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下的滕子京

岳阳楼下的滕子京

公元1041年冬，当宋仁宗赵祯决定改元“庆历”时，范仲淹尚在西北军中与元昊对峙。约七百年后，中国历史了出了个名叫“弘历”的皇帝，他觉得“历”字与他的名字犯避讳，于是乎就下诏改为“庆暦”。哎，权利真是个好东西，即使相隔几百年，还一样如同吃了春药般让人狂妄。

同样是这一年的冬天，苏州判官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晋州病逝，司马光也开始了自己在家乡守孝和苦读的日子。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044年即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结束，主政丰城，政绩斐然。

在司马光脱下丧服穿上官服的同时，有一名叫滕子京的官员因为浪费公款而被贬岳阳。这些人事的变化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况且滕子京也只是一个不入流的普通官员，大约这样的升迁贬谪仁宗皇帝每天都会勾上那么几个甚至都不需要他亲自勾选。

滕子京有一位同学，就是范仲淹，他此刻正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在仁宗皇帝身边推行 “庆历新政”。两年之后，他的新政也在政敌的反对下而功亏一篑，而此时他的这位老同学又刚刚修好了岳阳楼，邀请他写一篇文章，以作纪念。

范仲淹有感于自身境遇，一气呵成，千古明文《岳阳楼记》就此诞生。范仲淹固然风流人物，可连原本不入流的滕子京也堂而皇之的因此而名留青史。

时也命也？但偏偏有人不信，要揭滕子京的老底——第一个就是司马光。

（1）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这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开篇的一段话，范仲淹不愧是文章能手，就是这短短几十个字，就把一个精明干吏的形象完美的烙印在史册中。

庆历四年，滕子京到底巴陵郡。越明年，也就是两年之后，也即本文写作的时间，巴陵郡已经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短短两年之间，竟然让一个地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如此大的改变，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对滕子京的政治才华，范仲淹给予了充分肯定。

范仲淹是谁？那可是有宋一代读书人的偶像，他去世后谥号为“文正”，于是后世读书人更是纷纷以谥号“文正”为最高追求，明代的王世贞也是听到皇帝要给他这个谥号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肯定，几乎就是定论。

滕子京把巴陵郡治理的井井有条，又开始着手重修岳阳楼。岳阳楼本是三国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后经大诗人颜延之、李白等人题诗，更是名声大振。所以当远在千里之外的范仲淹收到滕子京邀请其为重修的岳阳楼作文纪念时，他应该是很兴奋的。滕子京与他乃同年进士，两人趣味相投，政治理念相符，或许在他看来滕子京在巴陵郡的成功正是他“庆历新政”的成果。而当时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已经失败，滕子京的成功无疑是一颗最好的“救命”稻草。

抓住这颗“救命”稻草，范仲淹尽情想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等等都是他的想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所谓妙笔生花，大概就是如此了。

滕子京成功了，但庆历新政却失败了？为什么？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就是他给出的答案，这答案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的道德准则。而滕子京也成为了实践这种道德准则的典范，跟着范仲淹和《岳阳楼记》而名流千古。

（2）中饱私囊，贪婪成性：司马光笔下的滕子京

司马光是君子，就连与他斗了大半辈子的王安石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君子不会胡乱说话的，尤其是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贯穿古今，缜密严谨。像他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他是不会乱写的。

对于滕子京，他在《涑水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什么意思呢？就是滕子京修岳阳楼的目的一是标榜政绩，二是借机揽财，中饱私囊。

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况且还是出自司马光之口。这本《涑水记闻》相当于司马光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不是无中生有，那就是亲身经历。事实上，滕子京去世的时候，司马光刚三十来岁，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到了后来，司马光官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对于滕子京这样的小人物，就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

他这段记载大概也是针对范仲淹《岳阳楼记》来的，这才旗鼓相当，神仙打架。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庆历四年到庆历六年，也就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这三年。

这三年，范仲淹先是在东京开封忙于新政，后又赴邠州、邓州等地任职，并在邓州接到了滕子京的信，在百感交集中写下《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对于岳阳的实际情形，范仲淹所知道的可能就是滕子京信中所写的一面之词。

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权知丰城县事，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这个短时间是多短的？就是范仲淹的“越明年”——庆历六年，司马光赴京任职。

庆历四年到庆历六年，滕子京任职巴陵郡，司马光任职丰城县——虽然一个湖南一个江西，但都是长江沿岸，相距亦不过三百公里。对于岳阳的事情，司马光多多少少应该都应该知道一些的，《涑水记闻》绝非空穴来风。

或许当司马光读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时候，心里一定暗叹，“范文正公一世精明，竟然也会被人所骗？”

滕子京的岳阳，根本没有什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巧立名目，大肆敛财，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3）卒无余财，倜傥自任：史书上的滕子京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毕竟都是文学作品，我们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那么代表官方的史书——《宋史》又是怎么描述滕子京的呢？

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宋史》中这段话，虽然简短，但还是描绘出一个风流倜傥、乐善好施，清正廉洁的君子形象。做了大半辈子官的滕子京，死之后竟然没有余财？大宋经济繁荣，官员的俸禄是非常丰厚的，而滕子京偏偏“无余财”，如果这样的官员都不清廉，真不知道哪里还有清廉的官员？！对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滕子京的“无余财”无疑足以让后世膜拜。

这会是真实的滕子京吗？

偏偏史书上的另一段话，再次把滕子京推到了泥潭之中。

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用公钱违制，降知虢州。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御史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滕子京因此而获罪。但后来他没有去到虢州，而是在范仲淹等人辩解求情之下，才来到岳阳，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冥冥之中，范仲淹把滕子京送到了岳阳，成全了自己的《岳阳楼记》。

但对于滕子京“滥用公款”这件事，也是无头公案，众说纷纭。一说滕子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边关战事，他用公款安顿群众，招募军队，犒劳将士，没有丝毫的私心。被御史揭发后，他也是被屈打成招的，这更像是政敌的陷害，是政敌借机打压范仲淹的手段（这也是后来范仲淹极力为其辩解和求情的原因）。另一说就是滕子京虽然也用公款做了一些公事，但这一切都是幌子，大部分钱财都被他自己吞了，朝廷派人查勘时他更是毁灭证据，欺上瞒下。

此时的历史果然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她的衣服，她的胭脂水粉，花花绿绿的，以至于渐渐模糊了她的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后来者，除了叹息，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任何人和事，更不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点评甚至指责任何人和事。对于滕子京，或许我更相信他的确是个“无余财”的好人，毕竟疑罪从无嘛！

（4）小人物的大历史：处在时代风尖浪口上的滕子京

且不说历史上，就单说宋朝中，像滕子京这样的小人物多如汗牛充栋恒河之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别说蜚短流长，就算只言片语拟或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算如刘长卿、郑思肖、刘克庄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所谓为王侯将相立传的正史中也是只留下一点儿模模糊糊的背影。所以滕子京何其幸运？不但青史留名，更让两位大神为其站台。

他滕子京凭什么呢？现如今人们常说，就算是把一头猪放在风尖浪口上，它也能飞起来。作为后人，我没有任何不尊重滕子京的意思，但他的确是把自己推到了时代的风尖浪口上，进而实现了青史留名。

公元1015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开封城内，范仲淹与滕子京相识于学子聚会。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随后又同时高中进士，更是引为知己。“同年”加“朋友”的特殊关系把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命运牢牢的捆绑到了一起。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范仲淹就是滕子京的贵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这样的贵人，所以尽管忙忙碌碌，却还是落得一身疲惫，无所作为。

公元1040年，范仲淹戍边西北，滕子京也来到了甘肃泾州；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进京推行新政，次年滕子京被御史弹劾滥用公款。

在范仲淹看来，滕子京是被自己连累的。于是不用滕子京说话，他就全力为其辩解。此时无声胜有声，滕子京此时的沉默在范仲淹看来是君子之风，是对自己新政的支持。就这么滕子京一下子就被推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政党人与顽固派争斗的漩涡之中，就连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都出面为滕子京说情。

滕子京本是小人物，虽然当时他是范仲淹的朋友，但仍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围绕这个小人物，当时左右朝政的大人物宰相吕夷简、秘书丞余靖等人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斗的不亦乐乎，最终以”滕子京谪守巴陵群”而告终。

滕子京在巴陵郡并没有“安分守己”——他已经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这一次干脆把自己推到了时代的风尖浪口上。这更像是一场赌博，所幸他赌赢了。

无论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是“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滕子京顺势重修了岳阳楼。这是盛世才有的盛举，于是他就写信给自己的老朋友范仲淹，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岳阳楼乃历史名楼，范仲淹也是一时俊杰，由范仲淹为之作记，实在再恰当不过了。

那个时候的范仲淹已经在邓州任职，所谓的“庆历新政”早就名存实亡，范仲淹的内心无疑是苦闷的。他看不到“救民救国”的出路，他在想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滕子京的信来了。信中的岳阳是美好的，在他政治理念的治理下，两年就已经初见成效。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礼物呢？范仲淹看到了出路。

“先天性之忧而忧，后天性之乐而乐”这种思考许久、压抑许久的情怀，在重建的岳阳楼身上喷薄而出，光耀千古。

《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定义了那个时代那种情怀，而滕子京就是引发这篇文章这种情怀的导火索，就像刺杀林肯的那个人，就像刺杀费迪南大公的那个人……

（5）后记：穿越时空的情怀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禁怀疑滕子京是不是利用了范仲淹，是不是他借了范仲淹的势，自编自导了一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戏。我也会为这种怀疑而羞愧。我有什么理由呢？滕子京他能得中进士，这应该与范仲淹无关把。他结交范仲淹，无论目的如何，就这份识人的眼光与本领，都足够后人琢磨和学习的。

《岳阳楼记》一经问世就传诵天下，宋仁宗读后也升滕子京为徽州知府。公元1047年即庆历七年，也是《岳阳楼记》问世后的第二年，滕子京在任上去世，无余财。再五年，范仲淹于徐州病逝，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为历代敬仰。

当历史的车轮碾碎一切的纷扰，当时光淡薄甚至遗忘所有的故事，在那些泛黄的旧纸堆中，在那座洞庭湖畔的阁楼里，仍然有一种情怀始终回荡闪烁，穿越千年，永放光芒。

谢谢滕子京，为了岳阳楼，为了“先天性之忧而忧，后天性之乐而乐”的情怀。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