、北、西三寨，共有达到“走马门楼插画兽”级别的门坊11座，新街即占了4座。

新街除李氏家族的多处宅院外，光绪年间江北提督刘永庆的公馆也在此处。刘永庆是项城人，与袁世凯、张镇芳皆为姑表兄弟，此人受袁世凯提携以军功擢升为江北提督。听一些老周口人传言，刘永庆颇具官场运作才能，他为官清廉，积劳成疾，卒于任中，曾由张镇芳出面为他办理丧事。周口南边的王瑞堂、王惠雨、蒜张等村旧时有刘永庆置下的田地千余亩。许多老人还证实，刘永庆死后，他的夫人仍寓居新街，每当闲暇还坐着轿车子、带着仆女到地里看庄稼长势。刘公馆位于新街南段路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仍是新街范围内能与李氏旧宅相互媲美的一处面积较大、房舍保存较多的清代建筑群，清光绪皇帝题写的一块“帅府” 匾额，曾悬挂于其门额之上。

原有新街总长不过三四百米，一街两行大户林立，门灯高悬，除去几位声名显赫的旧朝老臣之外，还有一些鸿商巨贾的旧宅立于此地。位于新街南段的周家百年老院，居住的即是当初周姓摆渡人的一支后裔，院内的一块老砖、一片旧瓦，亦或一堵老墙、一株老树，都若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证着今日周口从“周家渡口”“周家口”一步步演变的来历，也一幕幕映照着几百年来磨盘山码头一带漕运发达、舟车辐辏，水陆交汇、财货堆积的鼎盛旧往。

......

历史的痕迹从不容易轻易被岁月抹去，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最引周口人振奋、口碑载道的莫过于1938年的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此战，既扼制了日军妄想控制豫东、威胁平汉铁路的战略进攻，也大大挫败了日寇欺占中原的狂妄野心。而作为地标性建筑，让新街人引为自豪的莫过于当年位于新街路东42号的“张占魁官邸”。时称“张公馆”的“周家口抗日战争指挥部旧址”如今已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查，此处旧址也为从李家老宅析出。

张占魁，上蔡县东岸乡人，曾任国民党骑兵独立旅（十四旅）旅长，后升任国民党少将师长、副军长、河南“剿匪司令”等职。他在驻防周口时期不仅有力地抗击了日本铃木旅团对周口的侵略，打胜了周口抗日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还多次痛击了大杆土匪的骚扰侵犯。因抗敌有功张占魁之后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荣获国民党三等宝鼎勋章一枚。堂堂的军中骁将、国民党少将师长，官邸设在新街，军界、政界、商界的风流人物出入于门庭之下，新街的光彩不言自明。

张占魁一生经历过大红大紫、大起大落，曾经娶过四房妻室，其中，第四房妻室陈凤鸾（建国后改名陈强）即是周口新街人。张占魁的老部下吴殿中老人回忆说“凤鸾的父亲是周口商会的会长，是与张师长换过帖、喝过血酒的拜把子兄弟”。

2009年夏天，我们在新街张公馆附近与十多位老人攀谈，说到1938年的抗日保卫战，新街老居民、李家的后人说：“他（张占魁）跟俺爷（李国瑗）关系特好。俺家的宅子与张公馆前后院相邻，抗日的时候，一说捐款捐物，商户、居民都积极，好多人大老远推着木车子往张公馆附近送东西，都是自愿、没有一个是强迫的。群众送来的东西把整个新街都快堆满了”。

说到张占魁与陈凤鸾那场冲破礼教的婚姻，好几位老人还证实：保卫战刚结束，恰好陈凤鸾从开封女子高中毕业，凤鸾敬佩张师长，有心才女配将军。他父亲陈跃堂也是很开明的人。他们的婚姻没有谁强迫谁，也没有谁依附谁的意思，完全是双方自愿。婚礼的时候全周口的名人都参加了......1939年，张占魁与陈凤鸾的儿子就出生在张公馆，为纪念周家口抗日保卫战胜利，张占魁还特意给儿子取名利生。

2010年7月，年逾七旬的张利生老人从铁道部某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一职退休后与我联系，带着家人重温旧地、再访新街，已过古稀的他来到出生的老屋，不禁感慨万千，热泪哽喉。

而对于被颁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张占魁故居，2009年文物普查时存有这样的记述：

旧居位于川汇区新街路东，沙颍河南约300米处。现存两节院，共18间房，坐东朝西。第一节院为灰瓦硬山式建筑，东西长16米，宽13.3米，正房为二层小楼，面阔三间，南北长9.5米。南北厢房东西长9.5米，宽4.6米，墙体厚0.5米。第二节院同第一节院相距15米，在同一轴线上，也由主楼、南北厢房组成，主楼为灰瓦硬山式建筑，南北厢房为灰瓦单坡式顶。旧居原有三节院落，近年拆除一节。该院为抗日战争时期周家口驻军张占魁旅长的住宅，当时人称“张公馆”。

解放前，周口的商会有南寨与北寨之分，南寨的商会会所设在新街；南寨与北寨商会合并之后，办公地点依旧在新街。商会设在新街，有豪商巨贾出入其间，有陈凤鸾父亲陈跃堂与少将师长张占魁的结拜之谊，有李八少的振奋行为给力时局，新街真可谓成了群雄毕至、贤良汇聚，激昂时代、慷慨作为的际会之所。

新街的北端头枕沙颍，毗邻一河渔火的磨盘山码头，临河上下，货物周转进出，客商争流蜂拥；新街的南端紧接“小南街”，沿街两旁数百米纵横排列的一行行木桩上，拴满了等待交易的各类牲畜，这里既是久负盛名的周口牲畜交易市场，更是人声鼎沸，马嘶牛鸣，摩肩接踵，声名远播的轮蹄闹市；围绕新街的大小餐馆、酒楼，客舍、货栈，鸿宴珍馐，地方风味，热闹不分忙闲，酒令响彻昼夜；居于东侧的老街虽不及新街高门大户、车马换拥，也是商流不息，昼夜拥忙，两街并行，宛若两条并驾齐驱的长龙，游弋在烟火万家、夜不罢市的繁华市井，也擎制着旧周口的商业走向。

新街中段向西的街道原名关帝庙街，解放后改称为“文化街”，这条旧时周口庙宇最多、建筑会馆最多的一条街道，因先后建有山陕会馆、鲁班庙、东平王庙等多座庙堂盛名于川汇三寨。又因陆陈会馆、油业会馆等行业工会相继在此设立引来商贾际会、名流咸集，之所以改为文化街，又因建国初期商水县第三小学和周口一中都曾在此开办，新中国的文化之风早已在此涌流。

文化街经新街向东、横向与老街相通的一段称之为“中正街”，这条横亘在新街、老街之间的红石古巷，两侧清一色的黛瓦青墙，朱门绿窗，一眼望尽，古风犹存，无不一一述说着周家口人风雨兼程，奔赴春秋的星月昼夕。

纵观来历，往事再忆，围绕新街不仅只有无声的地理标识浓郁着这块丰达之地，史志记载，繁荣时期在新街附近即有“泉泰钱庄”“日升昌银号”“大德通银号”“同和裕银号”“郭裕德钱铺”“顺兴钱庄”“巨源钱庄”“恒新源钱庄”“涌向钱庄”“广泰昌钱庄”“义盛承钱庄”等在此结埠开设。周家口陆陈行业具有垄断地位的“大通商行”“豫康商行”“协丰商行”也设立在新街。

闻名豫东大地的“五间楼”位于南永兴街路东，这所建国前周口域内规模最大的商业铺面，与新街的距离仅区区百米。

......

一切鼎盛止于漕运的衰落与时代变革，随着京汉铁路开通、沙颍河断航，新街终究没有避开盛极而衰的历史定律。

新街的“新”真正蜕变为“旧”，起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市政格局的转换、荷花综合市场的建立、原有资本的外迁，都将这块膏腴之地置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死胡同”，曾经以水为脉，临水而兴的发祥之地，数百年风雨匆匆而过。

曾经车马换轿椅，杯盏推让唱诗和。

历尽沧桑轩昂去，空怀流连见萧瑟。

那些名冠沙颖的豪门贵胄，那些高门大户走出的一代商骄，那些叱咤风云、横刀立马的军中英魁，那些操着南腔北调川流的客商，亦或，那些沿街叫卖的市声，如今，都被时代车轮碾压成了回忆的碎片。

好在，政府已立意将这条布满老宅故居的陈街旧巷努力打造，并力求以旧有风物为载体，更多述说三川大地北通燕赵、南接楚湘，东达淮扬、西连秦晋的丰盈岁月。

期待，新街以文化街区形象再入广众视眼，再放昔日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