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湘西行历管窥

一、云雾迷蒙

民国时，沈从文在《湘西》提及凤凰的神秘时，写下了“不易了解，值得了解”八个字。

对金庸的人生而言，湘西也是一个云雾迷蒙的地方。

金庸在随笔《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而打量金庸近百年人生，竟发现他在湘西居住的时长仅次于香港、海宁和衢州等地，湘西实为金庸人生旅途无可回避的一大驿站。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这段行历，旁人几无文字相涉，本人也欲语还休，仅在两篇随笔中留下一点片段，见闻感知则大多化进了小说，其湘西行历也就变得极不显豁，以致当年的湘西居址，数十年来都无从确定。　

既然一睹《金庸湘西行历图》全貌，已是煎水作冰而不可得，那不妨将现有文献做一番管窥，明明灭灭的雪泥鸿爪连缀起来就是一幅行历简图。

二、湖光农场

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神州陆沉的年月。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其时江浙一带已大半沦陷，他被迫西奔重庆投考大学。千里跋涉，备尝艰辛，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途经湖南时路资将尽，只得于当年冬天投奔正在湘西开办农场的同学之兄。此时离考试还有些时日，他便寄居农场，打工备考，直到1943年夏，才赴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1944年秋，金庸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一说因拒绝参加青年军）被勒令退学，托表兄蒋复骢关系，谋得中央图书馆馆员工作，暂得寄身。或许冥冥之中与湘西缘分未尽，那位湘西农场主来渝办事，再度邀请金庸协助经营农场，并许诺有收成后，资助金庸出国游学。求学之志不减的金庸颇为心动，便于1945年4月19日从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直至1946年6月才离湘返浙。

前后两度寄居湘西农场，约两年之久。　

那么金庸当年寄居的湘西农场究竟位于何处呢？时人持不同说法：

一说农场在“沅陵”。此说疑出自蒋百里侄孙蒋启霆的回忆，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便采此说，记载为:“（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中学同窗余兆文赴湘西沅陵，仍经营农场”、“（一九四六年）七月，从湖南沅陵返乡。”

“沅陵说”长期以来是主流。沅陵今属怀化市，怀化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一说农场在“泸溪”。此说出自万润龙《“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其回忆：2003年9月23日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兴致勃勃地谈及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说道：“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

“泸溪说”在金庸去世后才出现。泸溪今属湘西州，湘西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直至刘国重兄于2022年2月26日传来查玉强2月25日从余小亚处获得的余兆文《履历表》，余小亚正是当年与金庸同赴湘西的余兆文之女。　

这份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的余兆文自填《履历表》显示：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余兆文在湘西浦市湖光农场从事杂务管理，介绍人为查良镛。

浦市镇位于泸溪县，有了这宗线索，湘西农场地点便缩小到一镇。这激起了笔者一发其覆之心，且附骥尾，做最后一步考证。

经笔者查阅《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于2022年2月27日发现：　

第256页记载：“麻溪口种羊场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邻浦市、李家田、上堡三个乡镇地界，面积1.2780万亩。民国时，宁乡人王侃在此办湖光农场。新中国成立后，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

第262页记载：“民国29年（1940），岳阳人王侃在麻溪口办的“湖光农场”内开辟第一个苗圃，育油桐苗10亩。”

至此，已可确定：金庸当年寄居的湖光农场位于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

泸溪县浦市镇自古便是水陆要津，晚清以来商贾辐辏，舟楫络绎，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种羊场位于沅水西滨，山垄延绵，白浦公路穿境而过，如今场内有中南最大种羊场“泸溪县种羊场”。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错落于山丘间，当年农场取名“湖光”，自有应景之意。

而蒋启霆回忆为沅陵农场，或许有历史语境的原因。沅陵自古便是湘西地区“首府”。1942年，湖南设第九行政督察区，以沅陵为治所，辖沅陵、泸溪等县。由于督察区以序数冠名，不易辨识，又经常变更序数和辖县，到了民国后期，不得不改以治所地冠名，而民间为图便利，早以治所称呼督察区，如泸溪所在的第九区便被称为“沅陵区”，由此产生了“大沅陵”概念。因此，将泸溪归入沅陵，在民国语境下并无不妥。

那么，收留金庸的农场主王侃，又是何人呢？

2000年9月24日，金庸在岳麓书院作“中国历史大势”演讲时，说道：“我对湖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什么原因？我是浙江人，当时我在浙江南部念书，我自己的家乡跟浙江北部给日本军队占领了。在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192师在我们浙江北部布防，抵抗日本人。当时我们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一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我们守卫家园,不容易。王师长是湖南宁乡人（笔者按：此处记录者耳误，将临湘听成了宁乡），他的两个儿子在我们学校读书，跟我同学，和我是好朋友，还带我去部队看过。”（《金庸：中国历史大势》第20页）

世人多为金庸口述所误，以为此处提及的192师王师长便是王东原，实则谬也，王东原是安徽人且当时军职更高，192师师长另有其人。查史可知是1941年12月升任师长的湖南临湘人王堉。《衢中同学录》显示，金庸的湘籍高中同学仅王铎安一人，为湖南临湘人，而据金庸另一位高中同学斯杭生回忆，王铎安之父便是驻衢部队192师师长，王铎安还有个弟弟也在衢中，低一年级。王侃既是王铎安之兄，那便是王堉师长的子侄了。据《岳阳市志》人物卷记载：抗战胜利后，王堉师长解甲归田，在岳阳湖滨开办农场，竟也叫“湖光农场。”

三、雪泥鸿爪

湘西旧称“蛮荒”之地，但抗战爆发后，国府迁都重庆，大西南战略地位彰显，湘西凭着沅江水系、川湘公路和湘黔公路之便，成为大西南的门户。当时日军多次轰炸沅陵，企图据有湘西，进犯川渝，但终告失败。沦陷区的党、政、军、校和难民纷纷涌入湘西，有的取道西迁，有的就地落脚，“抗战期间共有15000余人迁居泸溪。”（《泸溪县志》第522页）饱受颠沛无定之苦的金庸，得以栖息泸溪。

在湖光农场，金庸协助农场主王侃经营农场，在山坡上垦出梯田，种植桐树，再榨取桐油，行销出去。民国时，湘西造林种树以油桐、油茶为主（《沅陵县志》第31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金庸还记得“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金庸《连城诀》）

桐油是一种防腐蚀涂料，广泛用于军工养护，在民国初年本甚平常。但随着世界大战阴云笼罩，桐油成为各国均需的战备物资。而中国本就是世界最大产桐国，巨大的出口需求促使国内桐树种植如火如荼。抗战时，桐油已位列中国控制换汇物资之首，国民政府多次以桐油为担保向美国借款。湘西是国内第二大桐油产区，湖南省成立了油桐推广委员会并在沅陵设工作站，油价奇涨，商人逐利，“于是种者愈多。环邑数百里，足之所及目之所接，皆是物也。”（《沅陵县志》第314页）

而1938年10月，沅陵成为湖南战时省会，诸多机构迁入。1939年，湖南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收购桐油。1940年，中国植物油料厂沅陵榨油厂建成。（《沅陵县志》第25、26页）。“其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多从沅陵站换车入川，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沅陵县志》第399页）。因此，沅陵作为旧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边县域有着极强影响力。　

翻阅金庸小说，会发现他提及的湘西地区，不出泸溪、沅陵（辰州）和辰溪三县。因金庸往返泸溪与重庆，由沅陵乘车最便捷，从事桐油营生，又必往来于沅陵商谈业务，对沅陵的熟悉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湖光农场与辰溪仅一江之隔，其曾向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申请借读，这些都是他当年行经的故地，写进小说也就很自然了。

（一）“铁掌山”之谜

湘西一江如带，群峰似染，正是游目骋怀的好地方。

《射雕英雄传》中提到：“经常德、辰州，顺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当郭靖、黄蓉两人到达山下后，“望见五座山峰耸天入云，峭兀突怒，形似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

“铁掌山”是金庸杜撰的《武穆遗书》藏书地，郭靖、黄蓉在此大战铁掌帮，于铁掌帮圣地的山洞中发现遗书。

泸溪与辰溪以沅江为界，“铁掌山”自是屹立于沅江边。遍览两岸群山，唯有辛女岩形如五指向天。辛女岩在泸溪县武溪镇红土溪村，与湖光农场直距仅几公里，《大清一统志》描述辛女岩：“奇峰绝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辛女岩为当地苗人的祭祀圣地，岩顶原有辛女庙，据《辰阳风土记》记载，每年苗人扶老携幼，祭祀于此，喝酒吃肉，打鼓唱歌，五日五夜方散。　

而金庸将“铁掌山”设为《武穆遗书》藏书地，或许受到了当地历史传说“二酉藏书”的影响。二酉，指大酉山和小酉山。一说两山俱在沅陵，一说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元和郡县志》记载，“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古人便以“二酉”为典故代指藏书丰赡，有“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之说，历代文人吟咏不绝。

金庸写《三十三剑客图》，有六篇故事参考了《酉阳杂俎》。而这部书的书名，正是取其包罗万象，仿佛是遍阅“二酉藏书”后所作笔录之意。由此推之，金庸是知晓二酉典故的。

他或许糅合了“辛女岩”山势和“二酉藏书”传说，形成了“铁掌山”藏《武穆遗书》的构思。

（二）“青龙滩”之险

沅江自大西南崇山峻岭间奔腾而出，在湖南四水之中，最具野性。《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二回“湍江险滩”中，郭靖、黄蓉船行沅江，望见“混浊的江水束在两旁陡峰之间，实是湍急已极”，到了“青龙滩”，河床陡然下倾，江水喷溅注泻，急流送船，势逾奔马，两人在骇浪之上与铁掌帮激斗。金庸以半章篇幅描写“青龙滩”之险，读来为之惊目。

这“青龙滩”有多险呢？出身东海桃花岛的黄蓉“虽然自幼与波涛为伍，但见滚滚浊流掠身泻注，也不禁头晕目眩，抬头向天，不敢平视江水。”而裘千仞这位武功仅次于五绝，又号称“水上漂”的大高手，在离岸不远的江面跌入水里后，怕被急流冲走，不敢浮上来透气，只能沉到江底攀住底部岩石，手足并用，憋气学狗爬，逃向岸边。“仗着武功卓绝，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虽吃了十多口水，终于爬上了岸。他筋疲力尽，坐在石上喘气。”（金庸《射雕英雄传》）

但查阅地图，沅江之上并无“青龙滩”，莫非是金庸杜撰出来的？

1956年，金庸在随笔《马援与二征王》中写到：“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带的苗族，因为水流湍急（那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爱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龙滩一带），船不得上，天气又很热，军队中流行疫病，马援就病死了。”　

这是金庸笔下“青龙滩”的最早出处，此滩与湘西历史地理相关，当非虚构。而历史上，马援病死于“清浪滩”边。因此，金庸笔下的“青龙滩”或许就是“清浪滩”，即沈从文笔下的“青浪滩”。　

经查《沅陵县志》，发现第693页记载：“马援被阻于沅水青龙滩（今清浪滩）南岸壶头山”，可知“青龙滩”是“清浪滩”的古称。取水势湍急，宛如青龙过江之意，清人陆应谷有诗《清浪滩》云：“水声怒作伏狮吼，霹雳横飞蛟龙走。”

沅江以“清浪滩”最称天险，暗礁密布，激流狂泻四十余里，数千年来吞噬了无数生命，旧时有“船过清浪滩，闯出鬼门关”之说。沈从文在《沅陵的人》里写道：“沅水……以青浪滩最长，石头最多，水流最猛。顺流而下时，四十里水路不过二十分钟可完事，上行船有时得一整天。”1939年，国民政府在沅江设险滩照料站，“总站设清浪，配30人，照料船只过滩。”（《沅陵县志》第25页）。1949年后，经过数次炸礁疏浚，清浪滩之险不复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下游五强溪大坝横亘沅江，高山出平湖，沅江第一险滩“清浪滩”沉入水底，如今的清浪滩江面已静如处子。

有趣的是：小说里郭、黄二人欲往汉口，从桃源境内的沅江下游登船往北边行进，而“清浪滩”位于桃源西南方的沅陵，属沅江中游，按方位，两人绝不会路过“清浪滩”。显然金庸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将“清浪滩”从沅陵挪到了桃源。

这种因小说情节需要而施展的挪移术，在《连城诀》里也用了一次：金庸将杭州的蝴蝶挪到了湘西。旧版《连城诀》里提及湘西一带的人叫一种黑色大蝴蝶为“梁山伯，祝英台”，雌雄一对，双宿双飞，始终不分开。但由于他先前已在随笔《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提到这种叫“梁山伯、祝英台”的黑色大蝴蝶是杭州一带的，为免附会，便在修订版《连城诀》里将“梁山伯、祝英台”改成了黄黑相间的大蝴蝶。

金庸写“青龙滩”时，还以纤夫拉船之艰烘托水势之险：　

“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的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下行的船只却是顺流疾驶而下，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纤夫。”

在写纤夫拉船力竭后，旧版《射雕英雄传》原文是：“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原本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歇下了一大半。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一倍有余。”

修订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增修了两笔：“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都是气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边，疲累之极，再也动弹不得。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得多。’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者，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是面黄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蓦地里觉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头似乎有物哽住了。”

笔墨一挥，便浮出悲悯，文字的气象就迥然不同了。为纤夫这一底层群体添“闲笔”，并非煽情，实则出自金庸当年亲身见闻。这些吃力气饭的人，终年在恶浪咆哮的沅江边上胼手胝足，却仍然衣食不周，这里头寄托着作者的恻隐，作者与这条江、这群人曾有过某种缘分。

在《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中，还出现了湘西排教。排教即排帮，旧湘西从事木材营生的人结成的帮会。湘西木材运输以“放排”为主，山中伐木后，将木材扎成排节，由放排人驾驭，经江河漂流到码头。放排时生死难测，遇到险滩急流，一不留神就木散人亡。浦市是当时排帮的重要交易码头，金庸耳闻目睹，便将排帮写进了小说。　

（三）湘西土音

在《连城诀》中，戚长发为掩人耳目，将唐诗剑法讹传为“躺尸剑法”，其中的招式名称也改成谐音字或同声异形字。　

旧版《连城诀》里，戚长发向狄云传剑时，将“衣冠拜冕旒”这一招说成“衣冠拜马骝”。然而马骝是粤语猴子的意思，湘西一带的人讲出来甚是古怪，修订版《连城诀》便改为“一官拜马猴”。

既然不便讲粤语，那改说湘西方言，总归妥帖吧？

于是“落日照大旗”这一招，在旧版里本是“绿日招大姐”，修订版里改作“落泥招大姐”，为何这般改动？金庸来了句旁白：“在湘西土音中，这“泥”字和“日”字却也差不多。”　

湘西土音便是指“湘西乡话”，是分布在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归属不明的濒危汉语方言，以狄云老家沅陵麻溪铺的乡话最为纯正。乾隆年间编纂的《泸溪县志》称乡话为“乡谈谜语，语言聱牙，令人不可晓。”《辰州府志》便以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乡话常见词。　

其实，除了这招“落泥招大姐”，还有剑招据湘西土音改名，比如“孤鸿海上来”，在旧版里是“古洪喊上来”，修订版改为“哥翁喊上来”，因在湘西土音中，“鸿”和“翁”，韵母都是əu。如今的湘西土音已经濒危，使用人群很少，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早已通行西南官话（客话）。　

而金庸谈到湘西土音时，单单以“日”字和“泥”字相近举例，绝非信笔为之。而是由于它们“特殊”，涉及到音韵学著名论断，即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简称“娘日归泥”，简单来说，便是声母n和r（中古时期的娘、日二母），均从n（上古时期的泥母）分化而来。湘西土音中“日”和“泥”读音相近，自是传袭了上古读音。杨蔚《湘西乡话语音研究》便认为湘西乡话由古吴楚方言流变而来，颇多古音遗存。　

（四）湘西赶尸

在《书剑恩仇录》中，湘西辰州（今沅陵等地）有一路古怪功夫叫“僵尸拳”，只见：“言伯乾忽然两目上翻，双臂平举，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如僵尸。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慑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慑魄的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头虽不弯曲，纵跳却极灵便。”

后来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又写了湘西武学名宿潇湘子，其身材高瘦，脸无血色，形若僵尸，手持哭丧棒，武功招数也形同僵尸。

这些都化用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湘西山川险阻，人死异乡，运回棺木殊为不易，便由赶尸人在僵尸额头贴一道祝由科的符，念着咒语，摇着摄魂铃，引导僵尸走路回家。祝由科是一种以符咒治病的中医医科，盛行于湘西辰州，所用的符也叫辰州符，湘西赶尸便是通过辰州符来操控。

金庸善于驰骋想象，另辟武学蹊径，世间万象在他笔下都可以入武。僵尸武功，虽鬼气森森，但交手之时，一招一式，都清楚明白，场景感极强，再加以旁白，奇谲诡异却有根底，读者观之，神驰目眩，越看越有味道。

（五）杀蛙大侠与湘西猴儿酒

《泸溪县志》形容当地“八分山一分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县志536页提到“那时，水旱灾害连年，匪患祸乱频仍，官税加重，人民生活极其艰苦。”　

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回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　

余兆文《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许多年后，杨过在外流浪，便常常烧烤青蛙，充饥度日。而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山涧之中初见面，他请盈盈吃的第一顿饭，竟是二十余只烤青蛙。见令狐冲洗剥青蛙，拔剑斩首除肠，动作麻利，盈盈笑道：“古时有屠狗英雄，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

其实杀蛙大侠并不只有杨过、令狐冲，还有金庸自己。

而家中连一条凳子都没有，只有草织圆垫的覃姓农民朋友“搞野味”，未必是山村生活有乐趣，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充饥。

在《笑傲江湖》中，陆大有向同门讲述了令狐冲计赚“湘西猴儿酒”的趣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令狐冲豪爽善饮，一番恳求，叫化子答允他一两银子喝一口。哪知令狐冲这一口好长，只听得咕嘟咕嘟直响，一口气就把大半葫芦酒喝得滴酒不剩。

“猴儿酒”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并非湘西独有。如陆柞蕃《粤西偶记》中提及：“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猿猴造酒，本就是酒的起源之一。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且有藏果习性，久之，含有糖分的野果通过自然发酵生成天然酒浆。金庸当年或许在湘西山林中尝过“猴儿酒”这等野酿，心底难忘，于是化进小说，聊以为趣。

（六）负笈之志再挫

多年后，金庸回忆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学业中断的他寄居沅江小山村，难免感伤国事蜩螗，命途多舛。但他并未荒废学习，曾试译《诗经》和《牛津袖珍字典》，可惜未能完成。

当时湖南大学已于1938年内迁至隔壁辰溪县办学，金庸便有了借读湖大，重续学业的念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金庸致函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 （参见： 湖南省档案馆“国立湖南大学 · 人事类 · 关于各处学生请求借读等资料 · 自1945年起至1948年”的221号档案卷宗第35页之查良镛书信）

为打动胡校长，金庸还在信中吐露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虽然言辞恳切，但湖大并未给予通融。十八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借读请求。

金庸当时的失意，可想而知。

（七）民歌荡漾

“湖南乡间风俗，山歌都是应景即兴之作，随口而出，押以粗浅韵脚，与日常说话并无多大差别。”（金庸《连城诀》）

1957年，金庸回忆：“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成为我后来写小说的宝贵素材。”（金庸《民歌中的讥刺》、三湘都市报座谈会自述）　

在湘西，男女多以对歌的形式来谈情说爱。“那时他（覃姓农民朋友）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中国民歌大致有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种。金庸对民歌素来喜爱，对民歌掌故也是稔熟于心，曾写过《民歌中的讥刺》、《黄虹八歌》和《谈几首歌曲》等民歌随笔。他说“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杜南发访金庸《长风万里撼江湖》）。“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刘晓梅《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至1958年间，金庸以林欢为笔名，为电影歌曲填词，创作了许多歌曲。金庸认为“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自述“我曾学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金庸《谈谜语》）。　

金庸歌曲的代表作《梅心曲》便是典型民歌：“梅花村旁，湖水清，不知湖水有多深，抛块石子试深浅，唱个山歌试郎心。满湖落花不知深，不知郎心真不真，灯草拿来雨头点，碰头才知一条心。看花要到梅花林，梅花越冷越精神，种树要种芭蕉树，从头到根一条心。蜘蛛结网在梅林，蛛丝虽细黏得紧，由他飘东与飘西，黏东黏西在眉心。”通过借景抒情，表达出真挚的男女之情。其它如《门边一树碧桃花》等歌曲也有着很强的民歌气息，歌词简朴，曲调爽朗，像抒发喜怒哀乐时的即兴歌唱。要知金庸在这一时段末供职过的长城电影公司属于左派阵营，强调电影的社会教育意义，但金庸为电影歌曲作词，没有“以文载道”，更多是对爱情的纯粹描写，这是颇为另类的。

民歌本为民间性情之响，陌上桑间的男女，歌以传情，歌以择配，最浅、最俚、亦最真。金庸小说也不时出现民歌，陈家洛、温青青、秦淮河歌女、王铁匠、狄云、岳灵珊、李文秀等人均唱过。金庸善于借民歌写男女之情，既合情节，又显心境。　

《连城诀》里的湘西汉子狄云是唱山歌的好手，“他当年在湖南乡间，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间，溪前山后，和戚芳俩不知已唱过几千几万首山歌。”后来，为诓宝象，狄云装做无赖汉子，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对山的妹妹，听我唱啊，你嫁人莫嫁富家郎，王孙公子良心坏！要嫁我癞痢头阿三，顶上光！” 接着他逼紧喉咙，模拟着女声又唱了起来：“你癞痢头阿三有啥香？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娇娘？贪图你头上无毛不用梳？贪图你……。”他歌声一出，胸间不禁一酸，自从那年和戚芳携手同游后，这山歌已有五年多没有出过他的喉头，这时旧调重歌，听者却不再是那个俏美的小师妹。

（八）苗汉世仇

湘西泸溪旧属“苗疆”，在这里，金庸对民族问题有了深切感触。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枪械，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沈从文在自传里讲过一桩隐痛，他的生身祖母是苗人，由于当时苗汉通婚生下的子嗣没有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被远嫁他乡，沈家对外称她是汉人，已经去世，还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提到官府镇压革命党时，屠杀了许多无辜的苗民，决人生死的方法竟是把人牵到天王庙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

湘西的苗汉史就是一部“相斫书”，世代相杀的惨烈，让金庸思索民族相处之道。1961年，他提出武侠要“主张人类的平等，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在描写古代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如汉人反抗满清等等，主要是从爱国心出发，而不是从种族偏见出发。”（金庸《对武侠片的期望》）

后来他的小说突破汉民族本位，越发强调民族融合，出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英雄萧峰，最终出现了没有民族属性的韦小宝，由于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任一族人，他天生不持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作为小说家，尝试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指出一条民族伦理革新的路子，这显示了金庸对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思索。他自认为：“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九）惨酷不平

沈从文曾说湘西的山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但若以为湘西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那便是一种大误解。

“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的那位覃姓农民朋友，全家染上天花，母亲、哥哥、妹子都死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后来他虽然好了，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的家人，从此成为赤贫，相好的姑娘不久也嫁了别人。他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给了别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他缴纳，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缴不出，县里下来催钱粮的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税吏又会再来。金庸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关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的是金庸那朋友的名字。

在多重打击下，“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读罢此文，让人想起沈从文，这位金庸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两位先生笔下的湘西都由两重世界组成，山川是极其秀美的，老百姓也多是勤劳朴实的，但却有一种“残酷”笼罩着这种“诗意”，让老百姓在一种无望的悲苦中麻木地活着。沈从文的《辰溪的煤》《丈夫》《贵生》等文字莫不流露出这种痛苦，《沈从文自传》更是充满了无辜乡民被肆意屠戮的回忆，仅榆树湾一地，清乡军阀就杀了两千人。冷峻的文字揭示了旧湘西的社会底色，兵祸、匪患、灾荒、苛政，老百姓在动荡不宁的历史风雨中命如草芥。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里也提到自己在湘西记录下来的那一千余首民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

沈从文晚年感慨道：“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沈从文自传》附记）

他和金庸都从近处瞧见了活在底层的那群湘西乡民，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不公、面对死亡，无力改变，只能默默忍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沈从文和金庸的这些文字，他们照旧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水花都不曾溅起一朵。

在湘西的两年，是金庸唯一与底层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光，他领略到了以他的阶层原本这辈子都领略不到的东西，这对后来办报纸、写小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1959年，金庸在《明报》发表他的第一篇社评《我们的立场》，提出帮助社会实现“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立场。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2000年，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里写道：“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四、不胜低回

金庸前后在六部小说中提及了湘西，尤以《连城诀》为最，曾经熟悉的湘西风物，挥洒在字里行间：

“长身黝黑，颧骨微高，粗手大脚，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

“四川湘西一带农民喜以白布缠头，据说是为诸葛亮服丧的遗风。”

“空心菜是湘西一带最寻常的蔬菜，粗生粗长，菜茎的心是空的。”

“这是湘西沅陵一带的花斑毒蝎咬的，咱们湖北可没这种蝎子！”

……

这些文字真是不胜低回。在这里，金庸见到了山川秀美，民风淳朴，也见到了悲风苦雨，向死而生。但世变之亟，无人能预知其流极。1946年离开湘西，金庸便再也没能回来。

许多年后，水阔山遥，湘西已在万重之外。他修订小说，让李沅芷做了金庸江湖头号出场人物，这一笔，真可谓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