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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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存天壤
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讲的便是1942年冬至1943年夏、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期间，他寄居湘西湖光农场的往事。这是他唯一一段混迹底层社会的经历，也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在湖光农场，金庸和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睹了旧湘西的老百姓在凄风苦雨中命如草芥。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办报纸、写小说，始终高扬民本主义，自有湘西生活的影响在其中。他还在六部小说里提到湘西，铁掌峰、青龙滩、湘西土音和民歌等昔日见闻，挥洒于笔端。他写了这许多，看似是为故事作陪衬，实则这些正是寄托他眷怀之情的用心所在。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的这段湘西经历并不明朗，知情人余兆文回忆十分简略，金庸本人也仅在《民歌中的讥刺》和《谈
2022年2月，笔者根据查玉强寻到的“湘西浦市湖光农场”这条线索，查得湖光农场位于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农场主为王侃，随后撰写《金庸湘西行历管窥》一文，考述金庸的湘西经历及融入小说的见闻感知。但由于种羊场占地广阔，又未能寻到当年的亲历者，农场的确切位置及详情欲问无从，留下了难以稽考的遗憾。
自是以来，笔者萦绕心头，穷搜与民国泸溪相关的存世文献，希望撷取到一点历史碎片。幸有工友回忆尚存天壤，终于在2023年6月得见《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该文根据宋宏泽（时任当地副保长，后接替金庸担任农场主任）、原农场工人覃兴旺、覃龙祥、杨长云及当地老人宋贤发等人口述整理，收录于1986年12月泸溪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此书内部发行，仅印3000册，寓目者寥寥，加之误书“查良镛”姓名，以致沉薶至今。
仅就披露的内容而言，该文堪称“海内孤篇”，使湖光农场谜团得以揭晓，对金庸的一段湘西旧情也有披露，可补金庸生平记载之缺误，故尤为可贵。
二、湖光农场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这篇回忆，除错记金余两人来到农场时间、“王铠”误书“王侃”（参见拙作《湖光农场主姓名考》）、“查良镛”误书“茶良容”外，部分内容可与金庸回忆相印证。金庸在《谈
掸落岁月积尘，来看工友们的回忆：
“当时中国农民银行沅陵支行经理王侃，又名王金一（岳阳人），他为访亲友，曾从泸溪县城步行到浦市，见沅水两岸山青水秀，空坪荒地甚多，就想到办一个农场。”（《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中国农民银行《本行通讯》记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提高农业集约化，鼓励兴办农场。中农行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专门银行，除向农场放贷，还在各地开办实验农场、合作农场。其兴办各类农场，获得收成后，可由下属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倒卖牟利，同时也供给中农行食堂、同仁生活供应社等后勤机构。王铠作为中农行沅陵支行负责人，在当地开办私营农场，既有承借农贷、销售物资的特殊便利，还能兼顾银行后勤，可谓一举多得。
浙江省档案馆藏《东南日报社职工名册》显示金庸曾任中农行沅陵农场场长，令人费解，以为履历不实。幸得多方参详，才知并非如是。以王铠的身份，湖光农场极可能有中农行沅陵支行的背书，属于合作农场，是其物资供应基地。
王铠以经理身份与仁安乡乡长文兴祥联系，几经交涉送礼，方取得同意。“将场址选在铁柱潭的青水溶（山名黄土溶)。青水溶长约一华里，上至溶坳，前后至基坎，有山地两百多亩，水田约二十亩。此地，原来森林密茂，经常隐藏盗贼，劫掠过往客商，政府就派附近农民将所有树木砍掉，并放火烧光，成了一片荒山秃岭，正好作湖光农场的场址。”（《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清水溶今属麻溪口村，笔者曾推想农场既名湖光，或在当地最大水塘“青水溶”边上，但苦无确据，不敢妄说，今见此文，始得其解。湖光农场依山傍水，与沅江也近在咫尺。
1940年7月，湖光农场正式建场。“雇请当地二十多名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为了躲壮丁而来。他们先是剖茅、砍树木和竹子，竖起了五排四间的一栋茅房，还有一栋猪圈、厕所。接着就在场里种田、开荒。还养有一头耕牛，三十多只山羊，数头生猪。建场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时逢大旱，大部分农户无收，而该场却收得稻谷一万多斤，包谷两千斤，草烟四千斤。”（《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民国以来，干戈扰攘，桐油成为紧俏的军用物资行销欧美，油价奇涨。湘西作为中国第二大桐油产区，桐树种植如火如荼。以往只知湖光农场种植桐树，但植桐半年才有收成，须种植其它作物或畜牧，方能维持。民国小学即开设农业或劳作课，金庸的农学知识既来源于学校理论教育，也得益于农场生产实践。多年后，他写起小说，还不时插上一句“今年春雷响得好早，只怕年成不好”、“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等农学见识。
1945年5月，金庸偕余兆文重返湖光农场。“王侃指定余兆文任主任，茶良容（浙江人）为副主任，彭海清为会计。”（《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通常以为农场管理是“金主余辅”，而此文记载却有不同。余兆文出身浙西山区，与湘西山民有着更多共同语言，其高中时便展现出擅长沟通的才干。1940年，金庸被浙江联合高中勒令退学，走投无路，“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两人同窗数载，生死与共，又携手客居湘西，是以金庸后来在信中对余兆文说：“诸同学中，你和我相交最深，共经患难。”
余兆文在南京四中的《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2003年，金庸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回忆起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在《谈
后来，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了一家湘西门派，名叫“辰州言家拳”，该派出场四人为言伯乾、彭三春、覃天丞和宋天保。经笔者考证，言家拳是从“言永福象物创八拳”的辰州武林传奇而来，而彭、覃、宋三姓俱是农场工友之姓，显然金庸不假思索便用上了，这般化用熟人姓名入小说，在陈家洛、程瑶迦、余兆兴等名字上也有印证。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县政府发现余兆文是地下党员，遂派人到农场来抓他。余闻讯后，躲在铁柱潭的宋务元家里。宋家被前来抓余的兵丁围住，宋宏泽带余跳楼逃走。”（《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余兆文的逃场及地下党身份，据查玉强反馈，余兆文之女余小亚予以否认，通说也认为余兆文和金庸是1946年一同返乡。但他自填的南京四中履历表，离场年份是由1945涂改成1946的，加以余小亚当时尚未出生，而工友们却亲历此事。笔者认为不妨两存其说，由读者自择。余兆文曾在《忆金庸的爱好》中自称：“出生在浙西重峦叠嶂一个山窝窝里，野性未改，更善于爬墙攀窗”，他确有跳楼逃走的本事。余兆文后来遭遇政治洪流，一生就此埋没，委实可惜可叹。
余兆文既已逃走，农场便由金庸一人管理。“由于茶良容不善管理，工人散漫，不少人擅自离场，另谋生计。不久，就将农场事务移交给宋宏泽管理。‘湘西事变’时，农场被土匪抢劫一空。宋宏泽又将该场移交王会求管理。”（《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熟悉金庸的人多说他口齿不灵光，与善于写作形成巨大反差。“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沈西城《金庸与倪匡》，利文出版社，1984年，第10页）沈西城初次见到金庸，就留下这般印象。为扬长避短，他后来通过“字条”治理明报，交办工作以笔代口，写字条传递。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此尚可，而在农场面对的却是一群不识字的工友，可没法通过“字条”来沟通，管理起来必不轻松。
抗战胜利，国家在复员，湘西在复原，热闹多年的大后方，顿成酒阑人散。余兆文在《我所知道的金庸》一文中回忆“这时沦陷区光复，个个归心似箭，成群结队陆续离开湘西。……金庸眼看着这副人群大回游的情景，方寸已乱。”
二战的结束，也导致桐油贸易一落千丈，昔日繁盛不再。农场主王铠曾许诺有收成便资助金庸留学，也已落空。1945年12月，中农行沅陵支行恢复长沙分行名称，迁回长沙复业，王铠任长沙分行经理，离开湘西。面对这萧索局面，金庸必须另谋出路。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难民返乡进入高潮，金庸也终于在6、7月间踏上回家之路。
“解放后，原茅房早已坍塌，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田土分配给农民耕种。一九五二年由林业干部李德明在原场址处筹建一个林业苗圃，后又改成国营畜牧场，以发展成都麻羊和奶山羊为主。”（《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泸溪县志》记载：“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这个国营畜牧场的面积后来扩大到原农场的五十余倍，定名为“种羊场”。
三、湘西旧情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还提及“建场后期，副主任茶良容与会计彭海清之妻关系暧昧。彭察觉后，一气之下，离场往浦市开香烟店去了。”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这段孤证，或属实，或失真，又或真谬杂糅，俱已无从析别。笔者试言一二，留待日后“证实”或“证伪”。管见所及，读者姑妄听之。
金庸曾与严家炎说：“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新星出版社，2021年，第225页）1956年10月5日，香港《新晚报》刊登金庸《读者们的来信》一文，谈到《书剑恩仇录》时，他坦言：“我在写这书时，确是也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份子（算是一个小头目吧）来设想。”那么，这位“折射”金庸本尊的红花会小头目是谁呢？
《书剑恩仇录》中，余鱼同初次登场便自称：“在下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脚色，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1956年1月，香港《新晚报》连载该书第十五回，讲的是余鱼同幡然醒悟，放下对骆冰的痴恋。这章回目，头两期（341期、342期）本作“他既无心你便休”，仅过两天，到343期时已变成“你既无心我便休”，显然金庸在创作时觉得以“我”为视角更有代入感。既非手民误植，亦非诗文误引，如此半道修改回目，在连载版金庸小说中只此一例，其中原由值得寻味。
余鱼同谐音“与予同”或“与余同”，均意为“和我相同”，大有弦外之音。稍加推敲，便知“折射”金庸者，乃红花会排行最末的十四当家余鱼同。
余鱼同出身江南望族，中过秀才，这般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却爱上有夫之妇骆冰，令人惊诧。笔者读书剑时就有疑惑：金庸为什么在处女作中要写这么一个人物？当时他火候尚浅，寻常的男女情爱都还驾驭不好，偏要刻画更复杂的不伦之恋，他的创作归趣何在？为何相比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霍青桐的爱情纠葛，余鱼同对骆冰的不伦之恋反而写得更见深度？
红花会中，陈家洛数年学艺在外，余鱼同便成了会中仅有的书生。他江南世家子弟的出身，与其他当家迥然有别。半路加入红花会后，即使家道败落，功名已革，他也始终一副文士打扮，举止斯文，爱掉书袋，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他站在会中那群草莽英雄里，和站在汉子堆里的骆冰一样扎眼。纵与大伙相处和睦，也颇为另类，可谓既依凭又游离，内心的孤独免不了。
再瞧金庸，出身江南世家，抗战以来，家业焚于兵火，痛失三位至亲，流徙各地念书，前后两次退学，两次入湘西山林与农夫为伍，可谓饱经忧患，孤苦迷惘。即便如此，农场闲时，他仍手不释卷，1945年8月还试图到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借读。他被农场工友认为“不善管理”，除了口齿障碍，自有基于家世背景、文化修养，难以融入群体的隔阂摆在那。当余兆文逃走后，这种孤独感更增。
骆冰是红花会中唯一女当家，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是以余鱼同为之心折，章驼子也对她格外亲厚。那位彭家娘子在湖光农场想必也是如此，当时农场多为汉子，女眷极少。金庸正为孤苦彷徨的心绪所困，人往往为了排遣孤独，才去结交异性，以期获得心灵的宽慰，她或许恰好慰藉了这位跌入人生谷底的青年。想来两人过从甚密，失了避忌，以致惹出闲话。但身处小小农场，本已动见观瞻，工友们既只提及“暧昧”，那么两人总归是没有发展成恋情，没有逾越伦理的。
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说道：“湘女很多情，很出名的。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笔者按：此指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江堤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彭家娘子离开农场，此时的金庸二十三岁上下。这段情感将发未发，顿成追忆。转瞬十年，他创作首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巧合的是余鱼同也在二十三岁那年放下。
他后来在《卅三剑客图》之
金庸居然在书剑中，就写出“爱上别人妻子”的故事。作家初次创作，经验不足，往往会调用过往的诸多人生体验，因而处女作一般更有“自传”色彩。通常认为余鱼同之于骆冰，折射金庸单恋有夫之妇夏梦，此说以刘国重兄《金庸评传》论述最详。笔者也觉得余鱼同身上倾注了金庸对夏梦的情感，但又知晓：金庸与夏梦相识于1952年，当时金已婚、夏单身，到得1953年3月至11月期间，离异的金庸甚至有机会追求单身的夏梦，而小说中，余单身、骆已婚，虚实情形有所不同。
此时联想到金庸的湘西经历，笔者相信余鱼同、骆冰的形象，绝非取材于一人一事。便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角色是拼凑而成的。如果夏梦是那张“明牌”，彭家娘子兴许就是那张“暗牌”。金庸借余鱼同酒杯，浇胸中块垒，写起余鱼同因骆冰而魂牵梦萦、心乱如沸、自伤自怜和自悔自责，无不跃跃于纸上。若能读懂其中的寄兴深微，回味将更加悠长。
余鱼同身上固然有金庸的自我投影，可以领略其心迹。但读小说却又不可拘泥于对号入座。大作家岂会以简单的摹写、复刻为满足？余鱼同单恋骆冰的故事，是多重文学原型锤炉而成，笔笔似有深意，却又安能一一凿实？读者但凭见识，各有领会。
沅江浪奔浪流，逝水滔滔八十年。湖光农场早无昔日旧观，金庸等人也已归道山，只有门前的青水溶，春风不改旧时波。这湖水，曾照见一位青年风尘困顿，参商永离，又见他寂寥而出，再不回顾。
