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大院里当秘书

一说起秘书这个职业，人们往往就会与文人联系在一起。不错，我是一介书生，也算文人，也做了一年的秘书，不过我这个秘书，严格地讲要加上引号才妥。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筹建人民法庭。我当时在乡中学当语文教师，便被抽调到新组建的法庭工作。当时就只有法庭庭长一个正式人员，平时的案子也不多，大部分时间还是为乡里的中心工作服务。我作为学文科的“文人”，手中的笔闲不住，经常写些点零杂碎屑的东西。加之走出了相对封闭的学校，耳闻目睹的事物顿时丰富多彩起来，笔下可写的东西也随之多了起来。

那时候，法庭和司法所就各一间办公室，隔壁就是派出所，就这三家单位每天发生的故事，我就有写不完的素材。那段时间，在聊城日报、山东法制报、齐鲁晚报和市县广播电台频频发稿，尽管发表的都是豆腐块和几句话新闻，但报纸上有名，电台里有声，颇有点曝光率。于是，我这点小才便被放大，招来许多“麻烦”。派出所所长把他们的汇报材料工作总结之类，几乎都让我帮着写，一次特殊情况，我还连夜为乡政工书记应急写了一个讲话稿。这一写，便走进了“秘书”行。

原来的乡党委秘书是我的老师担任，他申请下村包队，秘书的岗位出现空缺，政工书记便推荐了我。我也就赶鸭子上架补了秘书这个缺。

那时候的乡党委秘书工作，就那么几项。接听县委办公室电话，接受县里下发的明传电报通知文件，做好上情下达。动动笔头为党委书记写个讲话稿，汇总情况给县里报材料报数据。负责应急接待检查指导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组。有时候还负责饭局的安排。

时任党委书记是从县委组织部下派的潘秀章同志，他山东农业大学毕业，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不光懂农业，懂组织工作，他的文字功夫很高，还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给他当秘书，对各方面的要求可想而知。他为人温和，也没有官架子，刚来那阵子，他让我陪着骑自行车下村，进行不提前打招呼，不提前安排现场，不让当地干部候等，随机到某一个村子，或某一个田间地头，和农民拉家常，问情况，了解村里问题，捞取第一手情况。现在想来，这就是目前时兴的“三不两直”调研吧！九十年代，我们都用过了，并且非常实用。

我当时就想，潘书记这么体恤下情，这么务实求真，将来肯定发展很好。果不其然，后来，他做了邻县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直至做到政协主席的职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大概是九零年，那年夏秋天，雨水非常丰沛，有时大雨连续下个四五天，乡政府机关驻地的院子里一度成了水塘，大家都淌着水上下班，办公室的屋顶滴嗒滴嗒漏雨。机关干部全部下到村帮助村民排涝救灾，也没人维修，我则坚守在滴雨的办公室，守着那座拨转数字的电话机旁，时刻听候上级的命令。那段时间，电话通知多，要求上报的数字也非常多，晚上时间也不例外，所以，我便住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半个月。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铭记。那是县里的一个加急电报，要求半小时内把受灾的相关数据上报，要求党委书记在上报电报上签字。数据我手头上已经掌握，然而，党委书记却在村子里指挥救灾，通讯员一时半时也联系不上他，怎么办？数据上报时间要求紧，书记不在家。我于是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代签！我经常亲眼目睹潘书记签字和写书法，对他特有的“潘氏舒体”，我了如指掌，也在偷偷临摹他的舒体书法，并且临摹得可以以假乱真。何必费事找他，再说也不可能在半小时内找到他，我于是自作主张斗胆模仿着签上了他的名字。后来，潘书记知道了这件事，一阵劈头盖脸地批评，让我深受教育，且牢记至今。后来在法院工作中，尤其签字上，都做到严谨，一丝不苟。从后来我亲自判处的秘书模仿书记签字报销贪财，构成犯罪的案例，进一步让我明白当初潘书记的那片苦心。

在乡里当秘书，还有一个被人视为有油水的权力，那就是去街上肉铺赊肉。每逢县里来领导和工作检查组，需要接待就餐，一般都是安排在机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记办公室或会议室，把办公桌一凑就变成餐桌。在街上肉铺买只烧鸡，一斤猪头肉和花生米豆腐皮，加上鱼罐头水果罐头，一桌下酒菜就大功告成。这些活计大都应由通讯员去办理，但当时救灾任务重，通讯员时常陪乡里领导下村，这个活我也就兼着做。存放烟酒饮品的仓库钥匙我也有一把，方便就餐安排所需。那段时间，机关里的几个伙计看中我有此美差，经常和我凑近乎，趁领导下了班，鼓动我徇一下私，搓上一顿酒肉，大家不亦乐乎一场。但我始终坚守一个底线，酒必须是上次酒场剩下的酒根，肉菜就只能赊买一个，其余就是价格便宜的豆腐皮花生米之类。再个是，不能损公肥己。即便一粒花生米也不往自己家里带。月底，把肉铺的欠条收齐报账，会计告诉我，我负责的这段时间，比原来那些人负责时都节省不少。

秘书还有许多便利条件，那就是阅报和阅文，了解县里的重大政策和近期工作重点。邮政局快递员第一时间把党委书记的党报党刊送到办公室，作为秘书具有得天独厚的阅读条件，能够先睹为快，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传来电报和下发的文件，也能第一时间知悉（除秘密件以外）。还别说，做了一年多的“党委秘书”，还真帮助自己办了一件“利己”的事。

一九九零年秋季，县委政府下发通知，在全县行政事业在编人员中招录秘书。除在编外，还有个苛刻条件，就是一线从事教学的老师不能报考。看到后，我既忐忑又窃喜。喜的是，当时已借调乡里，正任着“党委秘书”兼法庭陪审员，已经不是一线教师。忧的是，自己是借调，实际编制仍是教师。先没纠结这些，在政府开具了证明信（秘书有特权盖章），顺利在人事局报了名。考试就考政治和作文两门，作为曾经县里的高中优秀语文老师，考试成绩，你懂得，全县第五名！参加考试的人员大都是曾经的老师，都是同学熟人。不同的是，人家大多是“鲤鱼跳了龙门”，脱离了教师一线岗位，那时候在教育上叫职员。作为祖祖辈辈八世为农，半个吃国粮的亲戚没有的我，当职员比登天还难。成绩归成绩，录取要严格政审才行。后面的结果，你懂得！

由于做了一年“党委秘书”工作，兼之业外干了许多“私活”：写了大量的宣传报道稿件，一时间知名度大涨，在乡里指导救灾工作的法院工作组，了解了我的情况，报给法院领导。时间不长，我便接到了到县法院工作的调令，于是也结束了短暂的“党委秘书”生涯。

说起做“党委秘书”的经历，还有一个小插曲，有必要说一说。我调到法院不久，县委宣传部就借调我到新闻科帮助工作。由于写出的新闻稿子还行，宣传部要调我正式过去工作。结果，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发现我的政治面貌不是党员。于是，后来就传出了一个笑话，做了一年“党委秘书”和半年党委部门的新闻工作，却不是党员！有领导和我说笑话，说：你的群众身份藏得够深啊！我则哈哈一笑，弯腰给领导道了个歉。

结束了非党身份的秘书和宣传部的临时工作，我专心回到法院这个长久的家，工作了近三十年。那段“党委秘书”和宣传部工作经历，对我在法院的工作，对为人处世，都受益匪浅。

回顾过往，真的很感恩，很感谢！感恩在不同节点遇到的那些贵人，感恩那个变革的时代！感谢这段短暂的秘书经历，感谢所有帮助提醒我的乡里的那些领导和“同事”！

乡大院里做“秘书”，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