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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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步入知天命之年吧，最近一段时间，对老物件的收藏有些痴迷，尤其是儿时那些所见所用的东西。
近期收集到了三件宝贝，也是在我脑海印象最深也感情最深的三个“大件”，一个是织布机，一个是纺线车，一个是手推独轮车。因为在它们身上凝结着我对祖母和父亲母亲浓浓的感情。家中这三样东西的原件，因翻盖房屋和日长月久以及风吹日晒等原因，都成了朽木成了烧饭灶台里的劈柴燃料。
眼下，目睹着淘换到手，且已然摆在老家老屋里的这三大件，我凝神良久，思绪万千，眼前徐徐浮现出三位故去亲人的影像，直至泪水夺眶而出……
随即，思绪翻页到四十多年前。四十多年来，我们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活方面更可谓是天翻地覆。
就说这“三大件”的变化吧。它们的物种在不断发生变化，质量价格和样式更是变化得不能同日而语。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纺线车和织布机应该是最早最大的物件了，它们是我们当时家庭副业增收的重要装备。一个是油灯和月光下奶奶牵捻走线，一个是母亲昼夜不辍地穿线飞梭，是她们熬夜迎旭的操劳，才使全家有衣穿，不挨饿，还有余钱花。第三个应该就是那台“鹰轮”牌缝纫机了，也是我们家最早的现代化大件。这台缝纫机是父亲在德州做工时买的二手机，但无论如何，它代表着现代化走进了我们家里，从此家人们穿的衣服就多起了机械的针脚，庄乡亲友也不断求上门来，让母亲帮着做件新潮一些的衣服。
八十年代初，刚刚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农村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还一度出现了卖粮难现象，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除去上交国家的征购提留后，结余下的钱也是屈指可数。但无论如何，家里已经有了积蓄。那天，我记得母亲从大衣柜深处的棉被层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一个手绢，数出一小打钞票，大约是三十几块钱，让父亲去东乡集市上买辆自行车。于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进了我们家，但自行车的破旧程度，除了铃铛不响，各处都响，隔三差五要拆拆卸卸，擦油换轴。尽管旧，但在村子里也是稀罕物。买来后，舍不得放在屋子外，担心遭风吹雨打，更重要的是担心被偷，只好将它停放在父母住着的西屋里。
由于种植棉花，家里的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一家人不再拘泥于门框边上挂着的那个天天只能听一个频道的纸质小喇叭，经一家人商议，又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台宝莲灯牌收音机。这样，全家在早晨可以听六点半的新闻联播，了解国内外大事，可以午间和晚上，选听歌曲和戏曲，听刘兰芳的《岳飞传》，听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全家的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现代化程度也随之有了提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家和族中的叔伯大爷一家合伙购置了一套浇地用的农机机械，托关系走后门，才购得一台12马力莱阳牌柴油机和水泵，记得花去近两千块钱，在当时，那可是很大的一笔开支，这也算是我家拥有的价值高昂的半套机器大件了。
进入九十年代，我们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我大学毕业后，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淘得一计划内自行车采购票，买了第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轻便自行车，同年，父亲也托关系购置了一辆大轮的青岛牌自行车，交通出行方便了许多。尤其这辆大轮自行车，却成了父亲做生意的主要工具。他骑车往南到过滕县，驮着一百多斤的玉米换回二百多斤廉价的地瓜干，赚取差价；东向到过章丘，贩卖棉花；西向到过河北清河，出售棉饼等。父亲在三两年间，骑行里程达数千里地，赚回的利润足有四五辆自行车的价值，直到自行车的罢工，父亲的腰杆明显不再挺拔，头发也花白，才结束了骑行之旅。
因为我们弟兄四个的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眼看着陆续都到了结婚年龄，房子需要盖，家具需要添置，这些都不是小钱能够解决的，父亲为此急得不得了，思想压力大。那个年头，有一个男孩子的家庭，盖房结婚得要全家人都要脱层皮，何况我们家有四个小伙子呢。为节约花钱，父亲托关系从禹城火车货运站购买了一批质量上好的木材，请了木匠自己定制了几套大衣柜、电视橱和桌椅木床等全木家具，既节省了钱也保证了质量，这也算是我们家的大宗物件了。
进入九十年中期，农村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发展，传统的撅刨锨挖铁梨耕，牛马骡驴踏田埂的劳动方式，逐渐被农业机械所替代，我家也不例外，全家省吃俭用攒了几千块钱购置了一台农用三轮车，算是第二个冒烟的机械进了家门。跟父亲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两个伙计——两轮拉车子和独轮手推车就渐渐下了岗，被遗弃在院子的南墙根下，遭受风吹日晒雨淋，至今还朽木可见。
记得暑假里帮着父亲在责任田里浇地，晚上给我的任务是“看机器”，实际上就是看着抽水的柴油机不熄火，添添水箱里水，加加油箱里的油，顺便间或巡视一下垄沟的水不打漏子，确保抽出的井水顺利地流到庄稼垄内。忘记了借了谁的一台破旧的录音机，用手拍拍才能正常工作，其中有两个录音带，一个是邓丽君的，一个是程琳侯德建的。躺在自家责任田的水井旁边，耳旁是隆隆的机器响声，仰望漆黑的星空，把录音机的音响贴近耳朵，听着程琳和邓丽君那甜甜的歌声，心里美得不得了，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也许那就是追星的青春病吧。那也是我第一次的与录音机亲密接触，心中向往拥有的一个大件。
参加工作后，有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前的一些奢望逐渐得到实现。先是求亲告友托关系，花了六百多块钱买了一台原装进口的三洋牌收录机，从此结束了借机听歌的窘境。然后，镇政府作为福利，发了一台台式电风扇，接着隔了一年又购置了一台蝙蝠牌落地扇。随后，购置了一台14寸上海牌黑白电视机，门前竖起高高的天线，可以收看当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和《渴望》。1994年的年末，也是托关系淘得购买彩电的机会，淘汰了黑白电视机，买了一台18寸的创维彩电，实现了更新换代，同年，固定电话机也安装到家。就也这样，在九十年代最后几年里，有影的、有声的和有风的三大电器集中进了家门。
岁月的年轴撵入新世纪，带来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三大件”的内涵在飞速变换。大约2000年间，在南方开展销售业务的四弟，给我淘购到口岸走私的一台影碟机，让我这个电视迷喜出望外。自己照着说明书，很快即安装连接成功，于是一些港台武打片和言情剧，一段时间令我迷恋其中，熬夜追剧成了家常便饭。之后，功放机和音响也配置齐全，在家里就能卡拉OK了，自己喜欢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天天可以在客厅里绕梁三日了。不过，没几天时间，楼上的邻居找上门来，OK得人家孩子哄不睡，大人心不静了。这套设备用了没有一周时间，就成了聋子的耳朵。
随着信息化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通讯工具不断地改朝换代。除了固定电话，后来有了摩托罗拉传呼机，随身携带于腰间，“滴滴滴”一响，准有人呼叫你，对方电话号码和事项就会显示其中。条件好些的，可以花万元买块“半头砖”—大哥大虚拟信号手机，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方便，也成了当时一些大老板的身份标配。
虚拟时代，可谓昙花一现，很快被数字技术所替代，“半头砖”的手机大哥大也随之黯然谢幕，手机变得以小为荣，大家纷纷扔掉大块头换成了小不点。此时，我第一时间给父亲买了部三星牌小手机，也让他时尚时尚。为方便携带和使用，特地配置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挎带，可挎在胸前可将其放入上衣口袋。这样，有空回家，可以随时联系好父亲，避免了过去的十回九空。
住在城里的我们弟兄四家，家家电器齐全，有了汽车，住了楼房，实现了祖辈父辈们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父亲也住进了修葺一新的“现代化”的庭院，电视机洗衣机太阳能等大件也悉数置备齐全，生活所需应有尽有，还有西屋角落里那堆缺胳膊少腿的织布机纺线车残件和南菜园那辆独轮车的残骸为伴。
天不遂人愿。奶奶和母亲没有等到电灯的使用，父亲没有等来数字技术的4G和5G时代，没能感受到视频通话的快捷，在新宅住了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出殡时，我刻意将那部手机连同给他刚买了不久的电子收音机一同放在棺内，刻意地放到他的手能触及的地方，尽管我知道一旦起棺骨殖连同所有的一切都会混同在一起。
斯人已去，慎终追远。我们感恩生活在这个时代，感恩生活在这个国度，感恩所有美好的一切。“三大件”的概念和含义已随时代的飞速发展融入了历史的长河，但我坚信，人们追求各种“大件”的信念和追求会永无止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永无止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